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駐外事務處供職多年之後，我開始負責二戰後的困難年月中構想美國的外交政策。我負責建立了政策規劃司（Policy Planning Staff）這個機構並在其建立之初的幾年裡領導它——這是國務院第一個常規辦公機構。其職能是在我們的時代里，從美國國家利益全局（而不是從一個單一的部分）的角度來思考問題。在這個組織機構中的工作人員很快就意識到：在政府內外，對於構成美國對外關係行為的基本概念，我們缺乏任何普遍的共識。
正是意識到缺乏被充分論述和廣泛接受的支持我們對外關係行為的理論基礎，引起了我的好奇：近年來我們的政治家都受什麼觀念來指導。畢竟，我們被迫應對的那些新奇的和嚴重的問題似乎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兩次世界大戰結局的產物。國際事件的節奏是這樣的：考察美國外交以及美國外交與兩大暴力周期的關係，世紀之交似乎是一個合適的起點。從美西戰爭結束和發出第一封「門戶開放」照會到一戰爆發，十五年過去了。按照國際生活中重大事件的因果關係來衡量，這是一段體面的時期。在這一時期，只要懷有決心並持續不斷地施加影響，像美國這樣強大的國家就能夠明顯地影響世界事務的進程。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間隔期也出現了完全一樣的情況。到1900年，我們普遍意識到，我們的國家力量具有世界意義，我們能夠受到遙遠的事件的影響；從那時起，在很多重要的方面，我們的利益就不斷地以重要的方式被牽涉到這些事件中去了。
在面對這些新問題時，我們的政治家們是被什麼觀念所激勵呢？關於我們國家在外交政策領域的基本概念，他們做出了怎樣的假定？他們認為他們要努力達到的目標是什麼？回顧起來，這些概念是合適和有效的嗎？它們反映出對美國民主與世界環境的關係的更深層次的理解嗎？——這些或許已經被我們遺忘了，但是應當重新使用再次將它們作為我們行為的基礎？還是它們自始至終就是不充分的和膚淺的？
正是這些問題將我的好奇心吸引到過去半個世紀美國外交活動的檔案上來。隨著不斷出現的個人回憶錄、文章，以及研究和分析這種材料的美國學者的卓越努力，這一檔案變得日益豐富。作為外交史領域的新手，我不奢望能夠有助於這項研究工作，我甚至也不奢望對所有與這一論題有關的二手材料做一個全面的考察。因此，本書中的演講僅代表嘗試運用一個門外漢閱讀的主要出版材料——受上面所說的好奇心的鼓舞——去解決手頭的問題並揭示答案。
從我自己的觀點來看，兩個多少有些矛盾的想法使我對這一問題有了特殊的興趣。第一個是認識到，自美西戰爭到二戰結束，美國外交政策的規劃佔去了大量傑出的美國人士的精力和貢獻——這些人才智超群，受過高等教育，對他們誠實的品質和生命的歷練表示深深的敬意。在某些情況下，他們基本上是我們所能提供的最好的人選。如果他們的對外關係哲學的方法是不恰當的，那麼美國對自己與外部世界關係的理解的缺陷，以及美國對塑造這一關係的興趣都深深地根植於國民意識。任何的改變確實都很困難。
與此相伴的一個不可避免的事實是，半個世紀以來，我們的安全，或是我們認為的我們的安全極大降低了。在1900年，這個國家沒有想到其財產和生活方式會受到來自外部世界的任何威脅。到1950年，這個國家似乎除了考慮這一危險之外別無選擇。
對這一情況作何解釋？這在多大程度上是美國外交的錯？如果在一定程度上是美國外交的錯，那麼是什麼錯了——觀念還是實踐？在一定程度上說這或許是我們影響力範圍以外的事情的結果，這些事情是什麼？這些事情預示著什麼？這些事情依舊是可實施的嗎？它們將把我們帶往何處？即使有人認為他有了答案，六個演講也不能詳盡無遺地回答所有問題。因此，本書中的六個演講試圖根據這些問題討論個別事件和情況，希望這一不系統的模式能夠比將我自己對手頭這些材料的反應直接呈現出來的表達效果更好。只有在最後一個演講中，我才努力進行了概括。我可以確信，面對經驗豐富的外交歷史學家的批判性意見，本書在細節方面容易受到批評。本書指出的結論一定會受到廣泛地質疑。如果本書能夠促進對這些問題的進一步的思考，促使智慧的和更有學問的人更好的努力，本書的目的就達到了。
在芝加哥大學的演講採用的是美國二戰時期的外交政策，與蘇美關係問題不直接相關。蘇美問題在我們時代的公眾輿論中引起了深刻的爭論。因此，讓每個人充分認清它們與當前問題的關係或許並不容易。因此，在本書中加入兩篇關於蘇美關係的文章是恰當的。這兩篇文章可以被看做是對將理性的方法運用到當前問題上的一個反應。
這裡，我要對支持研究美國的機構的查爾斯·R.沃爾格林基金會的官員表示感謝，該基金會資助了這六次演講；對《外交事務》的編輯表示感謝，本書的兩篇文章最初發表於此。
喬治·F.凱南
普林斯頓，新澤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