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運的轉折出人意料，一場悲劇即將吞沒以曼哈頓為根基的新尼德蘭殖民地，令它元氣大傷，最終在與英國鄰居的鬥爭中敗下陣來。但是，這一事件也令這裡的居民團結一致，將這塊殖民地的傳統保留至未來的幾個世紀。命運之神還多做了一步安排，讓那場噩夢在阿德里安·范·德·鄧克抵達「新大陸」謀出路的當月發生，他即將領導人們進行一場保留傳統的政治鬥爭。
那場災難到來時，新阿姆斯特丹居民們和他們分散在圍繞全省的長達數百英里的北大西洋海岸線上的夥伴們正對一切滿懷希望。貿易突然開放，新居民蜂擁而來，商界精英集團正在形成，各個家族開始通婚，落地生根。一切都起源於一個看似隨機的小事件。
曼哈頓島上的每個人都認識克拉斯·斯維茨（Claes Swits）。這個車輪修造工是一個愛嘮叨的老頭子，帶著他的妻子和兩個長大成人的兒子一起漂洋過海到「新大陸」來。在上船之前，他們都住在阿姆斯特丹的「冬日喜鵲」 酒館中，那裡也是格里耶·雷尼耶把目光投向曼哈頓之前，當酒吧女侍和妓女的地方。那家旅館是來自德國的旅人們最喜歡的去處；從斯維茨的姓氏來看，他的原籍應該是瑞士。和在曼哈頓的其他人一樣，他剛到的時候從事過好幾份不同的職業。他租了一個200英畝的種植園，這個名叫奧特斯普爾（Otterspoor）的種植園佔據了後來的哈萊姆 （Harlem）的很大一部分。他在這個種植園裡種糧食，養奶牛［他同意每年向土地所有者雅各布·范·科爾勒（Jacob Van Curler）支付200磅黃油和「在上帝的庇佑下，這片土地出產的糧食的一半」 作為租金］。不久之後——也許是覺得這份工作對於像他這麼大的年紀的人來說太過繁重——他僱用了一個合伙人。 就算是在當時，克拉斯也沒有在打理農場這件事情上花多少時間；他太老了，或者，也許他只是渴望與人接觸。他買下了維闊斯蓋克小道上的一小塊地，這塊地的大概位置就在今天的四十七大街和第二大道上，他在那裡蓋了一座房子，然後做起了各種各樣的買賣。這條小道——在二十三大街的位置從後來的百老匯上分出來，向東面延伸，然後在島的北面與百老匯重新匯合——那時已是車水馬龍。維闊斯蓋克部落的一些村莊中的印第安人，還有更北邊和河對岸的長島的其他部落成員都在新阿姆斯特丹來來往往；歐洲人和非洲人的農莊擴張到了曼哈頓，他們也開始穿梭於這條小道上。新尼德蘭的領土依然廣袤荒涼，但是這座島的中心正在迅速地被殖民化。這個老頭子想到，這座島的東邊有一個地方適合做旅人們的歇腳處。
他位於都特爾灣 （Deutel Bay）的小酒店變成了人氣很高的聚會地點。夜裡，人們在舒適的火堆前聚到一起，飲酒、唱歌、咒罵、爭論，也許他們還會走進依然有些荒涼的夜色，凝視這個形狀像C的海灣上空的月亮。正是在這裡，英國人托馬斯·比奇的妻子娜恩·比奇「亂摸在場大部分人的馬褲前襠」 ，從而引發了一場小衝突。還有一次，烏爾里希·魯珀爾德（Ulrich Lupoldt），西印度公司的一名官員一邊在克拉斯的小酒館中喝酒一邊和住在北河對岸的揚·艾弗森·包特（Jasen Bout）大聲爭吵，他們爭論的是包特和某個「黑婊子」 有一腿的傳言。克拉斯似乎和那個在1634年的冬天長途跋涉到莫霍克人的村莊去重新協商皮草價格的年輕人哈門·曼德茨·范·登·博加特是很親密的朋友或者是姻親；范·登·博加特是克拉斯的家庭小酒館的常客，而且還為他的債務提供經濟擔保。
從幾條記錄來看，這個車輪修造工是一個人畜無害、受人喜愛的老頭。他能叫出很多印第安人的名字。1641年8月的一天——阿德里安·范·德·鄧克也正是從那天開始適應他在倫斯勒斯維克殖民地的「郡治安官」（schout）一職——克拉斯發現一個27歲的維闊斯蓋克印第安人站在他的門口，肩上還搭著一些皮草。這個印第安人說，他有意與他們交換一些粗呢布料。對於這一點，克拉斯應該一點兒也不覺得驚奇。克拉斯認識這個年輕人：他住在島的東北面的一個村裡，而且他曾經為克拉斯的兒子工作過一段時間。這個車輪修造工把這個站在8月的太陽底下的人請進屋，給他一些喝的和吃的。當這個老頭俯身去開他保存貿易貨物的箱子時，這個維闊斯蓋克年輕人——他是這塊殖民地即將發生的大事的中心人物，但是很遺憾，他的名字無據可考——做了一個看似毫無預謀的舉動，他伸手拿起了克拉斯·斯維茨放在牆邊的一把斧頭，高舉斧頭，砍下了這個老頭的腦袋。然後，他離開了。
雖然這場謀殺是偶然事件，但是其中包含必然性。這名印第安人不曾與斯維茨爭吵。但是在15年前，也就是1626年，在彼得·米努伊特買下這座島的時間前後，一小群冒險到南部進行皮草貿易的維闊斯蓋克印第安人被一些歐洲人襲擊、搶劫並謀殺了——所有人當中只有一個12歲的男孩幸免於難並逃走了。15年來，歐洲人的人數增長，他們在島上慢慢擴張，與此同時，這個男孩一直懷著一顆復仇的心，然後，這種心理爆發了，也許連他自己都會感到驚訝。
於是，維闊斯蓋克路上的這場謀殺就成了導致文化衝突事件的發條上的一環：一個事件會穿越時空，觸發另一事件，引發更大規模、更血腥的報復行為。克拉斯·斯維茨之死餘音未了。它首先也是必然地在威廉·基夫特的腦海中產生了迴響。基夫特正大汗淋漓地悶在阿姆斯特丹堡的辦公室里——他最近正是在那裡迎接范·德·鄧克並祝其北上就職一切順利——當這位44歲的殖民地管理者聽到這個糟糕的消息時，他的反應是有點兒興奮。這種反應很奇怪，但他就是個怪人。他生於阿姆斯特丹，長於阿姆斯特丹，父親是商人，母親是政客的女兒。他的家族關係背景深厚——倫勃朗在《夜巡》這幅畫中給他的表親威廉·范·萊滕博什（Willem van Ruytenburch）畫過像（他在畫面中心偏右的地方，穿著華麗的黃色套裝，手握刀鞘）。 但是，威廉·基夫特算得上是家裡的害群之馬。他一直在法國尋找商機，但全盤皆輸，以至於他的照片被人釘在拉羅謝爾鎮（La Rochelle）的絞刑架上，他也被迫逃走。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後來他接到了一個任務——在奧斯曼帝國的某地贖回被蘇丹囚禁的基督教徒。不過，有人在安特衛普出版了一份攻擊他行政能力的宣傳冊，這份宣傳冊稱，基夫特將這個任務變成了以盈利為目的的投機活動，他只出錢要求釋放那些人頭價格最低的人質，而讓其他人質在土耳其監獄中受盡折磨，以保持自己的利潤。
也許正是因為這種精明，有人向西印度公司的董事們舉薦了他，作為替代倒霉的沃特·范·推勒的適當人選。不過，這更有可能是家族關係所致。他1638年到此，當時這個省一片混亂。他決心實施鐵腕政策，認為這樣才能扭轉殖民點的局面——暫且不提在他到任後不久，因自由貿易的出現，殖民點的局面本身就已經開始好轉。實際上，他的所有問題——所有管理者們在這個殖民地存在期間的問題——在於進退兩難的形勢。荷蘭在其帝國統治的一個世紀中進行的全球擴張不是以殖民地為基礎，而是以貿易基地為基礎，這就解釋了為什麼儘管這個帝國開拓的疆土遠至印度、台灣島、爪哇，而荷蘭語卻沒有像英語一樣傳遍全球。作為最高統治者，英國人要麼扶植殖民地，要麼就像在印度一樣，用他們自身文化的各種元素影響當地社會。而荷蘭人則傾向於在戰略據點設立軍事貿易基地，並讓當地人給他們帶來貿易物資。貿易公司本身都不參與建立永久殖民地的事務。
但是，新尼德蘭不願只做一個貿易基地。在荷蘭帝國的站點中，它是獨一無二的，因為它堅持要成為一方水土。 據一些人估計，在這一殖民地走到盡頭之前，它所吸引的荷蘭共和國移民者人數比其他荷蘭貿易基地吸引的人數總和都多。 此地的人口並不全是由士兵和公司僱員構成，還有普通移民，他們喜歡自己所看到的，希望能留下。這裡有街道和建築，除此之外，到了17世紀40年代，它已經發展出了一種風格，一種過日子的方式，這當然與經營此地的公司之間有些關係，但是更多的是由克拉斯·斯維茨、霍弗特·盧克曼斯、約里斯·拉帕里、卡特琳娜·特瑞科、格里耶·雷尼耶和「土耳其人」安東尼·薩利決定的——這些在公司外緣活動的人，而非公司內部的人。
這個地方有了自己的生命。有了這個，自然就需要政治體制。事實上，當時那裡沒有司法制度，或者可以說，基夫特就是司法制度。那裡沒有判例法，他想怎麼調停爭執就怎麼做。那裡也沒有申訴制度。基夫特和這個殖民地的其他管理者們未獲授權，無法對政治和法律制度的建立進行監督；公司只給他們送來了一種「工具」：軍事獨裁。如果他們是在巴達維亞和望加錫這些貿易基地，那麼這是一種行之有效的工具，但是在一個迅速成長、羽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