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嚴肅的年輕人——粗脖子，肥頭大耳，目光冷漠，嘴唇肥厚——站在西印度公司的護衛艦高高的艉樓甲板上，目不轉睛地望向加勒比海潮濕的空氣。在下方的甲板上和周圍的船隻上，300名士兵等待著他發號施令。他是一個沒有什麼軍事經驗的代理管理人，但是，當西印度公司的官員們有了目標時，他們就希望能看到行動。那是1644年3月；九年前，他離開了阿姆斯特丹，先是在巴西，最近是在荷蘭控制的庫拉索島（island of Curaçao）上頑強地挨過了濕熱的瘧疾季節。對於一個荷蘭人來說，這家公司是主要的晉陞途徑。不久之前，這位年輕人還是一個辦事員；現在，他正指揮著一支艦隊，向敵人逼近。
海面呈祖母綠色，天空蔚藍，聖馬丁島在地平面上出現了。 西班牙王國日漸衰弱，它在加勒比和南美佔有的土地岌岌可危。這座小島——從戰略角度來講，位於被荷蘭人稱為「安的列斯群島鏈」的「拐角」（hoek）的地方——在歐洲兩大勢力之間幾度易手。它目前由西班牙人掌控，西印度公司想把它要回來，而這位官員決心要為他們得到它。他得到情報，西班牙人在該島上的堡壘人手很少，他的手下也確實平安無事地抵達海灘，挖好戰壕，架起一門攻城炮。然後，堡壘里大炮齊發。情報有誤。這座堡壘最近已經新增了駐軍，西班牙人全副武裝，嚴陣以待。但是，對於這位荷蘭指揮官來說，這有一個好處：這將是他展現勇氣的第一個機會。他命令手下還擊，空氣中瀰漫著濃重的火藥味。這時，他抓起一面荷蘭旗幟，縱身跳到土堆壘成的防禦牆上。顯然，在狂熱中他靠得太近了，進入了敵人的射程。正當他要插上旗子的時候，西班牙人開始了第二輪射擊。這個男人倒下了，他的右腿被直接打斷——應該是被火器射出的彈丸擊中。在失去意識之前，他命令攻城繼續。
由於17世紀戰事頻繁、科學探索的浪潮日益高漲，醫學專著中關於截肢術的內容越來越多。截肢有許多技巧，這些技巧全都很可怕。病人通常要在完全清醒的狀態下被放在一張椅子上，由兩個人將其按住。醫生會用自己的手將病人受傷肢體的「皮膚和肌肉連根拔起」 ，然後，據一篇文章稱，「我們會用剃刀或雕刻刀把肉切下來……直至骨頭，我們會用這把刀的刀背儘力抹刮這塊骨頭，為達到效果刀背需特製，從而，在砍削這塊骨頭時，覆蓋在這塊骨頭上的骨膜的痛感可能會降低。否則它同樣要經過撕裂、接合，這樣會非常痛苦……完成此步驟後，你必須用一把鋒利的鋸子鋸斷骨頭……」在沒有麻藥或鎮靜劑的情況下，這種恐懼已經足以令病人在鋸子完成工作之前死去。一本外科醫生手冊用直白的語言指導醫生們如何勸解病人：「讓他以最虔誠的祈禱者的心態，準備好將他的靈魂獻給主……因為，要將按上帝自身的形象創造的人肢解實在是不敬之舉。」
不過，儘管自己的腿被截斷了，而且在此之後的幾周內他都神志不清，但是彼得·施托伊弗桑特，這位34歲的加爾文教派牧師之子沒有死，而且在聖馬丁島攻城失敗之後，他在與阿姆斯特丹公司的「可敬的、明智的、有先見之明的、最謹慎的領主」通信時勇於承認錯誤。他直截了當地解釋，進攻該島的行動「未能如我所願大獲成功，一顆來勢洶洶的彈丸使我失去了右腿，這很礙事」。 他以強大的意志忽略了他憤怒的殘肢中流淌的膿汁和疼痛，幹勁十足地重新開始對該公司在加勒比地區的事務進行事無巨細的管理。 他之所以要到這片棕櫚樹遍布的蠻荒之地來，是為了監視那些鹽湖，制定戰略，從潛伏在四周的英國、法國和西班牙艦船以及海盜手中保住荷蘭屬地，他甚至還要操心如何將剛烤好的麵包帶到正在進行演習的船上。疼痛程度不斷升級，傷口在厚重的空氣中潰爛化膿，然而成捆的指示和決議紛至沓來。即使是在那個不缺膽量的時代和地區，他肯定也是出類拔萃的。
他來自平原地區。斯海彭澤爾村（Scherpenzeel）位於尼德蘭北方邊陲的弗里斯蘭省的威斯特靈韋爾夫（Westsellingwerf）地區，此地沒有任何出名之處，因為根本沒有人知道這個地方。那是平坦的農田，圍欄鑲嵌其中，這裡的地平線沒有充塞著城堡、堡壘、大教堂或其他大規模的文明象徵物，人煙稀少。村民們冷酷、虔誠、頑強、自力更生，而他就是他們當中的一員。弗里斯蘭人相信事物有其不變的自然秩序；農民生下來的孩子就是小農民；如果你是牧師之子，那麼你的職業道路就已經註定了。不過，奇怪的是——這也許是理解他個性的關鍵，他沒有走尋常路——彼得·施托伊弗桑特沒有接他的父親——斯海彭澤爾的弗里斯蘭新教歸正會牧師巴爾塔薩（Balthasar）的班。有一種可能是：1627年，在他母親去世後不久，他虔誠的父親再婚了，而且馬上熱情高漲地開始和新娘生兒育女，組成新的家庭。正值青春期的兒子對這類事情往往反應強烈，性情高傲又固執的兒子也許尤甚。大約在他父親再婚的時候，彼得似乎已經離家了。他在稍大一些的多克姆城（Dokkum）的拉丁文學校學習，那裡的海港恰好是西印度公司前往「新大陸」的船隻中轉站。當這些船開來的時候，他的視野（名副其實的）很狹窄：對於一個由上帝和平原塑造出來的年輕人來說，這些100英尺高的艦船高聳入雲，比他見過的所有東西都高，不管是天然的、人造的，還是應許了現實世界救贖的木製尖頂教堂。這想必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繼續在他父親的母校上學，但他是以哲學生而非神學生的身份入學的——這是他打算背離人們期望的信號。無論施托伊弗桑特在進入大學時有著什麼樣的事業觀，他在兩年後突然離開時都改變了主意。根據他的敵人們後來的說法，他是在忘恩負義地和他房東的女兒上床之後被攆走的。 無論這一說法有幾分真實性，他都很為自己的大學經歷而自豪：自那以後，他本人的簽名都是Petrus，也就是彼得（Pieter）的拉丁文（因此有學者派頭的）形式。
這個大學肄業生就這樣在當時生意如日中天的一家公司謀得了一個職位，簽訂了最低等的行政級別合同。他對工作的熱忱很快就給公司官員們留下了印象，他們給了他一個很模稜兩可的獎勵：他被派駐到遙遠的費爾南多-迪諾羅尼亞島（Fernando de Noronha），此地距離巴西海灘還有200英里，因老鼠數量眾多而在公司中聞名。從那裡開始，他很快拿到了沿海殖民地伯南布哥的一個職位，然後又到了庫拉索。和古往今來天生的領導人們一樣，他走到哪裡，手下們都對他趨之若鶩，這些被他的幹勁所吸引的人認為跟著他就能給自己找到機會。雖然從他職業生涯的終結來看這不太可能，但是他對英國人有幾分好感，這一點終其一生都未曾改變。他的這批追隨者當中至少有兩個英國人。那個在荷蘭人的記錄中被稱為「卡雷爾·范·布呂赫」（Carel Van Brugge）的人實際上是出生於坎特伯雷的查理斯·布里奇斯（Charles Bridges）；而布萊恩·牛頓（Briaon）已經為該公司工作了20年。 這些人將沾他的光，一路前往曼哈頓區，並在曼哈頓為了生存而掙扎奮鬥的過程中發揮作用。
但是，在這些友誼中，最能說明問題的卻是與一位並未陪同施托伊弗桑特前往曼哈頓的年輕人的友誼。約翰·法雷（John Farret）出生於阿姆斯特丹，父母都是英國人。 和施托伊弗桑特一樣，他得到了西印度公司在庫拉索的一個職位；這兩人也許是在那裡見面的，也許早在阿姆斯特丹的時候就見過面。他們很快就成為朋友，這種友誼是施托伊弗桑特的其他友誼的真實寫照——施托伊弗桑特扮演更有權力的角色，法雷在他面前幾乎卑躬屈膝。但是法雷在有些事情上超過了施托伊弗桑特：他完成了大學學業，獲得了一個法學文憑，而且還是詩人兼畫家。施托伊弗桑特欽羨所有這些文化的象徵，而他們的友誼就建立在他的欽羨之情和法雷費力討好的舉動之上。歷史中的施托伊弗桑特的形象是呆板的，但是一項研究進展揭示了這種形象背後的深層個性：他和法雷保持了長時間的通信往來……而且是以詩的形式。 一連串長長的詩歌詳細記載了他們的命運起伏，這些詩歌目前保存在阿姆斯特丹的尼德蘭航海博物館（herlands Maritime Museum），據我所知，這些詩歌中除了一些小片段之外，從未被翻譯或出版。
這批詩作的存在——於20世紀20年代在荷蘭的一家檔案館被發現——本身就說明了他們之間的關係。 正是法雷本人將這些詩歌保存起來並將它們和他自己的插圖用牛皮紙裝訂在一起，顯然他很為自己與這個後來因擔任曼哈頓殖民地領導人而聞名的人之間的交往而自豪。自始至終，法雷都稱施托伊弗桑特為「閣下」和「我的施托伊弗桑特」。「能唯您馬首是瞻，我不勝榮幸，這是莫大的獎賞」，他宣稱，「我的意志與您的意志緊密相連，我的心與您的心緊緊相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