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華盛頓所享有的崇高地位，新生的美利堅合眾國在1796年之前成功避免了真正競爭性的總統選舉。如果當時出現了競爭性總統選舉，如何讓它不導致國家分裂，直到今天還是人們不斷猜測與思考的話題。儘管在關於《傑伊條約》的辯論中已經出現了少量的、常規化的政黨機制，但當時還不存在任何類似於現代政黨的有組織的運作結構。選出選舉人以組成選舉團，各州採用的方法大不相同。而且，候選人可以公開拉選票的觀念本身就違背了一種原則假設：這種行為本身就代表候選人承認自己不配擔任聯邦職務。
儘管在華盛頓第二任期內聯邦黨人和共和黨人已經出現了明顯的政治分野，而且新聞界里那些狂熱的評論者也以黨派主義的方式相互猛烈攻擊，但是政黨標籤和以具體問題為導向的公共平台的重要性，仍然比不上候選人的獨立戰爭資歷。二十年過去了，對「1776年精神」的記憶依舊清晰，擔任總統的主要條件依舊是個人在1776～1789年獨立鬥爭中所扮演的歷史角色。只有那些在這項事業風雨飄搖之際，勇敢站出來並在全國範圍內推進這項事業的政治領袖，才有資格成為美國總統。
有希望擔任總統的有二三十人，其中塞繆爾·亞當斯、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帕特里克·亨利和詹姆斯·麥迪遜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支持。但是，任何人列出的名單中，佔據頭四名的名字幾乎都是一樣的：喬治·華盛頓、本傑明·富蘭克林、約翰·亞當斯和托馬斯·傑斐遜。當然，到1796年時，華盛頓已經完成了自己的總統使命，富蘭克林也已經與世長辭，只剩下亞當斯和傑斐遜這兩個選擇了。到1796年春，總統將在兩人之間誕生。
他倆是不諧和的一對，但是每個人似乎都認為歷史將他們聯結到一起。所有人一眼就能看出兩人之間的不諧和：亞當斯是一個又矮又胖、勇於承認錯誤的新英格蘭人，而傑斐遜則是一個又高又瘦、端莊寡言的弗吉尼亞人；亞當斯易怒、好鬥，而且能言善辯，他最喜愛的交談形式就是辯論，而傑斐遜則總是冷靜、自我剋制和謎一樣的人，他認為辯論是對他自己腦海中自然和諧之音的違背。我們可以繼續羅列下去：一個是北方佬，另一個是南方種植園主；一個是辯論家，另一個是作家；一個是一隻牛頭犬，另一個是一隻灰狗。他倆是美國獨立戰爭那一代中最奇怪的一對。
正是獨立戰爭將他倆拉到一起。他們在大陸會議期間曾肩並肩地工作，二人都堅定地反對與英格蘭講和，都是起草《獨立宣言》委員會的成員。1784年，他們又在巴黎相聚。在那裡，傑斐遜成了亞當斯家中的非正式成員，而且正如阿比蓋爾·亞當斯所言，「傑斐遜是我的另一半能夠以完全自由和自我保留的方式進行交往的唯一一人」。第二年，傑斐遜又到倫敦並在亞當斯夫婦家待了數星期之久。在那裡，這兩位美國公使，一起忍受了喬治三世對他們的侮辱：當時在一次正式的宮廷儀式上，喬治三世故作賣弄地不理睬他們。亞當斯從來沒有忘記那個場景，他也從來沒有忘記當時站在他旁邊的朋友。
毫無疑問，兩人之間存在重要的政治和意識形態差異，這種差異構成了他們1790年代站在對立的黨派立場上的基礎。然而，兩人意氣相投，曾共同經歷過獨立戰爭和對他們的人生產生重要影響的事件，因此亞當斯和傑斐遜在個人情感層面的緊密關係超越了純粹的哲學思想上的差異。他們是經歷了1776年痛苦與歡欣的「兄弟會」成員。不管後來有什麼分歧，都不可能動搖這種根深蒂固的親密關係。他們了解、信任甚至熱愛對方的理由是不言而喻的。
因此，這兩個1796年總統競選的主要對手，不僅都擁有無可挑剔的獨立戰爭資歷，而且作為一個團隊而贏得榮譽。在獨立戰爭那一代中，有幾個推動了歷史發展的合作典型：華盛頓和漢密爾頓在獨立戰爭中的合作，以及後來在華盛頓第二任期內的合作；漢密爾頓和麥迪遜在撰寫《聯邦黨人文集》上的合作；麥迪遜和傑斐遜在協調共和黨反對漢密爾頓金融計畫和後來反對《傑伊條約》上的合作。但亞當斯-傑斐遜合作是所有合作中最偉大的一例，這部分因為他們兩人的重要影響力和相互對立的政治立場。在他們二人之間做出選擇，就好像是在美國獨立戰爭的大腦和心靈之間做出選擇一樣。
如果獨立戰爭資歷是評判的主要標準，那麼亞當斯幾乎是不可擊敗的。他的職業生涯（實際上他的一生）都是美國獨立戰爭造就的。反過來他也將美國獨立當作自己畢生的事業。或許富蘭克林和漢密爾頓可以算得上這群人中最沒有背景的，但是亞當斯如果出生在英國或者歐洲的話，終其一生都會是默默無聞的那種人。
還好，1735年，他出生在波士頓以南12英里的布雷茵特里，父親是農夫和鞋匠，他將亞當斯送到哈佛讀書，希望他將來能夠成為牧師。大學畢業後的十年中，他一直都在探索自己的靈魂，期望獲得神啟；與此同時，他先是當鄉村教師，然後成為實習律師來維持生計。1760年代中期，兩個重大事件決定了他的命運：其一，1764年他與阿比蓋爾·史密斯成婚，二人發展了一種平等而親密的合作關係；其二，他站出來領導了反對《印花稅法案》和反對不列顛對美洲殖民地實施的任何政策的運動。美國獨立成了神對他的召喚，成了他以近代清教徒般的熱忱來追求的使命：這個牧師的會眾就是美國人民。
儘管亞當斯因對自己的懷疑而深感苦惱，但他從來沒有懷疑過自己的事業。到1774年召開大陸會議時，他和他的表哥塞繆爾已經成了新英格蘭反對不列顛權威的著名人物。在大陸會議內部的辯論中，由於約翰·亞當斯譴責與英格蘭達成任何妥協，由於他的《政府論》（這篇文章後來成了數個州制定憲法的指導文件），他獲得了「獨立事業的阿特拉斯」美譽。當大陸會議的其他代表還在繼續尋找避免與不列顛決裂的途徑時，亞當斯就堅持認為獨立戰爭已經開始了。他成功說服華盛頓擔任大陸軍總司令，並親自選擇傑斐遜來起草《獨立宣言》，這是旨在贏得弗吉尼亞對獨立戰爭的支持的兩個戰略決定。他擔任戰爭和法令委員會主席長達一年多的時間，並在戰鬥最激烈、最不確定的時候，扮演了戰爭部長的角色。
1777年大陸會議決定讓他到巴黎與富蘭克林會合，同法國就聯盟事宜進行談判。他在1779年回國了幾個月，剛好讓他有時間幾乎是單獨起草馬薩諸塞州州憲法。接著他就回到了巴黎，繼續就結束這場戰爭的和平條約進行談判。這次經歷造成了他對富蘭克林的終生敵意：富蘭克林發現約翰·亞當斯有著令人不可忍受的嚴厲，而且過於勤奮。（亞當斯認為，富蘭克林對法國動機的看法過於天真：法國當然是反英國的，但是它並不親美；他還認為富蘭克林過於陶醉於自己作為在巴黎的終極美國人的地位。）直到1788年，他都待在歐洲，首先是與傑斐遜共同就新生美國的法律承認問題以及從阿姆斯特丹的荷蘭銀行那裡貸款等事宜進行談判，接著作為美國派駐聖詹姆斯王朝的第一任公使來到倫敦。正是在這裡，他的這個長久信念得到了確認：英格蘭「對我們的在乎還不如其對塞米諾爾族印第安人的在乎」。他無法出席制憲會議，這讓所有人都感到遺憾，因為他和麥迪遜被認為是美國國內在政府問題上最有學問的兩個人。他利用自己在倫敦的閑暇時光寫下了長達三卷的政治哲學著作，題目是「為美利堅合眾國憲法辯護」，該書強調了強勢行政部門、兩院制立法機構和制衡原則的優點。他及時回到了美國，從而被選舉為美利堅合眾國第一任副總統，這被大部分觀察家，包括亞當斯本人在內，解釋為民眾對他為美國獨立做出的歷史貢獻的承認。美國那些偉人中，富蘭克林已經年邁體衰，因而亞當斯此時得到了「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地位。
他的聲譽被兩個幾乎是災難性的挫折損害了，其中一個是他無法控制的，另一個則要歸咎於他自己的反覆無常。前一個挫折是，亞當斯不幸成了他所描述的「人類曾經發明或者想像過的最不重要職位」的第一個佔據者。後來擔任副總統的那些人不斷補充和延長著那種半幽默式的抱怨：副總統就是被囚禁在了肅穆莊嚴的政治監獄之中（例如，「這個職位連一桶唾沫都不值」），然而是亞當斯最先編造出那些笑話的，因為他是第一個經歷這種矛盾的美國著名政治家：儘管離最高權力只有一個心跳的距離，卻只能在政治的死胡同中憔悴凋萎。
根據憲法，副總統的職責有二：在總統死亡、生病或者被剝奪職位之時，執掌總統之位；在參議院中擔任臨時總統，只在需要打破參議院投票僵局時投票。在擔任副總統的八年中，亞當斯所投票數——至少三十一次，甚至可能多達三十八次——比之後任何一位副總統所投票數都要多。這部分是因為當時參議院的規模比較小，更容易出現僵局。但是，在亞當斯初次試圖參加辯論之後，參議員們決定副總統是不能被允許說話的。亞當斯在給阿比蓋爾的信中寫道：「每天都要聽別人說話達五個鐘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