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帶著一群隨從來到這裡：四艘船的士兵，他的一批「顧問」，還有一個妻子。他不苟言笑的做派及其軍人政客的神態給聚集在碼頭區的殖民地居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像孔雀一般，趾高氣揚、妄自尊大」，范·德·鄧克對於他們新領導人的登場方式如是總結道。 人們也穿上了他們最好的衣服：我們能想像到，在1647年的那個春日，許多頂鬆軟的寬邊帽、花邊領、緊身褲或者膝蓋上打著結的長筒襪，還有寬筒靴——下曼哈頓一派倫勃朗畫中的景象。
在風車的帆葉和阿姆斯特丹堡的斷壁殘垣下，在廣闊的海港的映襯下，他們舉行了一場正式的儀式——象徵著領導權更替的火炬交接。在他的演說詞中，施托伊弗桑特宣誓自己的做事方式會「像父親對待他的孩子一般」 。他釋放出來的權力信號清清楚楚：當整個社區的人向他脫帽致敬的時候，他的帽子卻紋絲不動。在殖民地居民們還站著的時候，他卻坐下了。
基夫特發表了講話，他感謝殖民地居民對他的忠誠和信任。那完全是言不由衷，是每個地方的政客都會用的空洞說辭，而在一個典型的荷蘭貿易站點中，這番說辭換來的是一片沉默。但是他犯了一個錯誤，那就是禮節性地停下來，給社區居民一個機會向他回謝。約赫姆·奎伊特抓住了這個停頓的時機，宣洩了一個水手的滿腹嘲諷，大意就是基夫特應得的不是感謝，而是別的東西。科內利斯·梅林補充了幾句大膽的評論。其他人開始插話。這場儀式眼看又要陷入人們熟悉的亂糟糟的局面。
然後，不知何故，大家都看著施托伊弗桑特。他在現場，人們感覺到了，注意到了他的影響力。現在，他們閉嘴了。施托伊弗桑特當然已經知曉了整個情況；實際上，因為在阿姆斯特丹看過那份記載著殖民地居民的抱怨之辭的文件，所以他比基夫特還了解情況。他肯定對基夫特非常不屑，那是一位軍官對於未能贏得下屬尊敬的人的情感。但是，站在那些反抗權威的烏合之眾一邊又是完全違背他本性的事情。至少，他認識了激進分子陣營中的一些領頭人，知道了梅林和奎伊特的名字。他向社區居民們鄭重宣告，在他的管治之下，人們可以快速平等地獲得正義。然後他很快結束了講話。
施托伊弗桑特肯定被這個殖民地所展現出的混亂和居民目無尊長的程度深深震驚。他以軍事獨裁方式經營庫拉索，結果皆大歡喜；他在巴西看到的情況也是一樣。這些貿易站點都是荒涼之境，人們註定要拋棄所有的文明理性，如果不嚴格維持秩序，他們就會被梅毒搞得精神錯亂，身不由己地被野蠻人、疾病和潛伏的歐洲敵人掠走。任何來到這樣一個地方生活的人都清楚，這是一個以軍事管制方式統治的地方，他們沒資格要求話語權或者對公共事務管理方式表示不滿——他有必要提醒他們這一點。一旦他這麼做，他們就會看到其中的好處，在遵循加爾文教義的政府機構的管制之下，和諧社會成為可能。這樣，他們很快就會乖乖聽話了。
他和他的子民們（他就是這麼稱呼他們的）之間沒有蜜月期。由此，從他剛到此地起，他就浸入了在這個殖民地獨有的政治激流之中。在歡迎儀式草草收場之後，他和他的妻子匆匆轉身前往他們的私人天地——他們的新家就在他們的身後。阿姆斯特丹堡是四邊形的建築，每個角落都有棱堡形的崗樓。穿過前門，經過秘書辦公室，施托伊弗桑特夫婦走進了中庭。這個地方就像個難民營。中庭右邊一路都是西印度公司士兵的營房，士兵們是這位總督在這個殖民地的權力支柱。但是士兵們湧出了營房，他們在院子里和城裡的其他地方露宿。施托伊弗桑特應該已經認出了他們當中的一些熟悉面孔，因為正是他讓這座城鎮人滿為患。那一船士兵從巴西逃到庫拉索，然後又被施托伊弗桑特派到新尼德蘭幫基夫特，如今他們依然在這裡。他們是在印第安戰爭接近尾聲的時候來到這裡的，基夫特不知道要拿他們怎麼辦。他們如今虛弱無力、食不果腹，要求拿回欠餉，在街上醉醺醺地到處亂逛，尋釁鬥毆，破壞財產——這是施托伊弗桑特要解決的另一個問題。
院子左邊是禮拜堂，旁邊的山形牆磚房就是給這位總督留的住處。這對初到此地的夫婦花了一些時間才安頓好。施托伊弗桑特讓他疼痛的假肢稍事休息。朱迪斯開始從這場歷經劫難的旅程中慢慢恢複元氣。她到此地的時候已經有四個月的身孕，這意味著她懷孕的頭三個月基本都是在大西洋的顛簸中度過的，從這一點來說，她的勇氣可與她的丈夫媲美。
然後他的統治時期就開始了。舊秩序發生的變化立刻顯現了出來。鬆散的周四委員會議程一去不復返了。新總督每天都會親自上陣。科內利斯·范·廷霍芬遂了願——施托伊弗桑特留他當了秘書——但是他可能後悔了：這位秘書手上的文書工作量——公告、提案、決議、判決書、委任狀、傳票——突然大增。
施托伊弗桑特甚至在他還沒來之前就已經知道這個地方需要什麼；他到這裡的幾小時內發生的事情只是更加堅定了他重整秩序的決心——他所能帶來的那種結合了軍事體制和企業效率的秩序，摻雜著一個虔誠的加爾文教徒的心理，強調罪人要在嚴厲的神明面前卑躬屈膝——他認為這就是解決之道。在他到來之後的那個禮拜日下午爆發了一場酒後械鬥。 在得知此類事情是家常便飯之後，他立刻發布了兩道戒律：第一條是禁止小酒館老闆在禮拜日出售烈酒（直到當天下午兩點）；第二條戒律規定任何「在激動或憤怒」情形下拔刀的人都可能面臨六個月的監禁，並且只能吃麵包、喝水，如果他持刀傷人，則刑期將躍升為八個月。
在面對殖民地居民和西印度公司的水手和士兵時，他一視同仁。沒有人能像指責基夫特一樣指責他偏袒公司僱員。當和他一同到來的兩名水手被發現違反禁令，未經許可私自上岸的時候，他下了判決，將他們「連續三個月綁在獨輪車或者手推車上，干最重的活，絕對不許吃麵包和水之外的東西」 。
但這些都是裝裝門面的——這種簡單的「生活品質」方面的指令很容易被大眾接受。真正需要解決的是正在醞釀中的暴動。在最初的幾天里，他繞著這個小城鎮走了一圈，隨身帶著一張紙，這張紙可真擾人心神：那是1644年10月殖民地居民們以約赫姆·奎伊特和科內利斯·梅林的名義寄出的那封信的副本，信里要求將基夫特撤職。諷刺的是，這封信確實達到了它的目的，但它也因此為這個殖民地帶來了一個將此類舉動視為叛國的人。曼哈頓殖民地的文件顯示出了施托伊弗桑特心思縝密的一面：一方面，和人們通常對他的看法不同，他能明察秋毫，具有扳倒對手的政客資質，以及權衡考量的能力。比如，史學家們一直對施托伊弗桑特選擇留下基夫特的秘書一舉感到困惑，因為科內利斯·范·廷霍芬貪婪、不誠實，而且出了名的好色，這些都是會讓古板的施托伊弗桑特——這個被歷史銘記的人——憎惡的特點。但是，范·廷霍芬也是這個殖民地上最聰明的人，是博聞強記而又像狗一樣忠於西印度公司的辯論家，是能用本地部落的語言與他們談判，轉頭又能帶人到同一個村莊去進行一場無情的軍事襲擊的人。顯然，施托伊弗桑特能權衡此人的多種特點，並且選擇有利於他自己的方面。不過，平時更具本色的施托伊弗桑特會佔據上風，他會用正統加爾文主義的眼光看世界，認為世界非黑即白。他從阿姆斯特丹帶來的這封信令他深受震動。信的作者違背了荷蘭帝國的建國原則，這種有著神學根基的秩序原則創造出了一個成功的文明社會。這種赤裸裸的僭越之舉本身就已經能說明問題。他會用果斷的手腕處理這個問題，這是他們罪有應得。
與此同時，在距他幾步之遙、塵土飛揚的河畔街道上，有人正在舉行秘密會議。這位新總督曾許諾正式審理新尼德蘭居民訴基夫特案，而奎伊特，梅林，法學生阿德里安·范·德·鄧克，貿易商霍弗特·盧克曼斯，英國人托馬斯·霍爾（Thomas Hall），來自布拉格、聰穎又多才的波希米亞人奧古斯丁·赫爾曼（Augustin Herman），以及其他幾名新阿姆斯特丹居民相信了施托伊弗桑特的話，並正在為他們的案子做準備。施托伊弗桑特不知道他們的意圖，也不知道他們有多麼較真。隨意看看這一部分的記錄，其頁數之多足以讓人的腦子裡亂成一團，其中充滿慷慨激昂的抨擊和爭辯之辭，而其議論的事情在1647年已是陳年往事。他們抗議那位總督並且成功地把他趕下台；戰爭結束了。他們就不能好好過日子嗎？
他們正在好好過日子。印第安人進攻的威脅已經解除，繁榮景象漸漸重現。鎚子敲擊釘子發出叮叮噹噹的聲音不時傳來；人們開始建房子；田地都被清理乾淨，耕好準備播種；海港的航線比以往任何時候都繁忙。這些人不希望那種突然陷入混亂的情況再次發生。他們再次投入建設，現在他們希望能有決策發言權。史書對此關注不多，但是曼哈頓島上的這個小群體體現了最早的現代政治衝動：該群體的成員們堅持要在他們自己的政府中佔據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