在這些演講的第一個演講中，我將美西戰爭作為20世紀上半葉外交的一個前言來談論。現在，我希望討論美國外交史中的另一個事件。在世紀之交的同一歷史時期，這一事件也具有同樣的前言性質：海約翰（John Hay）門戶開放照會的發送。
我想你們都會記得這一事件的基本性質，因為在美國，這一事件已經得到普遍的理解。事件的基本情況是這樣的：當歐洲列強開始瓜分中國並侵佔中國的一部分為自己所獨有的時候，美國國務卿猜到它們的目的，先發制人，通過發出照會部分地挫敗了它們的計畫。該照會要求它們在中國遵循門戶開放原則——各國權利均等的原則——以及中國領土和行政完整原則。當時公眾輿論對該事件的解釋今天被載入教科書，馬克·沙利文（Mark Sallivan）在其題為《我們的時代》（）的論文中對此做了很好的總結：
「門戶開放」政策是一個美國觀念。該政策的提出與其他國家實行的勢力範圍政策形成對照……
「門戶開放」是美國外交史上最值得稱讚的事件之一，是善意的衝動與力量以及精明的談判技巧相結合的一個範例。沒有一個贊成海約翰政策的政治家和國家想要這樣做。這就像要求每一個相信真理的人站出來——說謊者不得不第一個站起來。海約翰徹底看穿了他們；對人性的洞察是他的強項之一。
現在，請記住這個解釋，讓我們進一步了解一下究竟發生了什麼。
1897年底和1898年初，有一個真實而合理的擔憂：中國會被瓜分。在那幾個月里，俄國很明顯地表露出要在滿洲（Manchuria）擁有特殊地位的決心，包括在旅順港（Port Arthur）的海軍基地以及在現在的大連（Dairen）的商港，兩個港口都由跨西伯利亞鐵路連接；德國加強了對膠州灣（Kiaochow）的控制和對山東半島的影響力，法國從南邊和現在的印度支那趕過來，就港口開放、鐵路特許、任命法國人為中國郵政機構負責人和其他一些優惠成功地與中國政府進行談判。
這些偶發事件自然而然地在倫敦引起了特別的關注。在此之前，英國是中國貿易的絕對統治者。它們擁有對中國80%的貿易；所有其他國家加起來，包括我們美國，只佔20%。由於處於一個有利的競爭地位，英國商人總是支持在中國的門戶開放政策——也就是說，消費商品進口的關稅待遇、港口稅等各國均等。現在，他們不能確定，隨著其他大國獲得了勢力範圍，所有這些如何才能實現。這會將英國貿易排除在外，還是不會？
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此前，中國貿易中的主要困難是中國地方當局，而不是世界強國的行動。英國商人一直要求他們自己的政府，認為英國政府忽視外交禮儀、忽視在北京的中國政府，要求英國政府直接進入中國內地，乘著它的炮艦，沿著大河前進，迫使頑固的官吏取消他們設置在商品運輸道路上的障礙和苛捐雜稅。如果這將是其他強國在它們自己的勢力範圍內做的事，那麼這也許是一件好事情。或許英國甚至能夠從中獲利。但是，假設那些強國僅僅是開放內地進行貿易，並將內地據為己有。那麼事情就會更糟。
與英國商人不同，英國政府自身有其他一些擔憂——這些擔憂比英國商人圈的抱怨和憤怒更為嚴重。這些擔憂具有戰略和政治意義。英國政治家們不喜歡俄國要在渤海建立海軍基地的想法。這一切將在哪裡結束？這不會導致俄國對中國的全面控制嗎？在一封與沙皇政府的秘密通信中，英國外交部非常坦率地說出了它的擔憂：
一個與中國有4000多英里陸地邊界（其中一部分邊境離中國首都很近）的偉大的軍事強國，絕不能不對中國地方當局產生相應的影響。女王政府認為以下情形是最為不幸的事情：俄國政府認為必須在渤海灣再控制一個港口，使海灣其他地區無關緊要地繼續留在中國主權之下，俄國就控制了通往中國首都的水路，這將使俄國在海上獲得與其在陸上已經獲得的相同的戰略優勢。
俄國人並不理會這個通訊，一往無前地實施他們的計畫。在大量的擔心和爭論之後，1898年春天，英國政府從兩個方面對這一情勢作出了反應：表面上強調在中國維持門戶開放政策的重要性；私下裡四處尋求與其他國家或是反對俄國戰略入侵中國的國家簽訂某種特殊的協議。但是，在他們的內心深處，他們還有第三條行動路線。當時他們有點不情願採用這條路線。但是在中國的英國商人強烈地催促他們採用這條路線。他們知道，如果其他方法都不奏效，他們就不得不採用這條路線——在長江流域發展他們自己的勢力範圍。在那裡，他們自己的貿易規模最大，在那裡，他們能夠對北京政府施加更為直接的影響。通過發展這樣一個勢力範圍，至少他們能夠確保自己不會被排除在中國最重要的部分之外。此外，或許還會有其他優勢。
正如我說的，1898年春天，他們依然希望他們不需要採用這條路線，但是他們不是很確定。中國的事情正在發生變化。多年來作為英國政策基本原則的門戶開放主義開始普遍地表現出局限性。過去，這僅僅是一個進口消費品為大眾分配和出售的問題。對於這種貿易，門戶開放政策明顯適用，符合英國利益的要求。但是現在，外國對從中國政府獲得鐵路建設和採礦企業的特許權感興趣。在這裡，門戶開放主義並不是真的適用。在戰略上和政治上，這些特許權對於那些希望中國政府在批准這些特許權時僅受商業考慮引導的人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中國政府實際上是被迫決定在中國的這些地區由這一個強國來修建鐵路，在那些地區由另一個強國來修建鐵路。讓各列強的活動在地理上保持某種程度的分散，而不是所有國家在一起毫無目的地打轉，這是一筆划算的交易。如果英國想要參與特許權業務（他們也參與了），他們就標出一個區域，在這個區域內他們的特許權是集中的，其他強國的特許權被排除在外。
因此，除了列強本身的不道德之外，這些所謂的勢力範圍成長的背後還有更深層次的邏輯和必然性。門戶開放主義——這一主義是如此的陳舊，以至於1898年英國議會將之稱為「這個被引用和重複引用的著名短語幾乎是令人生厭的（ad nauseam）」 ——與新情況並不完全相關。但是，英國政府認為，談論門戶開放政策仍然是有用的，並在新聞界給予公開的承認。因為消費品的貿易，還有特許權仍然大量參與其中；他們不希望看到英國商人在世界各地受到排斥；如果商業「開放」政策受到普遍的尊重，那麼它可能會作為一種可靠的約束力量，來約束其他強國的戰略和政治影響力的擴張。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1898年3月（美西戰爭爆發前約一個月），英國政府就門戶開放主義問題與美國政府進行了唯一一次正式的接觸。英國給總統麥金萊發了一封秘密信函，信中指出了其他強國或許會吞併中國的部分領土的危險性，或是以確保自己獲得優厚待遇為條件出租這些領土的危險性。信中詢問「他們是否能夠依靠美國的合作，來反對列強的任何此類行為，萬一意外情況發生，美國是否做好準備加入英國來反對這些措施」。 請注意，它們並不反對勢力範圍。它們只是反對以排除其他國家為條件吞併或出租領土。
沒有證據表明英國外交部很重視這次接觸，或是對其成功抱很大希望。英國外交官對同一時期他們設法應對的其他提案更加感興趣——針對日本和德國。我們的方法很顯然是殖民大臣約瑟夫·張伯倫（Joseph Chamberlain）催促的結果。張伯倫有一位美國妻子，他對英美政治合作給予很高的希望。他在國內政治方面很有權威，在實施外交政策的行動中起到了突出的作用。我懷疑，他穿行於外交部以謀取美國在中國的合作。外交部給我們的政府發送照會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取悅他。甚至可能是為了表明，這個想法沒什麼；但這僅僅是一個猜測。
無論如何，當時這件事毫無下文。華盛頓全神貫注於古巴問題。當時國務院甚至沒有遠東部門。國務卿老約翰·舍曼（John Sherman）不活躍，有些衰老，即將停止工作。實際上，美國政府說「不行」，英國政府也沒有再以任何正式的形式提出這件事。
正如我所說的，人們不能確定英國外交部對這個回答特別失望。但是有一個人是這樣的。他就是海約翰，我們駐倫敦的大使。當進行接觸時，他不在倫敦，他與朋友亨利·亞當斯（Henry Adams）一起在埃及旅行。當他回來聽到發生了什麼事的時候，就坐下來寫信給國務卿，要求重新考慮我們的決定，但卻被告知時間仍不合適。
可以推知，僅僅是從我們與英國關係的角度出發，海約翰才對這一問題感興趣的。海約翰對中國知之甚少，甚至從未去過中國。但是他認為我們不同情英國是不明智的。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應當幫助他們，或許我們會藉此建立某種我們日後也許會用得著的外交信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