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非你是「死海古卷」（Dead Sea Scrolls）派的成員或者哲學家黑格爾的追隨者，否則，認為英國人必然奪取曼哈頓島的看法就很可能是錯的。羅馬的衰落、西班牙無敵艦隊的戰敗、美洲殖民者贏得獨立戰爭、協約國打敗希特勒——我們往往會認為過去的事情，尤其是那些大事件，必然會按照歷史上的情況發生。但如果我們真的相信這一點，那就是認同了這樣一種理論，即我們的行為並非出於己願，我們只是機器中按照預設指定行事的齒輪。
然而，回頭來看，英國人奪取曼哈頓島在某種程度上確實是顯而易見的事實。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史書就是以這種方式來描述這一事件的，因此我們就有了這樣一種印象：新英格蘭人有如一股無法阻擋的自然之力，就像杯子里漫溢出來的水，在不知不覺中湧向南方的荷蘭殖民地。但是，從另一種角度來看，你可能會說是殖民地拋棄了它的荷蘭開拓者。亨利·哈德遜播向遙遠島嶼的那顆種子已然生根發芽，而且其成長速度確實超過了母株。英國人是那麼渴望得到這座島，這對於曼哈頓島——對於美洲——來說是再幸運不過的事，儘管當時人們還看不到這一點，但荷蘭帝國已經江河日下，而大英帝國才剛剛崛起。范·德·鄧克的使命就是揭示歷史的力量，他的呼籲是為了讓荷蘭政府的領導者們留意這一點。然而，維持荷蘭黃金時代運作的體系並不能綿延長存。與此同時，英國人，尤其是那些在美洲的英國人，卻在嘗試用華麗的辭藻闡述自由主義、自由理性和人權思想，並且樂此不疲。將兩大要素——17世紀荷蘭人的寬容和自由貿易原則與18世紀英國人的民主自治思想——相結合，就是建立新型社會的方法。我們幾乎能夠看到指揮棒從一個17世紀的強國手中交到了另一個強國手中，而權力轉移的中心就是曼哈頓。
但在這件事上，在荷蘭殖民地——乃至新英格蘭——都無人能預見結局。這並非新英格蘭人浩浩蕩蕩、橫掃南方所致。當時發生的一切是經過精心策劃的，是全球範圍內的人們共同參與的結果，而且，就像所有戲劇中精彩的最後一幕一樣，來了幾次大逆轉。
當然，整個事件的核心人物是彼得·施托伊弗桑特。施托伊弗桑特的主要對手是一個他永遠不會見到的人——此人早幾年曾在史書上首次亮相，但那只是驚鴻一瞥。1642年，施托伊弗桑特還在庫拉索島炙熱的太陽下發號施令，基夫特掌管著曼哈頓，在北部擔任治安官的范·德·鄧克還在屬於阿姆斯特丹鑽石商基利安·范·倫斯勒的大莊園里四處漫遊。與此同時，在波士頓村外，九個年輕人從一棟簡易的隔板建築中走了出來，踏上了雜草叢生的漫長道路。 四周是奶牛牧場和蘋果樹，再往外就是廣袤無垠的荒野，但在幾個世紀的英國傳統的影響下，他們和聚在他們身邊的那群人透過文明的透鏡預見了事件的走向。這九個年輕人是由一位清教徒牧師撥款建造的大學的第一批畢業生，這位牧師名叫約翰·哈佛（John Harvard）。
主持畢業典禮的是馬薩諸塞灣殖民地總督約翰·溫斯羅普，彼得·施托伊弗桑特將會和他有密切的關係。但有個人在設計奪取曼哈頓中發揮的作用比其他人都大，此人也是那九個在初秋的早晨來到新英格蘭的年輕學者之一。他的名字叫喬治·唐寧（Gee Downing），是一個表情冷酷、體格健壯，有著侵略野心的19歲少年，而且，他恰巧是溫斯羅普總督的外甥。
跟哈佛大學第一批畢業生中的大多數人一樣，唐寧也十分嚮往倫敦。在典禮結束不久之後，他就乘船抵達倫敦。在那裡，他看到內戰初露端倪，宣稱自己是一名清教徒革命者，和議會黨人們並肩作戰。新政府成立時，奧利弗·克倫威爾發現這個年輕人才智過人，而且像鬥牛犬一樣氣勢洶洶，於是派他出使海牙。在海牙，唐寧將自己身為英國人的一面展現得淋漓盡致，其中重要的一點是，對荷蘭人深惡痛絕。確實，除非你是打算刁難這個國家而不是平息事態，否則讓他擔任外交官不是一個明智的選擇。在外交上，溫文爾雅的舉止通常是很有必要的，但唐寧唐突無禮，固執己見。揚·德·維特和其他荷蘭政府的領導都覺得他令人厭惡，而且他在英國政府的同僚也不待見他。在他手下工作的日記作家塞繆爾·佩皮斯也坦承（儘管是在日記里）他是一個「背信棄義的無賴」 。
但是，唐寧擁有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的外交手腕。在1658年克倫威爾去世，斯圖亞特王朝復辟，查理二世登上王位之後，他對於自己命運的掌控能力體現得淋漓盡致。一直以來，唐寧反對王室的態度最為強硬。他曾大力追捕斯圖亞特家族的朋友，而如今皇室卻已再度執政。為此，他賭了一把。他壯著膽子投靠新任國王，請求他原諒自己當年支持克倫威爾的任性之舉，並且將錯誤歸咎於自己在局勢動蕩的新世界的成長經歷。 接著，為了向國王表明忠誠，他設陷逮捕了自己的三個朋友，他們曾判處查理的父親死刑。唐寧的無恥行徑得到了國王查理的重賞，他不僅再次被任命為荷蘭大使，後來還受封爵位，最後，倫敦的唐寧街也以他的名字命名。（劍橋大學唐寧學院是他的遺贈，因此也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於是唐寧又在海牙待了下來。他又開始強烈反對荷蘭人及其貿易霸權，並因職責所在從中找尋漏洞。與此同時，在新英格蘭，那些在神學思想方面比母國清教徒還要嚴厲的領導人跟唐寧一樣被斯圖亞特王朝的復辟搞得暈頭轉向，而且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不像唐寧一般擅長見風使舵。60年代早期英國殖民地領導人之所以處於進退兩難的境地（在美國歷史上因多種原因赫赫有名），正是他們在權力和領地上相互爭鬥的結果。馬薩諸塞灣長久以來有皇家特許狀保護，根基最為牢固；而康涅狄格和紐黑文這兩個南方殖民地則是因移民者們向南湧向荷蘭人已經宣示主權的領地而偶然形成的，當時他們還未獲得英格蘭的正式認可。如今，他們必須向他們一直看不起的皇室低頭請願。對於紐黑文這樣一個清教思想最純粹的地方來說，這是很難堪的，所以領導人們都猶豫不前。
然而，美國康乃迪克卻有個人處事更靈活。這個人便是該殖民地長官約翰·溫思羅普。他是馬薩諸塞灣總督，新英格蘭全境清教徒的長老，老約翰·溫思羅普的兒子，也就是喬治·唐寧的表兄。老約翰·溫思羅普早已去世，這讓曾經指望他在荷蘭與新英格蘭領導人打交道的過程中提供支持的彼德·施托伊弗桑特懊惱不已。如今，帶著重大的判斷失誤，施托伊弗桑特將希望寄託於小溫思羅普，希望他能在領導頭腦發熱的清教徒時保持冷靜。小溫思羅普在歷史上的形象一直是個安靜、謙遜的成功者，他永遠活在父親的陰影下。這個男人彷彿一把黑色小刀，他的成就和政治謀略沒有得到應有的認可。
1661年，溫思羅普強壓住反對保皇黨的衝動事件，提議前往倫敦為該殖民特許狀向查理請願。從他急於出發的表現和告辭的方式就能看出他的狡黠之處。在向紐黑文總督威廉·利特（William Leete）許諾，他也會為這個臨時拼湊起來的殖民地遞交請願書、申請特許狀之後，他馬上乘船出發了，把手裡還握著相關文件的威廉·利特一個人留在岸上。 接著，他沒有選擇從波士頓離開，而是與他的朋友彼得·施托伊弗桑特計畫好從曼哈頓乘船出發。當然，這座島是重要的交通樞紐，然而乘荷蘭的船隻出發便意味著要先到達荷蘭，然後必須穿過荷蘭到達英格蘭。施托伊弗桑特似乎不覺得這有什麼奇怪的。
7月8日，溫思羅普乘船抵達荷蘭港口。一到港口，堡壘發出的炮火聲就把他嚇了一跳。不過他很快轉驚為喜，原來這是他的朋友施托伊弗桑特在以地方長官之禮接見他。（據荷蘭語的記錄記載，當時為了「向溫思羅普總督致敬」而花費的火藥不少於27磅。 ）施托伊弗桑特很喜歡溫斯羅普，他似乎對所有的英國人都頗有好感。哈特福德雖然發展很快，但雜亂無序。施托伊弗桑特自豪地帶著溫思羅普參觀了在他的治理下井井有條的小省會：這裡是堡壘，這裡是用磚砌成的施托伊弗桑特新私邸（施托伊弗桑特認為他在堡壘外和遠方的農場都應該有房子），這裡是北部防禦帶沿線新建的加固牆，如今還加上了保衛塔和大路上的中心大門。溫思羅普顯然很興奮，他一直滔滔不絕，不斷發問，稱讚著這位總督在治理其城鎮方面取得了如此大的成就。溫思羅普在新阿姆斯特丹待了13天，到臨走的時候，他已經在筆記上對該地做了詳細的記錄，其中包括它的防禦工事和軍隊數量。
想到施托伊弗桑特此時的困境，人們不由得對他生出了幾分同情。他清楚英國人正在打他的殖民地的算盤，他也一定對西印度公司未能派遣軍隊前來守城而感到十分氣憤。然而，當他的同胞也同樣因被置於孤立無援的境地而感到憤怒時，他只能維護上司們的決定了。
雖然施托伊弗桑特對英國人有所提防，但他還是忍不住想要和溫斯羅普就他們各自殖民地的情況互相交流。 他絲毫不掩飾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