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紀，走進阿姆斯特丹，你會受到輕微的感官衝擊：盤旋著的海鳥的尖叫聲和船槳的擊水聲；混雜在一起的各種氣味：捲心菜味、油炸煎餅味、運河的臭氣。走進運河構成的混濁的青藍色格子，你會有種走進一個井然有序的密閉空間的感覺。細長的磚房造型典雅而不張揚，房子的尖頂框住了天空，讓天空也顯得溫和了起來。鋪滿鵝卵石的碼頭上熱鬧非常，工人們推著手推車或者蹣跚著把壓在身上的麻布袋裝到駁船上。身穿短裙、露出臀部曲線的女人們擦洗著門廊，又往上撒了一大把沙子；狗、馬和孩子到處可見。
當亨利·哈德遜於1608年秋天抵達阿姆斯特丹時，他身邊的世界正在發生改變。一個多世紀以來善於處理南美和東印度事務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帝國正在衰落，兩個新的強國先後崛起。荷蘭和英國齊頭並進，很快將達到巔峰，他們會為世界帶來倫勃朗、維米爾、顯微鏡、鬱金香、證券交易以及私密的現代家居概念。
荷蘭人當然是為海洋而生的，保留這種特質是他們的一種生活方式。因此，水就是他們的心之所向；他們是歐洲大陸的造船者、水手、嚮導和非法買賣者，水是他們帝國的鑰匙。當西班牙和葡萄牙聯盟在1580年對荷蘭貿易商關閉了里斯本口岸（荷蘭人長期以來都在此接收亞洲商品，再將其轉銷全歐）時，荷蘭商人們採取了激進的做法——在船上裝滿火藥和加農炮彈，直接開赴伊比利亞貨源地，即東印度群島，經南路進行了一年多的航行。抵達後，他們火力全開，奪取了葡萄牙的軍品交易站，將爪哇、蘇門答臘和馬來半島變成了新帝國的前哨。1599年，當第一支成功的護航隊返回故鄉時，他們的船上載著60萬磅辣椒和同樣數量的肉豆蔻、丁香等其他香料，豐碩的成果令阿姆斯特丹人震驚了。全城的教堂都響起了鐘聲，世界強國開始崛起。
地理環境塑造城市性格。哈德遜走進的這座城市的性格和他剛剛離開的那座城市迥然不同。單憑這一點就能解釋為什麼曼哈頓，這座由哈德遜畫出最初輪廓的城市，會變得和波士頓或費城非常不同。英國與荷蘭共和國之間的一個不同點包含在一個抽象的，在我們聽來顯得軟弱無力的名詞之中：寬容。英國正瀕臨百年宗教戰爭的邊緣，王室成員的頭顱就要滿地亂滾，成群的平民四處逃散。荷蘭人——交易商和水手的目光總是聚焦於「外面的世界」，即別處的土地、別處的人和他們的產品——必須對分歧保持寬容的態度。在外國貨物進出他們港口的同時，外來的思想和外來民族也在此進出。現在談到「讚揚多樣性」這種觀點已經太過時了，但是在當時的歐洲，荷蘭人在對外國事物、宗教分歧和異類的接納程度方面表現突出。哈德遜的新僱主就是一個例子。這些「東印度公司阿姆斯特丹商會」的成員中有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其中許多人還是在南方或其他地方因宗教迫害而流亡的難民。他們來到這裡，融入社會，力爭上遊。在整個17世紀，荷蘭共和國成了笛卡爾、約翰·洛克和英國清教徒的知識或宗教的天堂，後者在萊頓住了12年之後才開始在新英格蘭建立起一座新「耶路撒冷聖城」。哲學家巴魯赫·斯賓諾莎（Baruch Spinoza）就出身於阿姆斯特丹活躍的猶太社區。時至今日，阿姆斯特丹人都在驕傲地用「Mokum」這個幾世紀之久的猶太名字來稱呼這座城市。（而且，在俚語中，阿姆斯特丹人是用意第緒語的「de mazzel」來表示「回頭見」。）
地形還有政治層面的意義，低洼地區的省份——尼德蘭這一個不折不扣的巨型河口三角洲——一直都很容易成為侵略者的目標。14世紀，法國人通過擴張活動入侵了這些省份，然後，在1495年，即哥倫布航行的3年之後，西班牙將低地國家納入了自己的帝國版圖。當哈德遜進入阿姆斯特丹的時候，尼德蘭聯合省已經為了從他們的西班牙領主手中獲得獨立而奮鬥了近40年。長年累月的戰爭讓他們變得堅強，變得團結，在軍事和經濟方面更加強大。在那之前，他們人心渙散，每個省都習慣於按自己的方式行事。西班牙天主教的專制統治——包括迫使清教徒們回歸天主教會的血腥的宗教裁判策略——令他們團結了起來，還為他們帶來了一位國父式的人物，即史稱「沉默者威廉」（William the Silent） 的奧蘭治親王威廉一世（Willem I，the Prince e）。這位英雄式的軍事領袖遭到暗殺，給了格羅寧根（Groningen）的農民、弗利然的馬販子、澤蘭（Zeeland）的造船工人、四海為家的藝術家和阿姆斯特丹的商人一個共同的焦點。他們也有自己的民兵組織，這個被稱為「海上乞丐」（Sea Beggars）的組織是由一群羅賓漢式的水手組成的。這些水手克服重重困難，擊敗了訓練有素的西班牙正規軍，從他們手中奪下了海濱城鎮布里爾（Briel）。這第一次給荷蘭人帶來了擺脫外國勢力鉗制的希望。
也許，尼德蘭與英國之間最大的區別就在於在奮鬥中團結起來的荷蘭七省在歐洲完全是個異類：從都鐸王朝的伊麗莎白到路易十四，在君主制當道的時代中，荷蘭人開創了一個共和國。它和啟蒙運動全盛時代的共和國不是一個概念——它不屬於理想主義式的，自以為是地稱「我們認為這些真理不言而喻」 的模式，那是美利堅合眾國的建國理念，而是在各個城鎮團結在一起，捍衛它們的利益的過程中逐漸形成的共和國。但它是一個源自人民自上而下的體系。法國人有他們複雜的風尚與禮儀體系，西班牙王室有他們搖搖欲墜的「巨型噴泉式」 贊助模式，英國人有他們的階級制度和根植於國民靈魂中的貴族政治。而17世紀的荷蘭人獨樹一幟，他們要當「可靠的平民」。他們有蔑視君主制和華而不實的制度的文化傳統——正如當時的一位作家所寫，他們有著「對待專制政權強烈的反抗意識」 。他們信奉勤奮工作、生財有道，並且為人謙虛。他們認為英國人把精力都放在巫婆身上的做法是偏執的表現。
荷蘭人穿著簡樸，以至於外國人抱怨他們在阿姆斯特丹的街道上連市政長官和普通的店主都分不清。在17世紀初，阿姆斯特丹幾乎沒有豪華的房子，在紳士運河（Herengracht）和釀酒者運河（Brracht）岸邊排開的房子依然是簡樸的獨門獨戶。荷蘭人不提倡養成群的僕人，富貴人家也就只有一兩個僕人，這在當時殊為奇怪。一位登上荷蘭戰艦的法國海軍指揮官驚訝地發現艦長正在打掃自己船艙。這裡也有貴族家族，但是他們不像其他歐洲貴族一樣大權在握。相反地，權力歸於那些成就事業的人之手，即商人和當地市政長官。人性使然，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人創造出了一個新的人群——商界貴族，有時候他們甚至會向手中缺錢的外國人買頭銜，但是這種做法本身又突顯了這種觀點。 力爭向上是荷蘭人性格中的一部分：如果你賣力工作、頭腦精明，那麼你的地位就會提高。今天，這是健康社會的象徵；但在17世紀，這卻很奇怪。
國父，年輕而富有朝氣的共和國，獨立戰爭，精明務實、蔑視君主制、對差異抱有開明接納心態的民眾，這一切都令人有似曾相識的感覺，它們在下一個世紀的美國開創者身上保留了下來。正如第一位出訪阿姆斯特丹的美國大使約翰·亞當斯（John Adams）在1782年所寫：「這兩個共和國（合眾國）的源頭是如此相似，其中一者的歷史似乎就是另一者歷史的翻版，因此每個了解美國革命這一話題的荷蘭人都肯定會斷言美國革命是正義之舉、勢在必行，或者對它永垂不朽的先輩們的偉大壯舉有所非議。」 這些相似點之中有一些是不可避免的（所有的造反運動中不都有英雄和烈士嗎？）但是，我希望本書能夠說明，最本質的一點——文化的敏銳性，其中包括對分歧坦然接受的心態和相信個人成就比出身更加重要的觀點——至少在部分程度上是由一種文化到另一種文化的基因轉移，是荷蘭人的觀念栽種於未來美國的一個重要地區的結果，這些觀念將成為美國人品格的一部分。這一文化基因的傳遞者就在這裡，就是此地的此人，儘管當時看來毫無徵兆，他對此也毫不知情。
和英國人一樣，荷蘭人對尋找通往亞洲的北方航線的興趣也由來已久。15年前，荷蘭探險家威廉·巴倫支（Willem Barents）已經三次嘗試尋找東北通道。雖然他在最後一次航行中凍死了，但是荷蘭當地對這一項目熱情不減。「荷蘭東印度公司」最近剛冒出了頭，他們在東南亞之旅中獲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且很快就要部署一支水手人數不下5000名的巨型艦隊。比起莫斯科公司，這家公司的組織更加嚴密，而且可支配的資金更多。正如該公司的情報報告描述的那樣，如果哈德遜馬上就要發現他們尋找已久的、通往亞洲市場的北方通道，那麼他們就要拿下哈德遜。
然而想拿下哈德遜的不只是他們。哈德遜抵達荷蘭共和國時恰逢一個關鍵時刻，當時整個歐洲都在關注這些低地省份。兩年前，荷蘭艦船在雅克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