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想介紹一下這六個演講的概念。這一概念不是源自對歷史的抽象興趣，而是源自對我們今天所面臨的外交政策問題的專註。
半個世紀前，對於他們的世界環境，美國人有一種安全感，正如我所認為的，自羅馬帝國以來從未有過。今天這種模式幾乎逆轉了——目前，我們的國民意識被一種更大的不安全感所統治，這種不安全感甚至比很多西歐國家的人都要強烈。這些西歐國家離我們關心的主要源頭更近，處於更加脆弱的位置上。現在，其中大部分的改變或許是，無疑是主觀的——是對這一事實的反應，即在1900年，我們誇大了我們所處位置的安全性，並且對我們處理問題的力量和能力有一種過分的自信。然而今天，我們誇大了面臨的危險，並有一種低估我們實際能力的傾向。但是，實際上大多數的改變客觀上也是真實的；在1900年，政治和軍事現實正是這樣，當時，我們沒有什麼要害怕的。但是今天，我坦率地承認，我們面臨的情勢對我而言似乎極度危險和棘手。
是什麼引起了這種顯著的變化？一個如此安全的國家為何會變得如此不安全？這種惡化在何種程度上可以說是「我們的錯」？這種惡化在何種程度上可歸因於我們沒有看清或是考慮到周圍世界的現實？
換句話說，過去五十年里美國對外關係的記錄給我們的經驗教訓是什麼？正如我們，1951年的一代，被無數麻煩和危險所壓迫和包圍，我們周圍的世界的一部分似乎真的要促使我們滅亡，另一部分或者對我們自己或者對它們自己失去了信心，或者對二者都是失去了信心？
在過去的幾個月里，就是這些問題使我去回顧這五十年來國家政策中的一些決定。我當然不能使你抱有這樣的期望：這一系列演講能回答所有的問題，或是能以沒有爭議的方式回答其中任何一個問題。
但是我認為，我們能夠希望的是：它將有助於我們再次回到這一時期國家政策的一些主要階段上去，以回顧什麼是它們的選擇及其結果的觀點再次思考這些問題。我們有很好的理由這樣做。不僅現在對我們來說是可見的事情，在僅僅十年前對人們來說就是不可見的事情，而且我希望我們能夠賦予這一探究以一種新的嚴肅性——這種嚴肅性是由我們對巨大破壞的回憶以及我們有生之年目睹的犧牲所引起的。比起兩次悲慘的世界大戰前的日子，這種嚴肅性更加深思熟慮，更加令人痛心。
我想要討論的第一個問題是美西戰爭。
今天，站在這半個世紀之末而不是之初，我們中的一些人看到了一些基本元素，我們懷疑，美國安全就是以這些元素為基礎建立起來的。我們能夠看到，在我們的大部分歷史中，我們的安全都依賴於英國的地位；對我們國家和英帝國的友好關係來說，加拿大尤其是一個有用的、不可或缺的人質。英國的地位，反過來依賴於歐洲大陸權力均勢的維持。因此，沒有一個歐洲大陸強國能夠支配整個歐亞大陸，這對我們來說至關重要，對英國也是如此。我們的利益在於在內陸國家之間維持某種程度的穩定的均勢。其目的在於，它們中的任何一個都不能影響其他國家的征服，攻取廣袤土地的航海邊界，既是海上強國，也是陸上強國，削弱英國的地位——在這種情況下當然如此——開始進行對我們懷有敵意的海外擴張。這一擴張是以歐洲和亞歐內部巨大的資源為支撐的。看到這些，我們就能理解，歐洲和亞洲周邊大國的繁榮和獨立與我們利害攸關：那些國家的目光投向外部，跨越海洋，而不是向內征服陸地大國。
現在，我們明白了這些，或是認為我們明白了。但是它們對1898年的美國來說幾乎是不可能明白的。那些美國人已經忘記了他們一百多年前的祖先所知道的很多東西。他們已經非常習慣於他們的安全，以至於他們已經忘記了其安全在我們的大陸以外還有任何基礎。他們將我們處在英國艦隊和英國大陸外交背後的得天獨厚的位置，誤認為是避免干涉東半球（Old World）骯髒的分歧的優越的美國智慧和美德的結果。他們沒有注意到變化的第一個徵兆。在接下來的半個世紀里，這些變化註定會打破安全的模式。
當然也有例外。亨利的兄弟，布魯克斯·亞當斯（Brooks Adams）或許比他同時代的任何美國人都更加接近某種關於未來有什麼在等待著我們的知識分子的預感。 但是即使是他也只抓住了問題的一部分。他看到了英國日益增長的脆弱性——英國經濟地位的日益增長的「離心率」（他這樣叫它），英國對美國日益增長的依賴——反之，美國日益增長的對英國的戰略依賴。他覺察到海軍強國和陸軍強國之間區別的極端重要性。他隱約認識到俄國、德國與中國政治合作的危險性。但是他的思想被當時的物質主義所扭曲：高估作為人類活動因素的經濟和貿易，以及相應的低估作為事件原動力的心理和政治反應——恐懼、野心、不安全感、妒忌，甚至是無聊之類的事情。
當時馬漢也在分析國際現實中繪製新路徑——這一路徑會對美國安全的根源進行更深刻的評價。還有其他人或許會被提到。但是他們總共僅僅組成了一個很小的團體。在當時以及隨後的幾年裡，他們的努力甚至沒有被繼承。那些努力可謂懸浮在歷史的半空中——在美國外交事務思維普遍麻木和沾沾自喜的背景下，這些都是智力活動的孤立的努力。他們所有人——所有這些世紀之交較為深刻和敏銳的思想——終止了對歐洲大陸競爭戰場的探究。巧合的是，歐洲大陸是對美國安全來說最重要的事件註定要發生的地方。在歐洲大陸，我們迫切需要對美國利益的因素進行深刻的分析和仔細的辨別。
因此，很顯然，我今天所談論的事件——我們1898年與西班牙的短暫戰爭——發生在這一背景下：這個國家的公眾和政府思考中沒有任何關於美國安全全球框架的重大意識。既然如此，幸運的是，從重要性上來說，戰爭發生的環境以及事件和戰爭自身的結果在很大程度上來說都是局部的和國內的。隨著我以後的幾次演講，並進而談到20世紀的情況時，我們將會看到我們的困境和行動的全球性影響，它們隨著年華的流逝飛速增長。直到二戰，它們肯定是壓倒性的。但是在美西戰爭期間，它們幾乎不存在——奪取菲律賓是我們離它們最近的地方。從世界關係的角度來看，如果一場如此無趣的戰爭值得在今天下午討論，那是因為它是審視我們這半個世紀以來外交政策的序言，是我們某些國家反應和行事方式的簡單的、幾乎不可思議的例證。如果我們要成為大國，有能力處理世界領導者的責任，那麼美西戰爭就揭示了我們註定還要走的路程。
我們與西班牙的戰爭，你們還會記得，源自古巴的一種情況。那些可怕的、悲慘的、絕望的情況中的一個似乎標誌著殖民關係的衰落和枯竭。自那以後，我們已經見過其他類似的情況，其中一些就在不久前發生。西班牙在古巴的統治受到古巴起義者的挑戰。古巴起義者組織渙散、紀律不嚴，但是在各個地方按照游擊隊的經典原則行事，享有游擊隊在本土對抗不受歡迎的外國敵人的所有優勢。西班牙鎮壓反叛的努力無效而殘酷，只取得部分成功。這種情況由來已久，幾十年來一直在零星地發展。二十年前，1875年，總統格蘭特（Grant）在一項總統咨文中將其總結得非常好：
每一方似乎都完全有能力對其他人施加重大的傷害和損害，也能夠對依賴於這個島上和平的關係和利益以重大的傷害；但是他們似乎沒有能力達成和解。雙方迄今都未能取得任何成功，從而一方擁有和控制古巴，將另一方排除在外。在這種情況下，其他一些機構，或是通過調停，或是通過干涉，似乎遲早是終止衝突的唯一選擇。
可以肯定的是，在1875～1895的二十年間，情況有一些改善。但是以後幾年，叛亂再次爆發，這次以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血腥和悲慘的規模爆發。1896年和1897年，叛亂給我們國家的政府、媒體和公眾帶來了日漸增長的擔憂和失望。
當然，嚴格來說，我們有可能這樣說：這不關我們的事，應當讓事情順其自然地發展。我們的國家安全，正如我們今天所認為的，沒有受到威脅。但是，美國的財產利益卻受到損害。代表叛亂者利益的美國議員和軍火銷售商的行為給我們的政府帶來了很多麻煩。最重要的是，美國公眾輿論對古巴的暴力和悲慘深感震驚。我們的情感對20世紀巨大的慘狀和殘忍的行為尚未厭倦。古巴人民的遭遇震撼了我們的情感，激起了我們的憤慨。他們使美國政治家們深信：從長遠來看，古巴的這種狀況對我們的利益來說是不能忍受的，如果西班牙不能成功結束這種局面，我們就應當以我們自己的方式介入。
1897年秋天，情況有些好轉。在西班牙，一個新的、更為溫和的政府上台執政。與之前的政府相比，這個政府在解決這些不幸的問題上表現出了更為強硬的傾向。1897年12月，麥金萊（Mley）總統在國情咨文中注意到了這一改進，並建議我們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