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790年代上半葉，美國政治生活中最接近不證自明的真理的人物，只有喬治·華盛頓。作為那個時代的傳奇，美國人自1776年（也就是說在國家尚未成立之時）就將他視為「國父」了。在他1789年擔任總統之時（讓其他任何人擔任總統在當時都是不可想像的），關於華盛頓聲望的各種神話已經如雕像上的常春藤一般瘋狂生長起來，華盛頓本人完全被籠罩在一種無所不能的光環之下，使區分他作為凡人所擁有的才能和他的那些英雄主義成就變得幾乎不可能。
在那些難以置信的故事中，某些恰巧是真實的。愛德華·布雷多克將軍1775年在匹茲堡外對法國軍隊的進攻以失敗告終，年輕的華盛頓與丹尼爾·布恩一道將倖存者召集起來，儘管這個過程中他先後從兩匹馬上跌落下來，外套上有多處彈孔，褲子上也多處被擦破。1781年在約克鎮，在一次炮火攻擊的槍林彈雨之中，他站在一堵矮牆上達15分鐘之久，完全不理會那些試圖拉他下來的助手，直到他完全探清戰場形勢為止。當華盛頓開口談論國家命運之時，人們洗耳恭聽。
如果這個新生國家有一座奧林匹斯山的話，所有那些次要的神都只能遠遠站在山坡下。唯一能夠和華盛頓爭奪最高地位的只有本傑明·富蘭克林，但是在1790年去世之前，富蘭克林本人已經承認了華盛頓的至高地位。富蘭克林以其典型的姿態，將自己的手杖遺贈給了華盛頓，好像是要幫助這位將軍邁向不朽之路一樣。「若說這是根權杖的話，」富蘭克林說道，「他應當得到它，而且完全與之相稱。」
在1790年代的美國，華盛頓的形象無處不在，在繪畫中、報紙中、紀念盒中，在硬幣上、銀器上、碟子上、家庭小擺設上。人們對他的親密情感似乎會永存下去。他的指揮官身份已經成了獨立戰爭年代每一個重大事件的核心特徵：1775～1783年大陸軍的關鍵人物、1787年制憲會議主席，以及自1789年以來擔任這個羽翼未豐的聯邦政府的第一任最高行政首腦。他讓獨立戰爭時代的狂想曲變成了有血有肉的可感知的現實，是美國唯一一位不可或缺的人物。華盛頓是引力核心，防止美國獨立戰爭步入混亂軌道；他是穩定的中心，圍繞在他的周圍，獨立戰爭的能量才能得以形成。正如當時一句流行的祝酒詞，他是「將所有的心靈團結起來的人」。他是宙斯、摩西和辛辛納圖斯三者合一的美國偉人。
1796年9月19日，一篇致美利堅合眾國人民的文章出現在了費城的重要報紙《美國廣告者日報》的內版上。這份聲明非常簡單，體現出作者精心設計的平易措辭。它是這樣開始的：「朋友們，公民們：重新選舉一個公民來主持美利堅合眾國政府的行政工作，已經為期不遠了……我認為此時將我的決定告知諸位是恰當的，尤其是考慮到這將有助於公眾意見的更明確表達。這個決定就是我將不再接受進入候選人名單。」這份聲明以未加任何頭銜的簽名結束，表現出作者的自謙姿態——「喬治·華盛頓，美利堅合眾國」。
隨後的幾個星期中，國內所有主要的報紙都轉載了這篇文章，儘管只有《新罕布希爾快報》給它加上了將永載史冊的標題——「華盛頓的告別演說」。當時人們幾乎馬上就開始對文章內容展開了辯論，一個生動而愚蠢的論辯出現了：它到底是華盛頓寫的，還是漢密爾頓寫的。在之後更長的時間裡，這份告別演說獲得了超越一切的不凡地位，與《獨立宣言》和林肯葛底斯堡演說一道成為對美國必須永久遵循的原則的基本宣言，莊嚴的語調也使它成為充滿陳腐智慧的政治場景中的永久試金石。19世紀末，國會讓在華盛頓誕辰日朗讀這份演說成為一項強制性儀式。同時，幾代歷史學家在美國外交研究者的帶領下，將解釋這份告別演說變成了一種專門研究，並對蘊含其中的孤立主義外交政策和美國兩黨政治做了無數評論。
但在當時，這些矯揉造作的姿態或解釋根本就沒有多大意義（如果存在意義的話）。真正有意義的而且大多數讀者認為真正重要的事情是，喬治·華盛頓要退休了。當然，人們也馬上領悟到這個決定在憲法上的意義：華盛頓在連任兩屆總統之後自動放棄了總統職位，確立了一個直到1940年才被富蘭克林·羅斯福打破的先例。（這個先例於1951年被憲法第二十二修正案重新確認。）但是，即使是這個在確立總統輪換制的共和原則上發揮關鍵作用的里程碑式先例，相比於另一個更為根本的政治和心理認知，還是顯得黯然失色。
二十年來，在獨立戰爭和共和政府實踐的整個期間，華盛頓一直都是這個國家的舵手。現在他正航向自己的遲暮之年。他確立的這個先例現在看來可能是令人振奮的，可是在當時，最為耀眼和最令人難過的現實是，沒有華盛頓的美利堅合眾國這個事實本身是前所未有的。這份告別演說，正如幾位評論家所指出的，顯得有點奇怪，因為它並不是一份真正的告別演說，它從來就不是以口頭演說的形式發布的。因此，最恰當的說法是一封「告別信」，因為它在形式和語調上都像是寫給美國人民的一封公開信，告訴他們現在他們需要獨立前行了。
內幕人士在六個月以前就覺察到這一天快要到來了。1796年2月時，華盛頓曾就起草某種形式的告別聲明找過漢密爾頓。不久之後，政府內部的消息網路嗅到了氣味。當月末，詹姆斯·麥迪遜寫信給正在巴黎的詹姆斯·門羅：「非常肯定的是，華盛頓總統不會在此次任期結束之後繼續擔任總統。」發表告別演說前夕，馬薩諸塞州的聯邦黨人領袖菲舍·艾姆斯預言，華盛頓即將發表的聲明將成為「開啟黨派競爭的信號」，但是實際上這種競賽已經在此前的春季和夏季非正式地、如火如荼地展開了。例如，在5月，麥迪遜就猜測（事實證明他的猜測是正確的）美國歷史上第一次總統競選，「傑斐遜可能是一方，亞當斯明顯是另一方」。仲夏之時，華盛頓本人已經開始向朋友們透露自己任期結束之時離開政府的強烈願望，「自此之後，天底下沒有什麼我能預見到的東西能夠再次將我從私人生活中拉回來了」。實際上，在整個第二任期期間，他就已經做出種種暗示，說自己「已經到了人生轉折期」，過於年邁無法勝任這項工作，並多次重複他的口頭禪：他渴望在弗農山莊的「葡萄樹和無花果樹」下，享受「光榮的孤立感」。
他是認真的嗎？對勞累的政治生活的哀嘆和對退隱田園的大力讚美，已經成了獨立戰爭那一代（特別是弗吉尼亞王朝）領導人慣常的甚至是程式化的姿態。每個人都知道西塞羅和維吉爾描述的、以辛辛納圖斯為代表的晚年隱居經典模式。宣布自己要脫離喧鬧的政治生活，回到原野或者農場的自然節奏之中，這幾乎成了一種修辭慣例。如果說華盛頓的退休之歌以「葡萄樹和無花果樹」為特徵，那麼傑斐遜的告別則以偶像化的「我的家庭、我的農場和我的書籍」為特徵。這種特徵後來變得如此普通，以至於如西塞羅般充滿抱負的約翰·亞當斯宣稱，弗吉尼亞人已經用盡了西塞羅式的行為表現。「看起來讓自己變得偉大的方式就是退休，」他在1796年給阿比蓋爾的信中這樣寫道，「政治植物是如何在陰影之中生長起來的，這真是令人感到驚奇。」華盛頓甚至在1789年就任總統之前就威脅稱自己要退休了，而且在1792年第二次當選之前也重複著同樣的威脅。儘管在這些情況下華盛頓都是真誠的，但他對體面退休的偏好總是被另一種更公開的美德壓倒，這種美德本身被其他政界人士的一致判斷強化了：華盛頓，也只有華盛頓，才是不可或缺的。為什麼在1796年會出現不同的結果呢？
答案很簡單：年齡。在華盛頓一生的大部分時間裡，身體強健一直都是他的無價財富。身高接近6英尺4英寸、體重略超200磅的他，比同時代男性整整高出了一個頭。（約翰·亞當斯稱，華盛頓每次都被選為國家行動領導人的原因，就在於他總是屋子裡面個子最高的。）若對他的身體特徵進行客觀描述的話，他幾乎就像一個醜陋的畸形人：臉上布滿麻點、齲齒嚴重、眼窩深陷、鼻子過大、臀部肥厚、手腳大得驚人。然而，當這些東西被放在一起並運動起來時，整個形象卻放射出莊嚴的光輝。正如一位傳記作家所言，他的身體不只是佔據空間而已，似乎還將周圍的空間重新組織了一遍。他不僅以其龐大的身軀在屋內佔據了主導，而且幾乎就是一種電磁式存在。「他的舉止是如此莊重和威武，」本傑明·拉什說道，「以至於歐洲任何一個國王站在他身邊，都好像是他的男侍從。」
華盛頓似乎能讓戰鬥中的子彈和炮彈碎片繞道飛行；他曾經將石頭扔過了舍南多瓦山谷中高達215英尺的天然橋；他被普遍認為是弗吉尼亞最好的騎手，在大多數獵狐行動中都居於領導地位。除此之外，在他一生的大部分時間裡，他一直擁有似乎免疫於任何疾病或者傷害的體格。其他士兵在游過浮冰擁塞的河流之後，都會出現凍瘡。其他政治家倒在路旁，因為他們缺乏應對政治壓力的非凡毅力。華盛頓不曾受過此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