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653年的寒冬，一個周四的清晨，在局促又低矮的小屋裡，鋪著代爾夫特瓷磚的壁爐暖烘烘的，七個男人出了門。他們大步走過下曼哈頓的街巷，走進阿姆斯特丹堡的大門。他們聚集在議事廳里，宣誓永遠效忠荷蘭議會。爾後，他們一個個低下頭，虔誠地聆聽牧師的禱告：「……主接納了我們……沐浴著主的恩澤，我們必將完成主交給我們的任務……」 這一情景透露出的最重要的信息是當時與政教分離的年代還相距甚遠。
阿德里安·范·德·鄧克還留在荷蘭，同那條禁止他回美洲的政治裁決苦苦鬥爭著。而在剛剛組建的城市新阿姆斯特丹，地方執法官已經處理好了第一件公事，在一份聲明上籤了字。聲明裡這樣寫道：「在此通知各位，每周一9點開始的工作例會照常進行，地點是我們一直稱作『城市酒館』的地方，但從此以後，改稱其為『市政廳』。會上，我們要聽取訴訟當事人提出的不同問題，努力給出最好的解決方案。」 兩周半以後，真正脫離了彼得·施托伊弗桑特政府和西印度公司，他們在海濱一座三層小樓里召開會議，這裡長久以來是該鎮的活動中心。要是有人不了解這次集會的意義，回蕩在庭院里的鐘聲則向人們宣告了政府的更替。
這次集會看起來平淡無奇，但對與會者來說意義非凡。多少年來，曼哈頓島的居民都堅持一個觀點：他們的社區不僅僅是一個軍事或貿易基地，他們也不是為遠方的奴隸主做苦工的農奴，他們是一個近代共和國的公民，有權受到本國法律的保護。自1653年2月2日起，隨著城市憲章的簽署，新阿姆斯特丹儼然成為一座城市。地方執法官們充分繼承了已往的政治遺產和法律傳統。他們新組建的市政府已經成形，領導班子包括兩名市長和一個法官小組，他們聯合在一起便組成了立法機關——借鑒於阿姆斯特丹，以羅馬-荷蘭法為基礎。 其中涉及的羅馬法的部分還是當年神聖羅馬帝國傳到荷蘭的，其來源可追溯到愷撒大帝和《査士丁尼法典》。2003年2月，紐約市政廳發言人切蛋糕、舉杯慶祝該城的憲章頒布350周年，他正是在向過去那些小酒館裡的集會致敬。 這個城市堅實的政治基礎並非得益於當年英國將其佔領並改名為紐約的日子，而應該歸功於這一時刻。
那麼，可能有人又會問了：「那又能怎樣呢？」紐約的法律源頭是古羅馬，這確實讓它在美國眾多城市中獨樹一幟，但這除了能給它增添些許神秘感以外，還有什麼其他意義嗎？除了歷史學家這個小群體會對一個城市的政治基礎感興趣之外，世人通常對此漠不關心。就此而言，還有一點值得注意，那就是施托伊弗桑特一開始就反對採用普選制，自行任命了第一屆政府官員，以此來削弱市政府的權力。
重要的是曼哈頓市政府的建立帶來了什麼。本書開篇就提到，紐約的起源不同於波士頓、哈特福德和其他早期在東海岸建立的城市。之所以不同是因為一位鬱鬱寡歡但品格堅韌的英國探險家哈德遜偶然為荷蘭人繪製了這個地區的地圖，這才讓紐約有了獨特的起源。但是它的重要性要在很久以後才能體現出來——並延續下去——前提是要先有一個真正的體制。市政府的建立恰好提供了這種體制，它是眾人長久以來的經驗的結晶，能夠使多種文化和諧共生。由於范·德·鄧克的不懈努力，施托伊弗桑特的長官迫使他發布了一份公告，宣布「根據命名此市的阿姆斯特丹市的風俗，在國家大局穩定的情況下，允許不斷發展的『新阿姆斯特丹』儘快建立市政府……」 以上就是阿德里安·范·德·鄧克的功績。紐約市就是在這個基礎上建立起來，隨後向四面擴展的，它將影響並塑造美洲大陸和美國人的品格。
頭幾周里，讓新政府應接不暇的兩件事構成了移民關注問題——在歷史問題和荒謬問題間游移——的兩面。第一個忙碌的工作日里，一群本地人吵吵嚷嚷地湧進新裝潢的會議室，一個個暴跳如雷。當事人約斯特·高德瑞斯（Joost Goderis）一直飽受精神折磨。他娶了個歪眼老婆的事全鎮都知道了，這讓他忍不了了。前段時間，他外出去「牡蠣島」（即埃利斯島）采牡蠣，回到曼哈頓的時候，碰見他所謂的朋友古里安·德威斯（Gulyam d''Wys）正和一群小混混在海岸上晃蕩。德威斯想給他的狐朋狗友找些笑料，便讓高德瑞斯「再給他一次機會，讓他和其妻子再發生一次性關係」（法庭是這麼記錄的）。高德瑞斯為了維護自己的尊嚴，裝作聽不懂。但是德威斯不依不饒地告訴他，「阿拉德·安東尼（Allard Anthony）早就睡過你老婆了」。跟著德威斯的小混混都哈哈大笑起來，說高德瑞斯被戴了綠帽子，還說他「應該學樹林里的牛，在頭上戴兩個犄角」。 高德瑞斯忍無可忍，將這件事告到了地方執法官那裡。他希望新成立的市政委員會能夠將他從精神痛苦中解救出來。
與此同時，在暗無天日的前線，地方執法官們每天都在處理英國和荷蘭共和國之間發生的戰爭帶來的副作用。施托伊弗桑特過去反對成立市政府，現在倒樂於借這個機會分出去一些負擔，他目前的工作主要是拿著三個月前從荷蘭得來的消息做巡迴演講。和任何一場戰爭一樣，報告都充斥著無端的恐懼、謠言和讓人無法理解的行為。從一封信里，施托伊弗桑特得知「英國政府最近的舉動很奇怪」。據知情人士透露，英國要求「所有的學徒必須重新戴上藍色帽子」 ，而荷蘭的領導人還在考慮要不要這麼做。很明顯，這讓這兩個國家的美洲殖民地夾在中間左右為難。西印度公司像過去對西班牙一樣，又開始張羅著劫掠商船。 該公司建議以曼哈頓為基地，用「5～6艘常規但是人員配備齊全的護衛艦」 進攻英國的殖民地。與此同時，議會擔心會遭到突然襲擊，於是對外報道說「他們得到消息，新尼德蘭面臨巨大的危機，馬上就會遭到侵略」 ，又命令施托伊弗桑特和地方執法官加強防禦工作。
地方執法官們和施托伊弗桑特一起開會討論，然後開始採取行動。他們做出的第一個決定是「用高高的柵欄和矮防護牆將城市的大部分區域圍起來」。為了給這項工程集資，地方執法官請城鎮上富有的居民募捐。施托伊弗桑特捐了150荷蘭盾，成為捐款數額最高的人。隨後，他們便投入了對細節問題的討論：在該城市北部邊界每隔18英寸就插上一根高12英尺的橡樹原木，並將其頂部削尖，以構成一個巨大的柵欄。這些原木要釘到地下3英尺的地方，為加強防禦，四周再圍上高4英尺的矮防護牆。市政府宣稱「工人的工錢每周一結，待遇可觀」，並派出一名傳令員告訴眾人，市議會正在為這個工程招標。英國人托馬斯·巴克斯特（Thomas Baxter）簽署了一份協議，為該工程提供木材，工程預計到7月初能夠完工。從長遠來看，這個由市政府精心策劃的第一個公共工程項目的引人注目之處不在於圍牆本身，而在於繞著圍牆的那些街道。幾乎能百分之百確定的是，地方執法官們就算是想破了腦袋，也想不到這些高低不平的道路有一天會取代阿姆斯特丹穩固又豪華的交易所，成為全球金融中心。 還有一點也值得注意，按照民間的說法，在華爾街外圍建造圍牆不是為了阻擋印第安人，而是為了隔絕英國人。
曼哈頓居民擔心會遭到新英格蘭的攻擊，康涅狄格、紐黑文、馬薩諸塞和普利茅斯的居民也不斷聽到謠言，說荷蘭人會從北部進攻他們。其中一則謠言甚至說荷蘭人僱用了印第安人要屠殺正在教堂做禮拜的新英格蘭居民。這個消息傳到了倫敦，被一個野心勃勃的印刷商惡意扭曲，做成了爆炸性的新聞。三十多年前，在遙遠的東南亞的安汶島即安波那島上，荷蘭士兵屠殺了十名英格蘭商人。這件事並沒有被英格蘭人徹底遺忘，一年前報道該事件的煽動性小冊子的再次印刷又喚起了人們對這件事的記憶。現在，在英國的殖民地，似乎有人與康涅狄格或紐黑文地方政府聯合在一起，巧妙地利用安波那島事件煽動新英格蘭人進攻他們南面多民族的荷蘭殖民地。新的宣傳冊在英格蘭廣為傳播，甚至被運到了美洲，它的標題為：《安波那島的悲劇第二部：荷蘭人在美洲新尼德蘭地區最血腥、最奸詐、最殘忍的計畫。英國在新英格蘭地區的殖民地遭到了徹底的破壞》。它使得民族仇恨成倍地宣洩出來，英國人譴責「印第安人是血腥的民族」，說他們「是執行這項殘忍計畫的工具」，同時又讚美一位英國的殖民者，因為「他在一夜之間就消滅了1400名印第安人」。此外，英國人還認為這場陰謀反映了荷蘭人與生俱來的邪惡，「安波那島上的殘忍行徑從東印度群島蔓延到西印度群島，這是在荷蘭人骨子裡的……」
那本宣傳冊就是戰時虛假情報的典型例子，既能迫使荷蘭政府展開調查，否認自己遭到的指控，又能讓英國公眾輿論的火焰越燒越旺。幾個月以前，新英格蘭的幾位領導登陸新阿姆斯特丹，就此事和施托伊弗桑特會面。施托伊弗桑特向他們保證，荷蘭人對英國的殖民地真的沒有什麼企圖。而在曼哈頓，清教徒滿眼看到的都是這個港口城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