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悲的事實是卓越令人不安。
——莎娜·亞歷山大，記者和作家
拉里和謝爾蓋花了三年時間才找到一個他們信任的人來領導他們的慈善機構——谷奧。他們的等待是值得的。事實再次證明，很難想像他們能找到一個更合適的人來承擔這一使命。
拉里·布里連特是典型的嬰兒潮時代出生的人。他生於1944年，取得醫學博士學位，是預防醫學和公共衛生領域的專家。他參加過相當於那時的火把節的伍德斯托克音樂節，並且在印度師從一位瑜伽修練者。那位修練者鼓勵他創立一個慈善組織在那個國家消除天花——他和世界衛生組織一道完成了這項使命。回到加州北部之後，他曾一度是傑瑞·加西亞的私人醫生。
布里連特說他和典型的嬰兒潮時代出生者一樣常為無休止的野心所困，但起碼他很好地利用了這種野心。他是塞瓦基金會的創始人兼主席，該基金會致力於在世界各國消除可預防與可治療的失明。他曾經與多個疾控中心共同從事一項應對天花生物恐怖主義的合作項目。在主持治療世界上最後一個天然的天花病例之後，緊接著他展開了在發展中國家消除小兒麻痹症的活動。2008年，他又作為一名志願者在斯里蘭卡參與了海嘯救援。2006年2月，（作為技術、娛樂、設計會議的一項內容）他有建立一個能夠在大範圍流行病或者災難達到失控程度之前發現它們的全球預警系統的願望，並因此獲得了總額為十萬美元的技術、娛樂、設計獎。
布里連特同時也具備作為管理者和董事會成員的綜合性職業背景。他於20世紀70年代與人合作創立了第一個在線虛擬社區——TheWell。他又是寬頻公司Soft系統公司的首席執行官，並且持有一項遠程通信技術專利。今天，他是KPCB風險投資公司戰略諮詢委員會的一員，同時又是斯科基金會、衛生計量網路、Omidyar網路、人類一家以及應用技術工具改進應對災難的InSTEDD機構的董事會成員。
他說他先是聽說了谷歌的慈善機構，然後當他因為傷寒病躺在斯里蘭卡的一個難民營時給谷歌基金會打了電話。「我多少有些神智恍惚，所以為了保持清醒，我強迫自己翻譯找得到的每一份印地語言報紙，因為那很難做到，否則的話我會因為傷寒昏過去。」他在一篇文章中了解到谷歌基金會。那篇文章給出了一個便於有意到該機構工作的人們聯絡用的電子郵件地址。因此他就發了一封電子郵件，要求進一步了解基金會的情況。他一直沒有得到迴音。但是他說他也許把電子郵件地址弄錯了。「那篇文章通篇都是印地語，因此我甚至不能肯定我的電子郵件是不是發了出去。」
但當他回到美國時，拉里和謝爾蓋找到了他。故事開始於由私營的非營利性組織種子基金會運營的TED（技術、娛樂、設計）機構。該機構的年會像世界經濟論壇一樣引來各方名流。2006年3月，一些TED成員鼓動布里連特做一些發言並且與作為TED成員的公司的人見見面，以便為實現他的願望尋求支持。他在居住著風險投資人和富裕的管理者的美麗的矽谷小鎮Woodside做了一次演講，談了他的願望以及自己為消除天花所付出的努力。他並不知道，拉里·佩奇和埃里克·施密特就在屋子的另一頭。他們中的一個對另一個說：「咱們雇他吧。」布里連特不能肯定是哪一個說的這句話。
隨後他碰上的一位谷歌管理者告訴他：「我們剛剛在談論把你列為掌管谷奧的後備人選之一。幾年來我們一直在找這樣的一個人，但面試了幾千人，卻沒找到合適的人選。」布里連特說他一開始並沒興趣。他已經將近40年沒有向上司彙報工作了，而且他也不想那麼做。但是，在谷歌董事會成員約翰·杜爾家的一次晚餐上，杜爾強調說那是個非同尋常的機會。布里連特說杜爾告訴他：「你得去見拉里和謝爾蓋。只要走進去，關上門，和他們一起待一天，然後看看你是否不認為他們是世界上最好的人。」他那麼做了，而他們確實是。布里連特變成了這對搭檔的最忠實的追隨者之一。2006年2月，他成了谷奧的執行董事。（2009年年初，他將對谷奧的控制權轉交給了另一位高管，自己變成了谷歌的「首席慈善福音傳播者」，其角色更像是谷歌慈善理念的遊說者、組織者和推銷者。）
改變世界
谷奧被賦予價值超過10億美元的300萬股谷歌股份。與比爾·蓋茨本人作為主席之一的最大的私人慈善組織——比爾與梅琳達·蓋茨基金會——相比，這個數額顯得相形見絀。那個基金會創立於1994年，當時擁有資金9400萬。但最近剛剛開始將大部分精力傾注於該基金會的蓋茨已經將資金規模擴大到了350億美元以上。它在健康和教育問題方面做出了非凡的成就，而大部分事業都在發展中國家。蓋茨的母親曾是UnitedWay的一位著名慈善家，而他也在很年輕時就為自己設定了一個目標：首先作為企業家積累財富，然後變成慈善家。他說到並做到了。
布里連特說，拉里和謝爾蓋與蓋茨的不同之處在於他們在如此年輕的時候就致力於使谷歌成為慈善工作的核心。「當你年紀更大而且曾經失去了某人，當你已經對死亡有了深刻的感觸，經歷過孩子的出生或者有過瀕死體驗，看透了物質財富的無益之處，你會慢慢對生命和使命的意義的理解更富哲理性，並作出道德上正確的決定，」布里連特說道，「但在年輕人中間，我的經驗是這種情況很少見。而這正是拉里和謝爾蓋令人印象深刻之處。在我的年齡是他們的年齡的兩倍的時候，他們已經比我對有關技術和商業的一些道德問題作出了更加深刻的反思。」
布里連特已經對這個機構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拉里和謝爾蓋對他應對疾患的背景產生了極大的興趣。在他到任三個星期之後，拉里來到他的辦公室說他們應該考慮健康領域。他們花了一年時間對提交給他們的數以千計的不同提議進行篩選。這些提議的內容從應對水危機到貧富差距、一些國家裡的女性割禮以及人類預防艾滋病，花樣繁多。
布里連特顯然把他的TED願望變成了谷奧的一部分。谷奧的動議之一就是開發一個利用信息技術的力量的程序，來創立一個能夠預測並幫助預防傳染性疾病，而不僅是在其廣泛傳播之後對其作出反應的主動應對體制。該機構對諸如氣候變化、森林砍伐、不斷增加的跨國旅行以及人類與動物的接觸導致疾病傳播的因素進行研究。他重點關注發展中國家，並跟蹤監測疾病和自然災害。
另一個令布里連特倍感驕傲的動議被稱做「告知與授權」。這一項目關注的焦點依然是發展中國家，其使命是告知發展中國家的人們他們能夠從其政府那裡得到什麼樣的服務。人們甚至往往不知道他們能夠從哪些項目中獲益，而這一項目的初衷就是使他們能夠要求得到從教育到提高用水質量到得到醫療服務的那些服務。有時候政府本身並不知道它們花錢購買的服務實際上並沒有提供給應被服務者。該項目同時為非營利的非政府組織提供資金，讓它們作為記分員跟蹤監測在當地誰得到了入學機會，誰又得到了醫療服務。
布里連特聲稱這一項目甚至可以使政府得以提供新的服務。「一些國家是剛剛經歷了蘇聯時代的，而在非洲許多國家剛剛經歷了內亂，這些國家的政府未必具有向龐大的人口提供複雜服務的長期傳統。因此我們能幫得上忙，可以提供工具、計算機系統，並且從而能夠幫助使社區意識到這些事情中哪些是重要的。這實在是體現谷歌核心原則的一項偉大的行動。」他說。
但所有項目仍然要得到拉里和謝爾蓋的首肯。他們喜歡分析這些項目，尋求切實可行的方式加以實施，並衡量其進展。當布里連特向拉里和謝爾蓋呈上「告知與授權」項目建議書時，他有若干目標瞭然在胸：增強政府提供服務的能力，增強人們了解那些服務的能力，同時找到一個記分員。拉里和謝爾蓋對此進行了討論，並指出重要的問題不是政府或者非政府組織是否記分，重要的是結果。因此他們說每一個項目也都應該樹立一個目標——「80%受到影響的人們應該了解他們飲用水的質量，他們的孩子所受教育的質量，以及他們所享受的醫療服務的質量。他們的思維明顯超越了尋求結果的策略的水平，」布里連特說，「這就是他們的思維方式。他們趨向於最高層次並將其外化。」
比採訪他的大多數記者讀書都多的布里連特把拉里和謝爾蓋的思維方式比做論證什麼樣的行動構成世界上最大的善事伊曼努爾·康德的哲學。康德描述了「絕對律令」，這一概念提示人們通過向自己提問「如果每一個人都得到這個好東西又會怎樣呢？」來選擇自己所要做的善事。布里連特說：「意思就是關照善的普遍性。這就是拉里和謝爾蓋的思維方式。他們的思想有一個不同的範式。」
另外，拉里和謝爾蓋還共同傾心於應對氣候變化。他們在布里連特到來之前就已經啟動了探討這方面的問題的一些項目。二者中拉里對這個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