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6年1月，一輛馬車在六匹馬的拉動下，費力地在德國鄉村道路上結冰的車轍間行進。車上的木頭部件是鍍金的，隨從們披著深紅色斗篷，戴著帽子，這一切和一片死灰的景色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兩排家臣騎馬在前方開道，他們的腰間還佩著劍。當這些隨從經過的時候，路邊的農民們都只能獃獃地看著。
馬車內坐著的是一個61歲的男人，他穩重的打扮和這輛交通工具的華貴形成了反差。他留著錐形的鬍子，眼神銳利，表情哀傷、嚴肅而莊重。和他同在車內的是他的妻子和他們的女兒。他們即將抵達這次長達120英里的旅程的終點，三人都已經非常疲憊。此刻，正當他們覺得累得要發瘋了的時候，明斯特市地平線上的尖頂映入了他們的眼帘。
這個男人名叫阿德里安·保烏（Adriaen Pauw）。他一直是荷蘭共和國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如今他正在努力做一件事情，如果此事能夠實現，它將改變歐洲的歷史。他很清楚這一點，所以他請人畫出了他抵達目的地那一刻的場面，以記錄他在歷史上扮演的角色。 他認為他和與他志同道合的同伴們有機會改寫各國管理本國的規則，為政治和人類事務開闢新的道路。
當保烏的四輪馬車隆隆前行的時候，幾乎所有的歐洲國家都還在交戰，大部分的居民一生都在戰火中度過。回顧中世紀，人們普遍認為，戰爭是各國交往的自然狀態，一個國家在很大程度上要靠對敵作戰和結交盟友來證明自身。不過，在17世紀40年代初期，來自不同國家、秉承不同傳統的人們，其思想開始發生了劃時代的轉變。 其中一種新的思想傾向是在知識分子當中興起的，這當中最著名的人物是荷蘭法學家胡果·格勞秀斯，這個人是阿德里安·范·德·鄧克和這個時代其他法學生們的指路明燈。20年前，格勞秀斯已經提出了獨樹一幟的觀點，他主張和平才是成熟、文明的國家之間交往的自然狀態，戰爭應當被視為最後手段，而且，即使到了萬不得已的時候，戰爭也應當受到各方認同的規則的制約。值得注意的是，君主們在忙著派兵衝殺對方的過程中停了下來，閱讀格勞秀斯的著作。據說，瑞典國王古斯塔夫斯·阿道弗斯在領軍作戰時就隨身帶著《戰爭與和平法》。
格勞秀斯的激進概念在各國斡旋的數年間日漸發展，顯然在當時流行開來。明斯特和談不同於世界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任何情況。為了表明自己政府對這項任務的重要性的認識，每位公使都帶上了浩浩蕩蕩的隨從隊伍，其中有騎士、戟兵、吹鼓手、弓箭手、步兵和一大群家臣，法國代表團的人數更是多達1000人。 局勢逐漸明朗，條約即將簽署，於是每位公使都委託畫家畫了一系列的肖像畫，以記錄下所有高官顯貴的風采——藏於斯德哥爾摩附近的格利普霍姆堡（Gripsholm Castle）的這一系列包含多達74幅畫作，如今依然完好無損。
和談實際上在兩個地方同時進行——明斯特和奧斯納布呂克（Osnabrück）——將西班牙與荷蘭諸省之間長達80年的對戰和歐洲其他大部分地區30年來的殘忍殺戮聯繫在一起。毋庸贅言，「三十年戰爭」和「八十年戰爭」是根據事實而定的名稱，而在當時那不過是無窮無盡的各種衝突。
與會者本身都很清楚此次和談意義深遠，因為這是歐洲各國的代表們第一次以獨立的政治實體，而非梵蒂岡或「神聖羅馬帝國」羽翼下的組成部分的身份聚到一起，他們承認彼此的主權地位，並且嘗試靠他們自己的力量解決問題。世俗政治，凡爾賽、巴黎、「戴維營」（Camp David）和聯合國的前身，以及延續至21世紀的歐洲政治地圖，就此誕生。從政治意義上來說，這是有一天將被史學家們稱為近代時期的肇始。
阿德里安·保烏在明斯特顯得很與眾不同。「巴洛克」這個詞和這個時代很相襯，它體現在個人時尚和藝術中：大使們自然是把自己當成外交界的孔雀，用個人的華麗服飾向他人宣示他們的國家有多麼壯麗。 作為與其他國家格格不入的荷蘭共和國代表，保烏是與會者中為數不多的幾個不是貴族出身的人，而他那一身沉悶的加爾文教徒服裝——典型的灰、黑、白三色——象徵著這番和談對於荷蘭的全部意義。此次聚會的目的是讓西班牙——這個有著最野心勃勃的王室的歐洲國家——不僅要承認長期反抗它的受保護國的獨立，還要承認一個提出取消君主政體的國家的地位。幾乎所有參加此次和談的、有貴族頭銜的公使——隆格維爾公爵（Duke of Longueville）、佩尼亞蘭達伯爵（t of Peñaranda）、羅馬教廷大使法比奧·基吉（Papal Nuncio Fabio Chigi）、胡戈·埃伯哈德·克拉茨·馮·沙爾芬施泰因伯爵（t Hugo Eberhard Kratz von Scharfenstein）、約翰·路德維希（Johan Ludwig）、納塞-哈達馬爾伯爵（t of Nassau-Hadamar）、巴拉丁伯爵卡爾·古斯塔夫（t Palatine Charles Gustav）——都難以接受這個提議；「大使」這個詞總是與宮廷相伴的。保烏不是生活簡樸的斯巴達式的人物——他住在一座城堡內，外面有護城河，周圍是紅白相間的鬱金香田，這種鬱金香是他私人培育的雜交品種——但是他必須表明觀點。
和平的力量終於在明斯特和奧斯納布呂克佔了上風。馬拉松式的和談後緊接著的是花樣繁多的條約準備工作，用巴洛克式來形容這一階段恰如其分，然後是1648年簽訂條約［歷史已經將這兩個條約聯繫在一起，將它們合稱為《威斯特伐利亞和約》（Peace of Westphalia）］。然後，鋪天蓋地的歡樂派對開始了。這種情況持續了許多年，在中歐如林火一般循環往複。對於歐洲的大部分地區，這種慶典宣告了幾十年來的殺戮的結束。在尼德蘭聯合省，這種感覺更加強烈。獨立、認可、正名——和約的成果在社會層面上發展出了一系列的心理權力關係。當保烏、他的荷蘭公使同僚們和西班牙代表們在一張紙上籤下他們的大名並蓋章時，這象徵著這個重要時刻——「黃金時代」就此點燃。印刷商們紛紛複印出這份和約，一時間，它成了最暢銷的商品。慶典的火光照亮了七省的每一個城市和村莊。戲劇、詩歌、禮炮鳴響、慶祝遊行、瓷磚、佈道、酒宴、妓院里的尋歡作樂、作畫委託、公共工程項目——荷蘭人通過人類活動所有可能的表現形式讚頌新時代的到來。在和約簽訂後的幾個月內，人們都沉浸在興奮的狀態中。
正是在這種氛圍中——在一個意識到未來充滿繁榮、和平和力量，認識到世俗政治的可能性的社會中——1649年10月初，阿德里安·范·德·鄧克的船來了。他發現自己的家鄉煥發了新生，他的外祖父為之奮鬥並且成為英雄的事業已經得到了證明。從他出生到成長過程中的戰爭已經結束。這是一個新的世界，一個新的國家。
但是，這不是阿德里安·范·德·鄧克的祖國——不再是了。無論他有多麼喜悅，參加了多少次慶祝活動，他對他的第二故鄉的承諾似乎都從未動搖。他是在未來的幾個世紀中數以百萬計的一類人——那些遠渡重洋，在大洋彼岸的遼闊大陸上找到新的家和新的目標的歐洲人——的典型。他是一個美洲人。
船駛入特塞爾海港，這個綠草如茵、海風吹拂的北海島嶼就是亨利·哈德遜40年前出發的地方。在那裡，范·德·鄧克和他的同伴雅各布·范·考文霍芬和揚·艾弗森·包特應該會登上一艘公共渡船，然後乘船南下，進入舉世聞名的桅杆森林——世界上最重要的城市阿姆斯特丹的港畔。
當然，這座城市並沒有等著以這份文件簽訂為信號，才開始它的黃金時代。如今的繁榮景象是在幾十年間發展起來的，阿姆斯特丹也是如此。這座城市的規模是亨利·哈德遜生活的年代的兩倍，而且，它善於經商的統治者們在過去30年——懷著對這座城市未來發展的十足信心——已經構思出了一個規模驚人的都市開發計畫，如今該計畫即將完工，那是一系列的同心圓型運河圈。阿姆斯特丹的運河是一個象徵性的符號，以至於許多人以為它們本來就存在，但其實它們是人們手工挖掘而成的——成千上百噸的土被移出，再填入沙子；一片片森林被用作樁材，運到岸上——這是一項真正的工程建設和城市規劃壯舉。一些最早的郊區因此誕生，因為其設計理念是要讓城市的核心——充斥著商業活動、性交易和飲酒作樂——被一大群新晉暴發戶的豪宅社區圍繞著，每座房子後都有寬大的花園，而且前門外就設有通往最先進的都市交通系統的通道。在這裡，除了建築施工發出的敲敲打打的聲音之外，一切都寧靜而優雅。這些運河本身被命名顯然是為了吸引他們那些社會地位上升的客戶，這為現代房地產營銷埋下了伏筆：您可以根據您要攀附的階層來選擇住在「紳士運河」、「王子運河」（Prinsengrach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