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蘭的9月是一個生機勃勃的月份。北海的雨水透過底色炭黑的雲層，順勢傾瀉而下。寬廣蔚藍的天空一片片地浮現，世界頓時沐浴在如煙似霧的陽光中。純凈圓滿的太陽倏地冒了出來，衝擊著磚牆上描彩塗漆的百葉窗，眼看就要穿透碧綠深沉的運河河面，眼見此景，凡人們幾乎欣喜若狂，不由自主地唱起歌來。還有風，無時不在的風，它彷彿一隻急切地拍打著後背的手，引誘著、催促著居民們：「動起來，揚帆，出發。」
1638年9月，荷蘭省 萊頓市來了一個新人。他來自他的家鄉布雷達市（Breda）。布雷達市位於天主教盛行的地區布拉班特（Brabant）的南面，兩地相距40英里。布拉班特雖然是荷蘭共和國的一部分，但是並未享有完整省份的地位。如果他和其他初來乍到的人一樣，那麼在萊頓看到的一切就會令他深受觸動。在這個以整潔著稱的國家，這個以磚塊砌成的秀美村莊在17世紀鶴立雞群。村中的大街小巷和運河兩岸都修得整整齊齊，人行道刷洗一新，黑色的橫樑映襯著教堂內部高聳的白牆，顯得乾淨利落。實際上，它根本不能算是一個村莊——到1622年時，它的人口已經達到4.5萬人 ——但是它依然保持著鄉下特有的純樸。巨大的風車臂上覆著帆布，框出一方方的天空，這並非在市郊才能見到，就是在城鎮中心也是如此。這個年輕人走過的街道上擠滿了玩耍的孩子——這在當時的歐洲是一大奇景。在這個以清教徒的嚴厲為特點的時代，其他地方的人們普遍認為童年是靈魂可能被混亂和邪惡迅速滲入的時期，因此孩子們應當被嚴加管教，要學會順從，在長輩面前要舉止有度、畢恭畢敬。而荷蘭人的想法正好相反：他們會不顧外地人的嘲笑，聽從他們自己專家的建議，擁抱並嬌寵孩子們。「不能把孩子們管得太緊，要讓他們舒展童心，這樣我們才不會對他們脆弱的天性施以重壓。」內科醫師約翰·范·貝佛維克（Johan van Beverwijck）建議道。他是那個時代的斯波克博士或本傑明·維爾博士（Dr.Spock/Benjamin Weil），其著作《健康珍寶》（） 是當時的暢銷書。於是——正如揚·斯特恩（Jan Steen）的畫作中展現出的喧鬧街景所示——孩子們自在地奔跑，大街小巷也迴響著他們玩樂的聲音。
當一個人走近那條名叫「萊蓬伯格」（Rapenburg）的運河時，大都會熙熙攘攘的感覺漸濃——眼前是小酒館和雜耍劇場，一縷縷煙草氣裊裊升起。穿過運河上的一座小人行橋，這個新來者就會遇到他成群結隊的同事們——其他的年輕人在鋪著鵝卵石的碼頭邊聚成一團，碼頭的後面是一幢氣派的、鑲有含鉛玻璃窗格的兩層樓，樓的入口是穿過北面磚牆的一道拱門。這是萊頓大學的主樓，萊頓大學是尼德蘭的第一學府，也是歐洲知識的中心。1638年9月24日，這位年輕人走進了這幢大樓，寫下他的名字，阿德里安·范·德·鄧克；他的年齡，20；他的家鄉所在的省份；還有他即將開始攻讀的學位，法學。17年後，他將在一片遙遠的土地上死去，而此時的他也許還從來沒有聽說過那個地方。他將在美洲和歐洲引起轟動，但是最後一切會歸於風平浪靜。歷史上很少有人會記得他，但是他將取得成功。他會將17世紀歐洲文明最美好和最高貴的一面像種子一樣帶到一個遠方的世界、一片新鮮的土壤中，在那裡，一種非凡的品質將逐漸形成。他將在創造一座偉大的城市和一個新社會的創舉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他年輕，強壯，個性直率，既有對知識的濃厚興趣，又有對闖蕩冒險的渴望。他的家族在布雷達頗有名望——有一個親戚曾在「沉默者威廉」的王庭中擔任總管一職，還有一個親戚曾在荷蘭軍隊中身居高位——他是以名門之後的身份來到這所大學的。40年前，在對西班牙作戰的早期階段，他的家鄉發生了一件大事，如今這一事件已變成了一個傳奇。布雷達當時是西班牙佔領者手中的諸多城鎮之一。「荷蘭起義」英雄「沉默者威廉」剛去世不久，西班牙人在低地國家的南部邊陲長驅直入，攫取領土。這時，一個大膽的木馬計扭轉了乾坤。70名荷蘭士兵組成了一支小分隊，他們藏身於一艘運炭船層層疊疊的泥炭下，從守衛布雷達入口的西班牙部隊身邊漂過。一進入大門，他們就領導了一場起義，重新奪回了這座城鎮。這次「布雷達泥炭船事件」（turfschip van Breda）背後的人就是阿德里安·范·貝爾根（Adriaen van Bergen），也就是范·德·鄧克那位與自己同名的外祖父。幾十年後，范·貝爾根在布雷達人心目中依然是英雄；這個家族也因他的愛國壯舉而同享榮光，年輕的阿德里安·范·德·鄧克把這一層關係視為榮譽的象徵。
這所大學和起義的初期階段也不無關聯。萊頓城曾在1574年抵擋住西班牙人的猛攻，為了回報英勇的戰士們，「沉默者威廉」選擇了萊頓作為這所氣派的大學的校址所在地，他認為荷蘭諸省如果要成為一個國家，他們就需要這樣的一所大學。正如威廉所設想的那樣，在短短的時間內，這所大學就達到了可與博洛尼亞大學或者牛津大學相媲美的水平，這裡是這個新國家頂級的科學家、政客、律師和宗教人物的繁衍地。
荷蘭人的寬容精神充滿了整座城市。歐洲各地的科學家和作家都到萊頓出版他們的著作，因為這裡印刷工要價低廉，技術水平高，而且不受權威們的言論限制。誠然，最能說明荷蘭在當時的思想生活中扮演的角色的，莫過於這樣一個數據：據估算，在整個17世紀中，世界上出版的全部書籍中有一半出自尼德蘭。
在阿德里安·范·德·鄧克到來的時候，萊頓的人口中有三分之一是戰爭難民和受宗教迫害的難民。在一個以宗教戰爭為標誌的世紀中，布朗派 教徒、浸禮會教徒、瓦隆人、胡諾格派 教徒、第五王國派 教徒和阿什肯納茲猶太人都來到這裡以及荷蘭共和國的其他城市生活、做禮拜。當威廉·布拉德福德和他的新教徒領袖同伴們在這個世紀初逃離英格蘭的宗教迫害，致信萊頓城當局詢問他們是否可以在這座城市落腳時，鎮執法官們立即回信：「（我們）對於要來這座城市並在城中居住的誠實人士來者不拒，只要這類人士安分守己，誠實守信，服從這裡的一切律令即可。」 新教徒們在1609年搬了進來——這一年，亨利·哈德遜開始了荷蘭人對北美殖民地宣示主權的進程——他們佔據了巨大的、哥特式風格的彼得教堂（Pieterskerk）周邊狹窄、擁擠的街道，經商並實踐他們的信仰。他們利用新聞自由，開始印刷攻擊國王查理的宗教限制政策的宣傳單頁，並將這些單頁偷運入英格蘭。當查理的大使為此投訴時，鎮執法官保護了他們的新居民，這讓查理對荷蘭人的印象更差了。諷刺的是，荷蘭人對宗教差異的容忍態度讓新教徒們聚到一起，最後又將某些新教徒趕到了新大陸。新教徒擔心在不虔誠的信徒中間生活會令他們耽於玩樂。事實確實如此，1620年，當第一個40人的團隊航行至科德角（Cape Cod）時，另有幾百人選擇了留在荷蘭，其中許多人最終融入了荷蘭社會的大熔爐。
在荷蘭共和國，寬容並不僅僅是一種態度。過去的一個世紀中，上千人在西班牙人手中遭受血腥的宗教迫害。在那之後，荷蘭諸省又進行了一項創舉，他們在1579年頒布了一部事實上的憲法（de facto stitution），以保證「每個人都享有自由，尤其是在個人的宗教方面，人們不應因自己的宗教信仰而遭受迫害或調查」 。這一句話變成了在17世紀建立起來的多元文化社會的基礎。但是，正如許多社會中的情況一樣——想想早期的美利堅合眾國，那是一個以自由原則為建國之本，然而又允許蓄奴的國家，指導原則經常會被打破。17世紀20年代，一場關於寬容的意義和智慧的辯論席捲荷蘭諸省。 這場辯論的中心正是此地——萊頓大學，兩個偶像級的神學家之間爆發了一場衝突。作為一場廣泛的加爾文教義辯論的一部分，強硬派戈馬魯斯（Gomarus）和他的追隨者們在這個因宗教戰爭而傷痕纍纍的大陸中進行了調研，並認為它是多元化危險性的例證。他們稱統一是力量之源，鎮壓非加爾文派的宗教於心靈於國家皆有利。戈馬魯斯的反對者亞米念（Arminius）和他的陣營反駁道，基督教的慈善原則決定了人們必須對宗教差異保持寬容，並且禁止迫害持異見者。亞米念有一位前輩叫作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奧（Sebastian Castellio），他的話常被人引用，他用基督徒的優雅口吻說出了令人信服的觀點：「許多人將因殺害無辜而在審判時遭到天譴，但是不會有人會因為沒有殺害任何人而遭受天譴。」 除此之外，亞米念曾指出，多元化對商業有利。
這場鬥爭催生出關於對宗教多元化的寬容態度的詳盡的書面依據。隨著亞米念的追隨者西蒙·伊皮斯科皮烏斯（Simon Episcopius）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