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歷了這個故事中的所有風風雨雨，在阿姆斯特丹堡的議事廳和樓上的行政辦公室里，以曼哈頓為中心的新尼德蘭殖民地的歷任秘書都盡了他們的本分：做記錄並歸檔文件。土地買賣、房屋建設、牲畜被盜、打架鬥毆、酒精稅徵收以及財產損失等，事無巨細，全都被記錄在案。鵝毛筆在進口的粗紙上書寫時發出沙沙的聲音。西印度公司的董事們發布了他們的命令，殖民地的領袖們寫下了他們的抗議。一封封書信流向庫拉索島、弗吉尼亞、波士頓、阿姆斯特丹。鵝毛筆被放進墨水瓶里蘸了蘸，又開始書寫，紙上出現了一行又一行異常捲曲的荷蘭語字母。
理查德·尼科爾斯的軍隊佔有這些資料之後，它們的下落如何？這裡不得不用一句老生常談的話來總結：歷史往往是由成功者寫就的。英國人沒有將荷蘭殖民地的相關記錄載入美國早期歷史，其中或許摻雜了英國人對荷蘭人的怨恨。17世紀爆發的三次英荷戰爭讓這兩個互為對手的國家嫌隙更深。用英文發表的冗長文章中，有一篇的標題是這樣的：「荷蘭人的家譜或親屬關係顯示他們是靠裝在黃油盒子里的馬糞餵養大的」。這足以提醒我們，英國人對荷蘭人的憎惡簡直已經到了一種近乎荒唐的地步。這種厭惡還體現在英語中一系列與「荷蘭」（Dutch）有關的短語上，比如「各付己賬的聚餐或娛樂活動」（Dutch treat）、「酒後之勇」（Dutch ce）、「莫名其妙的話」（double Dutch）、「不公平的交易」（a Dutch bargain）、「AA制」（going Dutch）和「得不到感激的安慰」（Dutfort）等。這些短語都有貶損之意，而且都是17世紀流傳下來的，後來又從英國傳到美國。
其他早期殖民地的書面記錄都得以保存並用來創作美國的起源故事，但那些非英屬殖民地的資料被隨意對待，遭人駁斥，最終被人遺忘。 接下來的三個世紀里，那些斷斷續續的記錄諷刺又戲劇性地反映了這個殖民地本身是多麼不受重視。就像電影《變色龍》里多變的主人公一樣，這個檔案總是和美國歷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1685年，詹姆斯國王下令整頓殖民地，於是，這些資料被扔到馬車上運往波士頓。三年後，新國王威廉和瑪麗推翻詹姆斯的統治，這些資料又被送回紐約。也許就是在往返途中，一些卷宗遺失了（1638年以前的資料全都不復存在，1649～1652年范·德·鄧克向總議會陳述殖民地案件這一重要時期的資料也都不見了）。1741年，保存這些資料的阿姆斯特丹堡（現稱喬治堡）被人付之一炬，多數人認為這是奴隸策劃的一起陰謀事件。儘管門房被燒毀了，但是卷宗被一位有心的秘書扔到窗外，得以倖存。那天刮著大風，許多書頁被吹走了，但是大多數資料仍保存完好。
革命不斷發展的過程中，紐約市一片混亂。成群的激進分子無所不用其極，妄圖擾亂英國政府的管理。有人甚至以殖民地的皇家總督威廉·特賴恩（William Tryon）的性命相要挾。1775年12月1日早晨，威廉·特賴恩準備處理公事的時候發現自己在紐約港「戈登公爵夫人號」搖搖晃晃的甲板上，離本該在他管轄之下的民眾已經有幾百碼的距離了。 當天，還有一個新麻煩同樣引起了威廉·特賴恩的注意，而且當時威脅他性命的那個激進分子也牽涉其中。於是，他給該省的副部長寫了封緊急信件：
閣下：
我得到可靠消息，康涅狄格一個民眾組織的頭目艾薩克·西爾斯（Isaac Sears）很快就要闖入紐約城，想要依靠暴力搶奪秘書辦公室里的公共檔案。 因此，在我和議會商議出如何更好地保護這些資料之前，為了國王的利益考慮，我要求你立即將你管理的法案和記錄放到「戈登公爵夫人號」上去。其中，有關土地專利權和公共委員會的檔案是重中之重，應該被最先轉移到船上。
您忠實的僕人
威廉·特賴恩
泰倫急於保護的不僅有英國殖民地紐約的文獻資料，還有早期荷蘭殖民地的文獻資料。戰爭期間，這些資料一直留在泰倫潮濕的船艙里，長了很多黴菌，現在還能明顯看到書頁上有發霉的痕迹。 從法國作家讓·埃克托爾·聖·約翰·德克雷弗克寫給本傑明·富蘭克林的信來看，當關乎紐約市和各殖民地命運的戰鬥達到高潮時，這些資料又被轉移到倫敦塔里了。 最後，獲勝的殖民者又把它們要了回來。不可思議的是，這些文件在動亂的戰爭中居然能保留下來。雖然最後紐約州的首席部長報告說，許多書頁都「發霉得很厲害，而且嚴重損毀」 了，但他補充說，自己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來保護這些資料，經常把它們拿出來曬太陽、通風，有幾次還一頁頁地擦拭過」。
下個世紀之交，這些文件里的信息看起來似乎能夠載入史冊了。1801年，紐約州議會委員會宣布「應該立即採取行動，翻譯部長辦公室里那些用荷蘭語寫的紐約州的文獻資料」 。眾人或許都認為這個法令能被認真對待，因為它是立法部的掌權人阿龍·伯爾頒布的。當時阿龍·伯爾馬上要離開紐約，去擔任托馬斯·傑斐遜的副總統（三年後卻因在一次決鬥中殺死亞歷山大·漢密爾頓而變得聲名狼藉）。但直到1818年，這些資料的全面翻譯工作才開始。被選拔出來進行這項工作的是弗朗西斯·阿德里安·范·德·肯普（Francis Adrian van der Kemp），他是個上了年紀的荷蘭牧師，當過兵，曾移民到紐約。四年後，他完成了整整12000頁的譯本。
事實上，這個小插曲在殖民地記錄的歷史中類似於一出鬧劇。單靠一個人的力量是不可能有這樣的成書速度的。此外，范·德·肯普的英文水平有限，而且那時候他快要雙目失明了。為了在飛速翻譯時保住眼睛，他只是匆匆瀏覽了一下那些文件，還時不時地中斷翻譯工作，服用顛茄製劑（一種致命毒藥）。范·德·肯普最終的「傑作」就是24卷的翻譯手稿，這些手稿完全是敗筆——集合了大錯小錯 以及大量無法解釋的空缺。這樣的結果遠比翻譯手稿沒有價值還要糟糕，因為所有人都以為這些手稿翻譯得很精準，於是把它們收藏在奧爾巴尼的州立圖書館裡，準備供歷史學家使用。上天有時候還是很仁慈的，最終，這一整套手稿（從未出版過，只有原稿）在一場大火中付之一炬，沒能進一步混淆歷史。
20世紀早期，再次有人試圖讓美國的這段歷史重見光明。他們極力尋找一名能夠準確理解17世紀荷蘭語的譯者。最終，他們找到一個靦腆、敦實、在荷蘭出生的工程師，他有語言天賦，而且在譯文的準確性方面非常執著。可惜的是，范·拉爾的翻譯工作剛開始兩年，1911年，一場突如其來的大火席捲了紐約大廈，而紐約州立圖書館也在這座大廈里。大量的書卷被燒毀。不過所幸這些關於荷蘭的記錄再次逃過一劫。原因有些諷刺：這些記錄被認為不太重要，於是被放在底層的書架上，所以書架倒下的時候，上層的英國殖民地記錄恰好護住了它們，這才沒有被燒毀。儘管如此，經過火災和水淋，有些文件還是被毀了，另外一些也嚴重受損，范·拉爾兩年的工作成果也付諸東流了。就像小說人物的反應一樣，他看似陷入了極度的驚愕，但火災之後很長一段時間內，他都像往常一樣繼續去工作。不過他的工作地點變成了一堆煙熏火燎的廢墟，還是露天的，而他就在這堆廢墟中翻翻找找，看有沒有殘存的書頁。之後，他繼續受雇於紐約州檔案館，最終譯出了四卷本的荷蘭語資料（這些資料半個世紀里都沒有被出版）。但是那次火災讓他精神崩潰，於是就慢慢退出了這個龐大而且厄運連連的項目。
到了20世紀70年代，也就是水門事件發生時期，人們再次開始努力破解這些荷蘭語手稿中的秘密。當時，傑拉爾德·福特戰勝理查德·尼克松，當選美國總統。他任命剛剛完成第四個任期的紐約州州長納爾遜·洛克菲勒為副總統。前往華盛頓之前，洛克菲勒投了一小筆資金到該項目中。隨後，尋找譯員的工作又開始了。
整個翻譯工作遠比想像的要困難得多。荷蘭語在300年的時間裡發生了巨大的變化。18世紀，荷蘭語的書寫風格也有了轉變，因此，現代說荷蘭語的人經常看不懂18世紀以前寫就的文件。那麼，這項翻譯工作需要大量的技術性知識，比如度量衡方面的問題，一個aam里有多少mengelen，一個daelder實際上和一個Carolus guilder等值，但又低於一個rijksdaelder。 由此看來，這份工作簡直是難上加難。
當負責尋找譯員的資深的圖書管理員彼得·克里斯托夫在一次會議上遇到查爾斯·格林的時候，兩人都十分震驚。當時格林已經完成了日耳曼語言學的博士論文，主要集中研究荷蘭語。回憶起他們見面時的情景，克里斯托夫告訴我說：「我還沒來得及開口說話，他就問我，『在你這個圈子裡，有沒有工作機會給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