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8年夏末的一天，一位紳士走過那座叫作倫敦的城市。他志向遠大，恃才傲物，衝勁十足——一句話，就是他這個年紀的男子常有的樣子。和我們一樣，他身處一個人們的眼界擴大、世界迅速縮小的時代。在那個時代，追求個人夢想的舉動帶來了新發現，而新發現反過來又催生出更新、更大的夢想。他複雜的性格——包括時不時地因意志消沉而無力施展抱負的狀態——是建立在非凡的自信心之上的。眼下，他幾乎確信自己前去參加的會議具有歷史性意義。
他往西朝著聖保羅大教堂的方向走去，當時的大教堂和它現在一樣獨絕天際。但是，遠處的建築物卻不是今天的聖保羅教堂。今天的聖保羅教堂是一座尊貴的皇家建築，象徵著秩序和人類理性，它那壯麗的穹頂閃耀著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的精神。而他所看到的聖保羅教堂有一座樣式陳舊的塔樓而非穹頂（原來的塔尖在差不多半個世紀以前遭到雷擊但沒有被拆除重建）；那是一座黑暗的中世紀風格的教堂，它和17世紀初的倫敦倒是很相稱——當時的倫敦還是一個中世紀的集鎮。他走過的街道狹窄、幽暗，有種令人恐懼的幽閉感，向中央的污水溝傾斜。街道兩旁的房屋都是木製建築，圍牆是抹灰籬笆牆，那是一座以木結構為主的城市。
因為我們已經知道他的目的地，也對他的住所有所了解，所以我們可以追蹤到船長亨利·哈德遜在那年夏天去見莫斯科公司（Muscovy pany）的董事們時走過的大致路線。該公司就是他開啟探險和發現之旅的資助者。 從塔街區（Tower Street Ward）通往考德維那街區（Cordwaireet Ward）最寬的一條大道就是「塔街」。在他首先穿過的一個街區上，儘管人們由此可以看到倫敦塔上的絞刑台和絞刑架，但這裡有相對較新的「許多比較氣派的大房子」，正如同時代編年史家約翰·斯托（John Stow）所描述的那樣，其中一些房子曾為地位顯赫的貴族所有。
然後出現在他左手邊的是東區高高聳立的聖鄧斯坦教堂和一件能讓他想起自己家族傳統的物件。莫斯科公司先前不僅至少兩次資助了亨利·哈德遜的航海旅行，回首該公司過去半個世紀的歷史，其名冊上至少包含了幾位哈德遜家族人士。在1555年該公司的創辦成員名單中還有一位亨利·哈德遜，他由卑微的皮革商或製革匠起家，後來變成富有階層的一員和倫敦市的一名市政官，而且他應該就是這位探險家的祖父。 所以我們的亨利·哈德遜應該就是為海洋和這家公司而生的。在他現在經過的教堂中，那位在莫斯科公司名冊中與他同名的人士就躺在一塊鍍金雪花石膏紀念碑下。碑上刻著如下一段墓志銘：
亨利·哈德遜之遺體長眠此地，
此石墓之中：
他將靈魂（全憑信仰基督之死）付予天上神明，
飛升上九重。
他生前乃市政官和製革匠，
美德乃其心之所向，
罪惡乃其心之所惡。
如果這位航海家選擇繞道走下山經過那座教堂，那麼他應該會來到浩渺的泰晤士河河邊。從那裡望向西面河畔的下游風光，映入眼帘的是橫跨河面的倫敦橋和它的20個石拱，以及搖搖欲墜地立在河道兩旁的房屋。直接越過這條低聲吟唱、令人神往的河就是薩瑟克區（Southwark），那是一片荒涼偏僻之地，因此也是尋歡作樂之所。妓院遍布大街小巷，而且這裡能看到「耍狗熊」（bear bayting）的舞台，那曾是最受大眾歡迎的消遣之一。過了薩瑟克區就是還保持著圓形木結構原樣的「環球劇院」。那一刻，在薩瑟克區那邊的某處，在住在這個自治區中的商人、娼妓、「身強力壯的乞丐」 和「跑龍套的普通演員」中，莎士比亞——他當時44歲，與哈德遜幾乎處於同一時代，後來成為當時風頭最勁、名望最高的戲劇家——很可能正忙著做他的生意，和他的演員朋友理查德·伯比奇（Richard Burbage）和約翰·赫明（John Heminge）在「美人魚」酒館中過夜，或者也許正對著大頁紙苦思冥想《科利奧蘭納斯》（）的情節。此劇大約就是寫於這個時代，而且是緊隨著那些偉大的悲劇寫成的，因此可能讓人感覺有些空洞。
塔街變成了小東市場路（Little Eastcheap），然後併入坎德爾維克路（dlewick），然後是布奇道（Budge Row）。哈德遜的公司就在這裡，在一座名叫「莫斯科大樓」（Muscovy House）的壯觀建築中，那是莫斯科公司的總部。1608年的倫敦呈現出來的中世紀風貌掩蓋了英國日漸崛起為全球帝國的實際情況，而這個國家崛起的其中一大動力就在這些門的後面。從這家公司虛張聲勢的正式名稱——「探尋土地、領土、島嶼與未知領地的英格蘭商人冒險家公司」（Merts Adventurers of England for the Discovery of Lands，Territories，Iles，Dominions，and Seigniories Unknown）——來看，人們可以理所當然地認為它是靠著純粹的、不可阻擋的旺盛精力建立起來的。 早在半個多世紀以前，組建了這家公司的商人和貴族團體包括16世紀中期倫敦許多最有名望的人——王室財政大臣、女王的王室總管、掌璽大臣、海軍大臣，以及一些其他的騎士和紳士。不過，雖然全球大發現——當時的知識與商業的良機——將他們聯繫到了一起，但是沒有人將這項事業視為驚心動魄的探險，是絕望的境地迫使他們開拓新的視野。16世紀40年代的英國已經是一潭死水，經濟蕭條、趨於保守，被西班牙和葡萄牙這兩個主要的海上帝國的陰影籠罩。羊毛是這個國家的主要商品，但是在一個多世紀的時間裡，英國商人們無法涉足歐洲的主要市場。 經濟的停滯與思想的停滯緊密相連：當文藝復興運動在歐洲大陸上正如火如荼時，英國對更廣闊的世界卻興趣寥寥，而且為數不多的幾個由英國發起的探險航行大部分都是由像威尼斯的約翰·卡伯特（John Cabot） 這樣的外國人領軍。談起海上航行，英國人對此敬謝不敏。
按照傳統看法，歷史上英國在這一時期的崛起是與1558年伊麗莎白女王登上王位聯繫在一起的，但是這實際上可以追溯到1547年。當時，一個對知識如饑似渴的20歲年輕人——約翰·迪伊（John Dee）做了一件後來被無數學生效仿的事：他夏天出國遊歷，然後興奮地帶著新的知識和見解回國。他曾在劍橋大學做了一段時間的學問，並在那裡顯露出自己的數學天賦。在那之後，他又遊歷至今天比利時境內的魯汶大學。也許布拉班地區充沛的夏日陽光本就足以啟發人的心靈，但沒過多久，迪伊發現自己走進了一個大講堂，盯著一件東西看，對於他來說，那樣東西是超出自己經驗的。講堂上的老師是伽瑪·弗里修斯（Gemma Frisius），一位佛蘭德數學家和未知樂土的描繪者。迪伊看到的是一幅地圖，它巨細靡遺的程度、其上描繪的新土地，甚至連上面的字母都令人吃驚。他發現，低地國家在學習新事物方面領先於他的島國。
許多個夜晚，迪伊在燭光中與一位名叫格哈德·克雷默爾（Gerhard Kremer）的佛蘭德學者一起聚精會神地研究弗里修斯的地圖。克雷默爾是一位訓練有素的雕刻家，他在學術界的筆名是墨卡托（Mercator）。十年前他製作了一幅巴勒斯坦的地圖，這幅地圖所描繪的「聖地」比以往所有地圖都準確得多，他也因此名聲大噪。墨卡托是真正的「文藝復興」式的人物——他是製圖大師，能熟練使用望遠鏡、六分儀、勘測設備以及其他高敏度測量裝置的工程師，福音書經文彙編的編者，可令地圖印刷得更加清晰可辨的新斜體字型的推廣者——他成了迪伊的知己。1569年，墨卡托的那幅令他流芳百世的地圖即將出版，地圖中的經緯線都是直線，經線等距均勻分布，而且越靠近兩極，平行的緯線之間的距離就越大。它將解決海上航行過程中的一個棘手的問題：有了它，水手們就可以標繪並沿著一條直線航行而無須經常重新計算他們的位置。（墨卡托投影至今依然是航海圖的一大特色，不過，即使在當時，有些水手也會像後世的學童們一樣被墨卡托投影導致的尺寸扭曲弄糊塗。 ）
低地國家與不列顛群島之間錯綜複雜的糾纏將決定下一個世紀的走向，當迪伊帶著墨卡托和弗里修斯製作的地圖、測量設備和地球儀回到倫敦時，便已為這種關係埋下了奇妙的伏筆。這將帶動英國崛起，並使它成為世界霸主。迪伊的英國同事們覺得這些地圖和地球儀最吸引人的地方正是大部分人會忽略的一個區域：頂部的北極圈。弗里修斯的地圖視角看起來像是從北極星往下看，上面顯示出的一條明顯的開放水道徑直穿過北極，製圖者自信地用拉丁文將它標為「Fretum trium fratr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