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施托伊弗桑特交出曼哈頓殖民地的時候，美利堅起源的神話已經逐漸成形。從17世紀60年代起，一小部分新英格蘭牧師便開始吟唱父輩、祖父輩的讚歌：先驅們勇敢地乘風破浪而來，穿越荒野，開始新的生活。 從始至終，牧師們創作的故事都充滿了《聖經》的特色。在他們謙遜的敘述中，他們的祖先正是上帝的選民，而美利堅（即新英格蘭）正是上帝的應許之地。一個世紀之後，到了革命者這代人，故事就成了神話。約翰·亞當斯就是第一批清教徒的後代，他也崇敬清教徒，將他們視為美利堅神話的始祖。
當然，清教徒將許多特點傳給了美利堅民族。他們務實、坦率、認真、虔誠。從亞當斯開始，美利堅人就十分推崇並努力效仿所有這些特徵。但是許多人都注意到，在近幾十年，人們已經不再推崇清教徒精神，他們也是一些妄自尊大的狂熱者。他們的政府是神權的。政府根植狹隘的土壤中。用一名傑出的新英格蘭牧師（曾為哈佛大學的校長）的話來說，信仰自由是「萬惡之首」 。也有人說，「這是撒旦騙取無限寬容的詭計」 。清教徒對異見的系統化打壓十分殘酷、不同尋常且致命。 人們因是施洗者聖會或者貴格會的信徒，或者其他新教徒教派的成員而被認為是有罪的，經受結繩的抽打（「撕裂他們的肉體，讓他們飽受折磨」），帶上鐵「馬鎖」，被砍下耳朵。他們被抽打後又被綁在馬車上，從厚厚的積雪中拖行而過。「白雪和鮮血」匯成一幅生動的織錦。然後他們被弔死在眾目睽睽之下。一些人被弔死之後，裸露的屍體被拿到大街上拖行。這些都不是大規模的「濫用私刑」，而是在官方零寬容的政體下法官下達的判決。之後，在17世紀80年代，出現了巫術狂熱，這正是歷史上最生動的因政教結合而產生危險的例子。
清教徒相信舊世界已經向邪惡投降，他們是上帝派來拯救人類的，在一個新的國度里建立新的社會，在這樣的例外論中誕生了美利堅人的信仰，他們認為美利堅社會類似於被傅油聖化了。在1845年，記者約翰·奧沙利文（John O''Sullivan）宣稱「據吾等昭昭天命之義，盡取並支配神賜之洲，以大行託付於我之自由權利與聯邦自治」 ，他首創的這句話將被用於在整片大陸上傳播「天命論」。在20世紀初，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總統拓展了「天命論」的內涵，將其傳播至整個世界。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威爾遜宣布美利堅因「其人民的才智和國力的上升」以及「有其他國家沒有的遠見」，已經不僅成為「人類歷史上的決定性因素」，還成了「世界之光」。
直到今天，他們依舊堅信的這一信仰，可以直接追溯到第一批清教徒。當第一批領導者的兒子——特頓·馬瑟、托馬斯·哈欽森、傑里米·貝爾納普、湯姆斯·普林斯——將他們的信仰寫成文字時，他們的故事馬上就有了讀者。當然，在這一種美利堅歷史起源的版本中，陳述者是英國人，聽者也是英國人。後來代代美利堅人都相信美利堅的起源是英國，而其他傳統是之後穿插進來的。歷史正是這樣呈現的，不是嗎？剛開始的13個殖民地是英國殖民地，證據確鑿：我們說的語言，我們的政治傳統，我們的許多風俗，這一切太顯而易見了，我們都沒有提出過疑問。
但是我們應該提出疑問。剛開始的殖民地並不都是英國殖民地，曼哈頓殖民地的多民族構成證明了這一點。眾所周知，荷蘭曾經在北美建立據點。但是在注意到這一點後，國家起源的神話立即將其視為不相關的部分而忽略掉了。它很小，它存在的時間很短，它並不重要。那不是我們，潛台詞如是說，而是別人，那些和我們不同的人的集合，他們有奇特的風俗和不同的語言，他們短暫地出現之後就消失了，只留下了痕迹。
這是不對的。首先，雖然在人口數量上，殖民地很快被新英格蘭超過，但它不是一個小地方。它覆蓋了東海岸整個中部地區，並包含一開始13個州中的5個。多虧了現在正在進行的翻譯和出版工作，我們所擁有的歷史性證據——書面記錄——穩步增加。但是我們如此重視荷蘭殖民地，很明顯是因為我們現在談論的不是藏在某個隱蔽角落、隱蔽山谷的或者在難以到達的峭壁上的殖民地，我們說的是曼哈頓。奇怪的是，為什麼曼哈頓作為大陸上具有重要地理位置的地方，充當歐洲和美洲大門的地方，它的殖民者卻沒有在未來成立的國家的歷史上留下記錄？
如果想要故事不僅僅局限在英國人佔領了美洲，就需要首先意識到「荷蘭人」沒有離開。之前來自歐洲各地的人在曼哈頓、長島、德拉瓦河南岸，被英國人先命名為「阿爾巴尼亞」［原文如此］後叫新澤西的曼哈頓河流那邊安家糊口，當地人沒有任何理由在施托伊弗桑特交出他的殖民地後離開他們的地盤。實際上，在紐約港口，來自荷蘭共和國的載滿各種各樣歐洲殖民者的船絡繹不絕 （直到17世紀80年代，阿姆斯特丹的司法人員還是會漫不經心地忽視政權交替，在移民文件上繼續使用「新尼德蘭」或「新尼德蘭的紐約」 這種用語）。在接受施托伊弗桑特的投降後，理查德·尼科爾斯成了紐約的第一任地方長官，他和他的繼任者實際上鼓勵人們與他們長期以來的敵人進行貿易。他們甚至通過任命知名的荷蘭商人在他們的經濟議會就職來加強聯繫。那是因為這些第一批英國地方長官很快發現自己的處境很尷尬，但是也發現這個令人如坐針氈的地方在世界貿易中所處的位置甚至比倫敦還重要。紐約被英國佔領後很快就成了全球一個獨特的地方：它是唯一直接與世界兩大貿易帝國對接的城市。切斷和阿姆斯特丹大貿易公司的聯繫如同斷送他們長期以來追求且正在迅速積累的財富。城鎮裡面的貿易商、麵包師、釀酒者、酒吧老闆、走私者和騙子與地方長官不謀而合，他們感受到了其中的力量：他們的島不再是荷蘭的殖民地，也不是英國殖民地。它有自己的未來。
英國的接手讓人們腦海中出現了這樣一幅畫面：人們將迎接新的開始，舊人的東西被全部清走，房子里又堆滿新人完全不同的東西。但事實上這是一種自然的共存狀態。荷蘭和英國時代之間的延續是在1664年9月6日那個周六早上確立的。我們可以想像乾燥的大地上響起馬蹄的振動聲，12名騎馬者飛馳而來，向北到達大路，然後向西沿著鮑威利路，在彼得·施托伊弗桑特農場前面停下馬。也許他們停了一下，好呼吸郊區的空氣：這裡都是耕地，邊上是森林，其間有幾片鹽沼。（今天，同一片地方上有一個阿拉伯書報攤、一間葉門以色列餐廳、一個披薩店、一間日本料理店和一間猶太熟食店。）根據這種場合的先例，施托伊弗桑特和尼科爾斯都沒有出席之後的會議，但是每一個人都選擇了一些特派員去談殖民地交接的問題。施托伊弗桑特的特派員包括四個荷蘭人、一個英國人和一個法國人；尼科爾斯的特派員包括他的兩個助手和四個新英格蘭人，包括約翰·溫思羅普。
很遺憾，我們不知道談判的細節，因為彼得·施托伊弗桑特方的一個舉動——如果是真的——可能表明他和殖民者，特別是和阿德里安·范·德·鄧克漫長鬥爭中的一個逆轉。國王親自給尼科爾斯下達了密旨，授權他告知荷蘭殖民者「他們可以繼續享受他們所有的財富（除了堡壘），享受他們在和我們進行商品交易時候的自由」 。但是施托伊弗桑特似乎指示他的人向對方施壓以獲得明確的保證，並如願得到了。談判的結果被稱為投降協定，是一份了不起的文件，其中還包含——後來被《紐約市憲章》拓展——在任何其他英國殖民地都沒有的權利保證。「這裡的荷蘭人應享受宗教信仰自由」，其中寫到。 人們可以自由來去。貿易將不受限制：在任何情況下，「荷蘭的船隻可以自由駛到這裡」。最了不起的是，只要殖民地的政治領導人發誓對國王效忠，就可以「留任原職」 。將來「曼哈頓鎮」還選出代表，而這些代表，將在公共事務中擁有自由發言權。它預示了《權利法案》的出台，甚至規定「曼哈頓居民區附近不駐紮軍隊」。
有可能這種不同尋常的自由是約克公爵親自授權的，他之前宣稱他希望曼哈頓所擁有的「豁免權和特權要超越我其他的領地」 。如果詹姆斯確實是這些條款的幕後推手，那麼他確實配得上用他的頭銜命名這個地方。他的想法是，島上的居民應該被允許維持他們的生活方式，也正是因為這樣當地的事務可以正常運轉。人們必須明白對於17世紀的人來說，紐約這個新城市是多麼奇特，它的居民有著各種各樣膚色、說著各種各樣的語言，以各種方式祈禱的人們也並存。白廳的英國領導者肯定意識到了這個一水之隔的島嶼的獨特性，他們可能對它感到疑惑，但同時也明白這是使當地得以正常運轉的原因之一。
當然沒有任何記錄顯示英國將具體的承諾寫進了他們簽訂的投降協定。推測荷蘭的代表人根據施托伊弗桑特的命令推動了部分條件的敲定，這是具有合理性的。如果真的是這樣，這裡就有充滿諷刺的轉折。保護在殖民地出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