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當斯認為他跋涉500英里回到昆西市，意味著他最終退出了政治舞台，這再正確不過了。到家的時候，他注意到穀倉旁邊的空地已經長滿了野草，這讓他隨口說了一句輕率的話：他「成功地用……榮譽和美德換來了肥料」。他返回家裡的那天，下了一場暴風雨，他認為這是上天的一個預兆，預示麻煩將緊跟著步入他的退休生活——這種生活正如他自己所言：「以自然元素的發酵來替代道德、智識和政治世界的革命。」作為一個曾經推動那些政治革命的人，他曾宣稱自己在暴風雨中也會從容不迫。然而現在，在他六十六歲高齡的時候，渴望一點安寧難道有什麼不自然嗎？「現在已經遠離了所有的陰謀，而且已經擺脫了攪動這個世界的所有或大或小的激情，」他解釋道，「我希望我能夠享受到比以前任何時候都要多的寧靜。」
追隨亞當斯的麻煩並不是那場似乎伴他而來的暴風雨，而是那些藏在他內心深處的、始終與他如影隨形的東西。阿比蓋爾在1801年7月發現，他在田間與其他僱傭工人一起工作，一邊揮動鐮刀，一邊念念有詞，咒罵著他的政治對手。從我們所知道的他的私人信件中，我們了解到漢密爾頓是其敵人名單上的第一名。他說漢密爾頓是「一個蘇格蘭小販乳臭未乾的私生子」，「像波拿巴一樣有野心，卻沒有波拿巴勇敢，而且要不是我，他肯定將讓美國捲入一場與法蘭西的戰爭以及一場自己人打自己人的內戰之中」。
名單下面離漢密爾頓不遠的就是他以前的朋友兼總統職位繼任者傑斐遜了。儘管他對傑斐遜的憎恨要少很多，然而他所受的傷害可要多很多。他們曾經一起完成了那麼多成就。1776年一起與時局抗爭，1780年代在歐洲代表美國，華盛頓掌權期間超越了政治上的不同見解。然而，在他自己擔任總統期間，亞當斯相信傑斐遜出賣了他以及他們之間的友誼。然而，傑斐遜是以如此間接、如此狡猾的方式完成這一切的，就好像一個入室搶劫者沒有留下任何指紋一樣。傑斐遜是「一個如影子一般的人」，亞當斯現在這樣認為，這個人的性格「就像大河一樣，深不見底、無聲無息」。當評論其他政敵時，亞當斯表現得相當有「文采」。例如，托馬斯·潘恩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森林之神 ……是一隻介於豬和狗之間、野豬騎在母狼身上而最終生產出來的雜種」。然而，談到傑斐遜的時候，這種「有聲有色」的諢名以及不相關的形象就不那麼容易出現了。當一個人的核心品格難以捉摸時，就很難具體地談論這個人了。
亞當斯本人對傑斐遜的複雜情感最終通過阿比蓋爾表露出來。這是一段心酸痛苦的經歷。1804年，傑斐遜的次女瑪麗亞·傑斐遜·埃普斯在分娩期間死於併發症。阿比蓋爾決定寫一封慰問信，並解釋說：「各種原因讓我一直沒有執筆寫信，然而現在我心靈上的強烈情感衝破了種種羈絆。」她在信中回憶了自己當時照顧剛剛到達倫敦的九歲瑪麗亞的情景。阿比蓋爾向傑斐遜坦言道：「一段時間以來，我以為這一生不會有什麼事情會再激起我們相互之間的同情了。」然而失去一個孩子的痛苦超越了她理性上的剋制。她希望傑斐遜知道，此時她的心與他在一起。
傑斐遜在理解一封信的語氣語調上通常都有著非常敏銳的感覺，然而這一次，他沒有注意到阿比蓋爾寫下的明顯的警示，認為她的來信是一種恢複友誼的邀請。他抓住機會回憶了一下他和亞當斯長久的政治合作歷程。「友好之情陪伴我們度過了許多漫長的、重要的歷史時刻，」他寫道，「我們從政治經歷和反思中得出的不同結論，從來沒有影響過我們相互之間的敬意。」儘管他倆曾兩次同台競選總統，然而傑斐遜堅持認為「我們從來沒有成為對方的障礙」。政治對立從來沒有銷蝕他們之間的尊重之情。
傑斐遜坦承，他只有一次認為亞當斯的決定是「針對個人的不友好行為」。這個不友好行為是，亞當斯在擔任總統的最後幾個星期任命了許多聯邦黨人來填補法官職位空缺。這些法官——被帶著某種誤導性說成「午夜法官」——是在總統選舉之後任命的，因此就讓傑斐遜沒有機會來自己選擇法官。（最主要的不友好行為是，任命約翰·馬歇爾擔任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可以說約翰·馬歇爾是亞當斯最持久的反傑斐遜遺產，這部分是因為馬歇爾在法官之中享有權威，部分是因為傑斐遜和馬歇爾相互鄙視。）但是這種不友好行為，正如傑斐遜所言，「為友誼留下了一些可以被原諒的東西」，因此「在思考了一段時間之後……我衷心地原諒了這一點，又回到以前那種對他（亞當斯）的尊重上來」。
傑斐遜的信讓阿比蓋爾憤怒不已，儘管她保持了剋制。「你高興地談到了一些讓我必須回信的話題。」她這樣開了一個帶著不祥意味的頭。傑斐遜認為自己是受害方，有一種道德上的優越感，因此可以原諒她丈夫。這種想法本身，就是荒謬的。既然傑斐遜談到了政治背叛問題，那就請傑斐遜先生「原諒我在這裡自由討論……這種討論打碎了之前讓我感覺尷尬的枷鎖」。鬱積已久的憤怒噴涌而出：「現在，先生，我完全坦白地告訴你，到底是什麼切斷了以前的友誼紐帶，而且我要讓你看到，我現在對你的看法已經與我曾經的看法非常不同了。」
在對亞當斯離任之前任命法官的做法進行了猛烈辯護之後，阿比蓋爾直接攻擊了傑斐遜的品格。她宣稱，在亞當斯的整個總統任期內，傑斐遜一直利用自己的副總統職位，來破壞傑斐遜被選民選來輔佐的那個人的政策。這已經壞透了。然而，最嚴重的冒犯行為發生在1800年選舉期間。傑斐遜在那次痛苦而激烈的競選中，犯下了「最黑暗的誹謗罪，並說了最嚴重的謊言」。表面上看似冷淡、超然的傑斐遜，暗中卻僱用了諸如詹姆斯·卡倫德這樣的造謠中傷專家，對亞當斯進行最為蠻橫無恥的誹謗：亞當斯精神失常，亞當斯試圖加冕稱王，亞當斯計畫讓約翰·昆西·亞當斯接替自己的總統職位。「這些，先生，我認為是對個人的傷害，」阿比蓋爾說道，「是砍掉戈耳迪之結的那把利劍。」臭名昭著的卡倫德後來轉而攻擊傑斐遜，並指控他與他的家務奴隸薩利·海明斯有性關係，這是極富諷刺意味的，而且也是完全罪有應得的。「你所珍愛的毒蛇，」她心滿意足地說道，「最終反過頭來咬了養育它的那隻手。」因此，若有什麼需要原諒的話，這種原諒應當都是由亞當斯所賜。同時，傑斐遜應當搜尋一下自己的靈魂。她最後用文字摑了傑斐遜一個耳光：「朋友之傷，源於忠誠。」
在傑斐遜眾多的通信之中，他從來沒有收到過這樣的信。沒錯，他有自己的誹謗者，然而聯邦黨人通常是在公共媒體上攻擊他，他可以而且確實將這種攻擊當作黨派主義的輿論宣傳，並對它們嗤之以鼻。然而，阿比蓋爾的指控卻是私下的、個人的，是來自他所尊重的親密朋友的。而且，這些指控完全超出了政治上的黨派主義，關涉榮譽和信任問題。他的第一反應就是明確指出共和黨和聯邦黨雙方都在1800年選舉中說謊並歪曲事實，他遭受的「誹謗與謊言」和亞當斯所遭受的是等同的。（這完全是真實的。）接著，他認為「了解我們的任何人，都不大可能相信我們曾經捲入那種骯髒的事情」。實際上，在讓卡倫德誹謗亞當斯一事上，他沒有發揮過任何作用。（這是謊話。）「不論那些人如何挑我的毛病，」傑斐遜懇求道，「我都已經學會了置之不理。」然而對像阿比蓋爾這樣的朋友而言，「我知道這些朋友的心靈充滿智慧，只需要指出事實，就可以使他們的心靈恢複常態，我無法無動於衷」。
阿比蓋爾對傑斐遜的辯解充耳不聞。在她看來，傑斐遜的否認正好證明了他的口是心非。他捲入幕後的政治陰謀是眾所周知的。阿比蓋爾最初不肯承認這一事實，因為如她所言：「我的心在接受那些被理性強加的信念方面，是比較遲緩的。」即使現在，她承認：「我心中還留存著對你的友愛之情，哪怕現在對你的尊重已經煙消雲散了。」但不容否認的是，為了贏得選舉，傑斐遜將自己的榮譽都抵押出去了。批評他的那些聯邦黨人一直指控他是一個只有黨派而沒有原則的人。「請原諒我，先生，」阿比蓋爾最後說道，「我擔心你確實如此。」
我們可以合理地肯定，在這簡短的連珠炮中，阿比蓋爾不僅是在為自己說話，也是代表她丈夫說話。亞當斯夫婦指責傑斐遜犯下了兩樁嚴重罪行，這兩樁罪行違反了約束獨立戰爭那一代領導層的不成文的政治榮譽法則。傑斐遜的第一樁罪行（這樁罪行在我們今天聽來可能既離奇又不合時宜）是，他親自捲入了自己的總統競選運動，而且是只帶著一個目標來開展選舉活動的：贏得總統選舉。這就是控訴傑斐遜是一個只有黨派的人的核心之義。這種行為在19世紀中葉變成了政治生活中一種可接受的甚至為人所期望的特徵，而且至今仍是如此。然而，在獨立戰爭那一代人的歷史環境下，讓自己忠誠於某個政黨是不合法的。這種行為違反了當時人們認定的擁有管理公共事務資格之人所必須具備的兩個素質：美德與公正無私。華盛頓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