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J.米爾斯海默
喬治·凱南將會作為「遏制政策之父」而青史留名，遏制戰略是整個冷戰期間美國應對蘇聯威脅所採用的戰略。喬治·凱南是冷戰早期一位關鍵的政策制定者。1947年4月，國務卿喬治·馬歇爾（Gee Marshall）讓喬治·凱南建立了政策規劃司（Policy Planning Staff），該機構隨後成為美國國務院的長期智庫。在制定美國外交政策方面，馬歇爾非常倚重凱南的建議。確實，凱南在制訂馬歇爾計畫中起了核心作用。除此之外，在建立自由歐洲電台（Radio Free European）和中央情報局（tral Intelligence Agency，CIA）的秘密行動指揮部中，凱南也起了核心作用。
1926年，普林斯頓大學畢業一年後，凱南以外交官身份開始了其職業生涯。在接下來的二十年里，凱南被派往多個歐洲國家，其中包括三次去德國和蘇聯遊歷。他近距離地目睹了希特勒（Hitler）的崛起和斯大林（Stalin）的統治。因此，在20世紀，凱南對這兩個最強大和最具影響力的歐洲國家所知甚多。在那些年裡，對塑造美國外交政策來說，這兩個國家理所當然比任何其他國家更為重要。
但是，凱南不僅僅是一名外交家和政策制定者，他還是位一流的戰略思想家，具有對美國外交政策提出重大和重要問題的天賦。例如，當著手建立政策規劃司時，他擔負著「從美國國家利益全局的角度」考慮各種問題的重任。他希望確定支撐美國外交政策的「基本概念」（《前言》，第1頁）。 他對弄清美國作為一個民主國家如何與其他國家互動特別感興趣。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二戰後蘇聯崛起為歐洲最強大的國家，凱南對什麼是應對蘇聯的最好戰略這一問題進行了長期而艱苦的思考。
此外，凱南還是一位富有創造性和有條理的思想家。對涉及他的問題，他會提出清晰而大膽的答案，這種情況部分歸因於他挑戰傳統觀點以及提出在政治上被認為是錯誤的觀點的無畏精神。他幾乎總是以他的理解道出真相。但是，他也自然傾向於對國際政治，尤其是美國與外部世界的關係進行歸納總結。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他在以探尋「理論基礎」來解釋美國過去的外交政策，並希望弄清在未來美國領導人如何才能做得更好（《前言》，第1頁）。總之，凱南具有一流的分析能力以及綜觀全局的嗜好。
1950年，凱南離開政府去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工作。其間除短暫出任蘇聯（1952年）和南斯拉夫（1961～1963年）大使外，他的餘生都在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度過。在這裡，凱南使自己成為一流的學者和傑出的公共知識分子。凱南撰寫了大量的文章和著作，其中兩部同時獲得普利策新聞獎（Pulitzer Prizes）和國家圖書獎（National Book Awards）。直到生命的盡頭，他仍然參與公共事務。例如，1980年他認為美國應當對其核武器採取「不首先使用」政策；當近100歲高齡時，他仍然反對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
《美國大外交》是凱南著作中最重要的一部，用他的話說，這就是為什麼此書一直受到「持久關注」的原因（《前言，1985》，第1頁）。本書最前面的五篇摘選文章是他1951年在芝加哥大學的沃爾格林基金會的演講。第六篇摘選文章是他1947年在《外交事務》雜誌上發表的著名文章。在這篇文章中，凱南闡明了遏制蘇聯的理由。第七篇摘選文章是另一篇《外交事務》上的文章（1951年），這篇文章論及美國應當如何思考蘇聯內部的變化。最後兩篇摘選文章是1984年凱南在格林內爾學院的演講。其中，凱南回顧了沃爾格林的演講並為聽眾提供了新經驗。
在芝加哥首場演講的開始，凱南就闡明了貫穿《美國大外交》一書的中心難題。凱南相信，在1990年，美國非常安全，但五十年之後，美國會非常不安全。他寫道：「半個世紀前，對於他們的世界環境，美國人有一種安全感，正如我所認為的，自羅馬帝國以來從未有過。今天這種模式幾乎逆轉了……我坦率地承認，我們面臨的情勢對我而言似乎極度危險和棘手（3）。」凱南的目標是要弄清：「什麼引起了這種顯著的變化？一個如此安全的國家為何會變得如此不安全？這種惡化在何種程度上可以說是『我們的錯』？這種惡化在何種程度上可歸因於我們沒有看清或是沒有考慮到周圍世界的現實？（4）」
在設法解決此問題的過程中，關於美國的安全是如何直接受到亞洲和歐洲權力均衡的影響這一問題，凱南提出了很多明智的觀點。尤其是凱南闡明了在20世紀上半葉，美國外交政策如何受到歐洲權力均勢變化的影響。自然，他的敘述包括在二戰後遏制政策的採用。而且，關於軍事力量和國際法的局限以及在其他國家試圖實施社會工程的危險，《美國大外交》一書提供了聰明的見解。凱南為追求謙遜而非傲慢的外交政策提出了強有力的理由。這些議題都與當代美國有關。
最後，《美國大外交》用大量篇幅描述自由主義與現實主義之間的衝突。兩者間的衝突長期以來是學者和美國外交政策實踐者之間關鍵的知識鴻溝。凱南是現實主義者，正如他同時代的其他著名現實主義者——記者沃爾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學者漢斯·摩根索（Hans Menthau）和神學家萊因霍爾德·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凱南認為，美國外交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自由主義思想驅動的，而自由主義思想通常會使美國陷入困境。事實上，凱南斷言，自由主義（凱南將自由主義等同於條文主義和道德主義）要為1950年美國所面臨的外交政策問題負主要責任。
雖然每一個認真的國際政治專業的學者都應當接觸凱南的觀點，但是他們沒有必要認同凱南所有的觀點。實際上我認為凱南的一些觀點是錯誤的。最重要的是，我不同意他的這一斷言：20世紀上半葉，美國無視強權政治而去追求自由主義的外交政策。凱南認為，像美國這樣的自由民主國家，其行為與其他類型的國家截然不同。美國在國際政治的嚴酷世界中處於劣勢。我認為凱南的這一說法是錯誤的，我認為《美國大外交》一書有大量的證據支持我的觀點。然而，這些問題與這本經典著作中豐富的深刻見解相比，就微不足道了。
地緣政治與美國安全
凱南認為，權力是國際政治的貨幣，儘管大多數美國人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他們國家的安全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歐洲權力均勢。對美國而言，理想的境況就是歐洲「均衡」，或是我所說的平衡的多級體系。 特別是，在歐洲大陸上應當有少數幾個大國，任何一個大國都沒有足夠的軍事力量去支配其他國家。英國地處歐洲但不在歐洲大陸，應當扮演離岸平衡手的角色。換言之，當需要遏制一個國家因過分自大而試圖引起不均衡時，英國應當在歐洲大陸使用軍事力量。凱南認為，平衡的多極化有利於歐洲的和平並使美國安全。因為沒有歐洲大國能威脅歐洲的穩定和美國的安全（99）。
對歐洲和平和美國安全的巨大威脅是地區霸權，即一個特彆強大的大陸國家能夠支配整個歐洲。凱南寫道：「沒有一個歐洲大陸強國能夠支配整個歐亞大陸，這對我們和英國來說都是至關重要的。」他的推論直截了當：歐洲霸權應當「既是海上強國，也是陸上強國，削弱英國的地位——在這種情況下當然如此——開始進行對我們懷有敵意的海外擴張。這一擴張是以亞歐大陸內部巨大的資源為支撐的」（6）。相反，如果歐洲存在均衡，那麼任何一個歐洲強國都很難自由地在世界各地馳騁——尤其是在西半球——因為它會整天擔心其鄰國會在美國後院製造麻煩。
凱南認為，美國依賴於英國維持歐洲權力均勢，英國在幾個世紀以來成功地做到了這一點。結果就是，美國「處在英國艦隊和英國大陸外交背後」，以得天獨厚的位置安全且容易地行事（6）。實際上，倫敦和華盛頓都對確保沒有一個大陸強國能夠控制歐洲這一問題十分關注。但是，由於英國在地理上接近歐洲大陸，美國能夠袖手旁觀，讓英國採取一切必要措施遏制有抱負的歐洲霸權。簡而言之，美國可以把責任推卸給英國，英國實際上是美國的第一道防線。
然而，如果英國陷入麻煩，不能完成任務，美國就不得不插手，幫助遏制潛在的霸權。凱南說，這一邏輯解釋了為什麼威爾遜政府在一戰中，甚至在1917年4月美國參戰前就對英國提供援助。凱南寫道：「隨著時間的推移，沿著這樣的前景，無疑發生了一些截然不同的事情：意識到協約國（Eetente powers）失敗的危險，並意識到作為世界強國的英國被淘汰出局對我們的世界地位帶來的損害……其結果就是日益增長的親協約國情緒。」儘管美國「由於一個中立問題」參戰，然而，一旦它與德國交手，就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