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馬斯·傑斐遜對這則故事的敘述證明了在一個理想的傑斐遜世界中，歷史是以自然、平淡的方式展開的。1790年6月中旬的某天，他與漢密爾頓不期而遇。他們都是華盛頓政府的內閣成員，傑斐遜是國務卿，漢密爾頓是財政部長。兩人當時都在總統辦公室外面等候華盛頓。漢密爾頓不像平日那樣自信和光彩照人。傑斐遜認為，他看起來「陰暗、消瘦，而且極度沮喪」。至少按照傑斐遜的描述，漢密爾頓是一個失魂落魄的人。
他們站在華盛頓寓所外面的大街上時，漢密爾頓對傑斐遜說，他為恢複公共信用而提出的整個金融計畫陷入了國會僵局之中。這份計畫於當年1月提交至國會。以詹姆斯·麥迪遜為首的南部議員，竭力阻撓漢密爾頓計畫中關鍵一條的通過，這條規定由聯邦政府來接管州債務。這幾乎瓦解了漢密爾頓的整個財政改革計畫。漢密爾頓顯得既消極又情緒化。若他的財政計畫最終被拒絕，當時看來這幾乎是確定無疑的，那麼「他將沒有什麼用處了，並且下定決心辭職」。沒有他的改革計畫和領導——這兩樣東西在他心中似乎難解難分——聯邦政府和整個國家就必定會崩潰。
傑斐遜提議或許他能幫上什麼忙。「考慮到這件事情當時面臨的局面，」傑斐遜回憶道，「我認為達成某種觀念調和的第一步是，讓麥迪遜先生和漢密爾頓上校對這個問題進行一次友好的討論。」儘管當時傑斐遜還忍受著一個多月的偏頭痛所造成的經久不消的後遺症，儘管他不久前才搬到位於紐約市少女巷57號的新寓所中，傑斐遜依舊提出在家裡舉行一次私人晚宴，以便讓幾位主要局中人單獨會面，試著讓那些棘手的政治障礙在酒精和紳士般談話的溫和影響下，被化解於無形。
傑斐遜對那天晚上（最可能是6月20日，星期天）真實情況的敘述，具有某些誤導性和為自我服務的特徵，但由於這是唯一留傳下來的歷史記錄，再加上傑斐遜那簡潔迷人的用詞，呈現出晚宴本身的優雅情調，因此值得我們給予更多的關註：
他們如約而至。我向他們攤開了這個話題，承認自己由於生病，還沒有完全理解這件事情，但是鼓勵他們一起來討論。他們確實這樣做了。最後的結果是，麥迪遜先生默認了這樣一個建議，那個問題（由聯邦政府接管州債務的問題）可以重新以參議院提出的修正案的方式提交眾議院審議，然而他不會投贊成票，不會完全撤回他的反對意見，但也不會在這一點上過於執著，而是採取一種聽之任之的態度。其間他們中有人說道，我忘記到底是誰了，由於這個法案對於南部諸州來說有些嚴苛，所以應當做點什麼來安撫它們。將聯邦政府駐地遷移到波托馬克河，應該是一個正當的補償措施，而且很可能受到南部諸州的歡迎，是可以在聯邦政府接管州債務之後提出的一個適當措施。
換言之，傑斐遜促成了一個具有深遠影響的政治交易：麥迪遜同意讓漢密爾頓財政計畫的核心條款通過，作為回報，漢密爾頓則同意讓國家首都建在波托馬克河。若真實情況的確如此的話，那麼這個故事就應當和《密蘇里妥協案》和《1850年妥協案》平起平坐，可算作美國政治上標誌性的政治和解之一了。而且，幾乎確定的是，被我們稱為「1790年妥協」的這次事件，也算得上美國歷史上最有意義的晚宴了。
但是否真的如此？歷史的結論或至少大部分歷史學家的主要觀點是，這個故事基本上是真實的。漢密爾頓和麥迪遜確實在1790年6月末在傑斐遜的寓所中見了面。7月9日，眾議院通過了《建都法案》，該法案在建都於費城達十年之久之後，將國家首都定在波托馬克河地帶，這是以32票對29票通過的。7月26日，眾議院以34票對28票通過了聯邦接管州債務的法案。麥迪遜投了反對票，但是，與傑斐遜描述的一致，他沒有以之前表現出的「執著」來領導該法案的反對派。當時一些政治觀察家和新聞編輯都明確認為，一定做了什麼秘密交易，才使投票發生逆轉，從而打破在這兩個問題上的長時間僵局。例如，一位對此不滿的紐約編輯說得非常明白：「讓國會從這座城市遷移出去的真正原因，只需憑藉這幾天發生的事情就可以向人們解釋清楚了。我們看到，將永遠讓參眾兩院多數派感到恥辱的是，賓夕法尼亞和波托馬克河利益集團已經被2150萬美元收買了。」這個數目恰巧是被聯邦政府接管的州債務總額。
而且，達成交易當天，傑斐遜給他弗吉尼亞州的忠實追隨者詹姆斯·門羅寫了一封長信，提前告訴他這個與後來發生的妥協精確一致的消息。就像麥迪遜和大部分弗吉尼亞人一樣，門羅堅決反對債務接管。傑斐遜讓門羅相信，他同樣認為這個措施是令人厭惡的，「但是，在目前的情況下，我看到了屈服的必要……這是為了整個聯邦，為了讓我們免遭所有災難中的最大災難」。他甚至清楚說明了自己為什麼使用這些預警詞語。國會對漢密爾頓的財政計畫和國家首都選址的辯論導致了全面的立法癱瘓。如果這是對憲法下新聯邦政府的第一次檢驗，那麼政府實際上已經悲慘地失敗了。除非出現突破性進展，否則整個國家層面上的共和政府實踐都會「潰決並消失，各州又將各行其是」。美利堅合眾國要麼和平瓦解，要麼發生內戰，除非能夠達成某種政治交易。「這裡，我們不必屈尊去談論那些交易。」傑斐遜這樣寫道（暗示要讓此種交易奏效，就不能公開討論）。正在秘密進行的談判，將讓債務接管對持門羅那種觀點的弗吉尼亞人覺得更可口一些：債務接管與永久建都波托馬克河進行交換。「若不做出這種妥協的話，」傑斐遜警告說，「我擔心我們就必須做出一個比這更糟糕的妥協。」收到傑斐遜的信之後，門羅立即回了一封信，提出了警告。傑斐遜描述的政治交易不可能被弗吉尼亞州接受。在弗吉尼亞州，債務接管被認為是一劑「致命毒藥」，建都波托馬克河則「重要意義甚少」。
兩年之後，傑斐遜得出結論，門羅是正確的。1792年他告訴華盛頓，那天晚上與漢密爾頓達成的交易，是他一生中犯下的最大政治錯誤。事實上，前文引述的傑斐遜對那次餐桌交易的描述，就是他向華盛頓表達悔意後寫下的，或許就是在1792年。當時他對自己捲入其中表達了深深的懺悔。「那是不公正的，」他終於認為，「只是出於一種純粹的對聯邦瓦解的擔憂才默認的，當時我們的政府還處在嬰幼期。」那位從來都動作敏捷的漢密爾頓成功地讓傑斐遜支持了債務接管，而這種接管當時已經成了「那個投機集團賴以成長的主要基礎」。用傑斐遜的話來說，這個投機集團後來還實施了險惡的陰謀，「試圖改變美國政府的政治局面」。因此，或許我們承認傑斐遜對這個故事的描述具有可信性的最後一個理由是，他寫這些話的時候不是在吹噓自己的政治影響力，而是在坦露自己的深深悔意。當一個人最終自認為是傻瓜時，還有什麼必要去編造故事嗎？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就必須進入傑斐遜那難以捉摸、迷宮一般的頭腦走廊中。我們足以認為，傑斐遜描述餐桌交易的核心是真實的，儘管這種描述過分簡化了那個關鍵時刻所發生的歷史。也就是說，當時還同時進行著好幾個秘密會議，而且政治關係網路甚至比傑斐遜的不完美記憶還要錯綜複雜。最重要的是，傑斐遜寓所中的討論，只不過是正在進行的更大討論的一部分而已。而這場更大的討論似乎關係到共和國的生死存亡及其後來的政治形態。我們對這個場景中的人物觀察得越久，對他們的聲音聆聽得越多，我們面臨的主要問題的變化就越大。這個問題不是傑斐遜說的是否為真話，而是為什麼傑斐遜、麥迪遜和漢密爾頓這樣比較明智的政治家，都確信這個剛剛成立的美利堅合眾國政府是不穩定的、成問題的。為什麼批准債務接管法案具有威脅性？為什麼波托馬克河具有象徵性？儘管傑斐遜對這個故事有相反的描述，我們還是要問：到底發生了什麼？
如我們所料，這幾位歷史當事人對這個決定性問題的回答，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們所選擇的立場。這反過來又意味著，漢密爾頓、傑斐遜和麥迪遜是帶著不同議程、不同經驗和不同故事來赴宴的。從麥迪遜開始述講這三位令人敬畏的巨頭，是最合適不過的了。
麥迪遜當時處在最核心的位置，領導了眾議院對債務接管和建都地點這兩個問題的辯論。他享有著名的國家主義者和弗吉尼亞天賦之子的盛譽，在三十九歲時，就作為1780年代憲法混戰中最精明、最有見識的老手而聲名遠播。實際上，1790年麥迪遜已經度過了其美國政治家生涯中最具創造力的時期。諸多後世歷史學家認為，麥迪遜在那一時期對美國歷史上的政治科學做出了最具創造力的貢獻。
失望於1780年代州政府的政治混亂和《邦聯條例》的先天脆弱，麥迪遜著力推動要求召開「制憲會議」的運動。他對建立一個強大的國家政府的論證，成了所有妥協和最終憲法文件全部修正意見的核心，這使麥迪遜當仁不讓地享有了「憲法之父」的榮譽。然後，在約翰·傑伊的適當推動下，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