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人沒有資格說真理。
——亞里士多德
2006年2月，拉里·布里連特來到谷歌總部，與拉里和謝爾蓋談論公司慈善機構谷奧的領導職位事宜。布里連特博士花了差不多一天時間與拉里和謝爾蓋待在房間里討論，他們談論的話題遠遠超出了谷奧。
「我們談論生活以及他們想去的地方，」布里連特博士說，「他們令人稱羨。以前，我從未見過他們這樣的人。40年來我沒有為任何人工作過，對於為大公司工作的想法，我也不感興趣。但是拉里和謝爾蓋讓我改變了主意。」
拉里和謝爾蓋給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們激進的理想主義，以及為世界做重要事情的強烈渴望。他到谷歌與他們進行首次會談時，這對搭檔剛剛決定到中國開展業務，這意味著遵守中國嚴格的審查制度。這件事成了他們談話的主題。
「我們談論谷歌是否該去中國發展，」布里連特說，「所有問題都歸結為：從道德層面來講應該怎麼做？」
對谷歌來說，這是一個敏感話題。「我認為，所有美國大公司都在不斷審視它們與中國的關係，」布里連特說，「它是一個強大的商業夥伴，也是一個非同尋常的商業夥伴。它有我們不習慣的一系列壓力存在。我們不十分了解他們。但無論問題是什麼，有了拉里和謝爾蓋，它都可以歸結為：從道德上講應該怎麼做？」
這是拉里和謝爾蓋身上永不改變的東西。「迄今為止，」布里連特說，「我們已經經歷了太多瘋狂的事情，而且從未碰到過使他們無法作出正確道德決定的問題。他們首先考慮的是道德問題。其他所有事情都是其次——包括谷歌能否做好，或者它是否對業務有利。我從未見過一家大公司的兩位掌門人有如此令人驚訝的強烈道德基礎。給要寫書的人講這些有點兒奇怪，因為這聽起來像是吹捧，但這是千真萬確的。這就是為什麼我來到了谷歌。」
是的，這聽起來像是杜撰，而公眾對於此類斷言的提防也是情有可原的。我們已經習慣了大公司的這種謊言編造能力，比如石油公司喋喋不休地宣講它們為環境所作的偉大之舉，即從未拋灑一滴原油。但是谷歌或其創始人的每個密切接觸者在離開時都會聲稱這是事實。沒有理由再為公司「塗脂抹粉」的一位前任高管聲稱：「公司里的每個人確實都相信這一點。」定義「邪惡」
儘管如此，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指責谷歌的「邪惡」行徑。第一個問題應該是，谷歌如何看待「邪惡」問題？
謝爾蓋是對不作惡這層意思的主要裁決者。他將其形容為谷歌致力於不利用客戶，同時努力為世界做好事。但它首先並非一個承諾，即永遠不做其他人認為是錯誤的事情，比如砍伐古老的紅杉樹來掙大錢。它首先是一個內在的使命，即如何經營一家公司，並善待僱員。
在幾位高管試圖就一群似乎工作不賣力的僱員作出處理時，這個詞首次被提及。一位高管轉向其他人說：「就讓我們這麼做吧，但是不要作惡。」在幾天後的另一次會議上，有人說了同樣的話。最終這個規則被寫下來並制度化。谷歌經濟學家哈爾·瓦里安說：「它在某種意義上成了一項原則，而不是上層的規定。它是有機生成的，它與內部運作有關。後來，當拉里和謝爾蓋寫（針對上市的）創始人致股東信時，他們納入了這個詞。」
現在，谷歌被這個詞套牢了。公司做的每件事，無論大小，都要接受該行為是否被視為合乎道德的評判。在公司網站「谷歌發現的十大真理」的標題下，這項原則排名第六：「您可以通過正當途徑賺錢。」有關賺錢的這部分很重要。在解釋他們不言而喻的道理時，他們沒有寫善待僱員，而是寫了公司的廣告政策：沒有侵擾性廣告；沒有作為搜索結果的偽裝性廣告；只提供有用和相關的廣告。他們承諾客觀、誠實，而沒有來自付費廣告客戶的偽裝搜索結果，這是谷歌創立時其他搜索引擎普遍採用的行業慣例。
一些人可能對這一觀點作此解釋：「我們合乎道德，而你們沒有。」但是自公司成立以來一直與谷歌相伴而行的克雷格·西爾弗斯坦卻說事實更加微妙。「拉里和謝爾蓋不相信公司的本質是邪惡的，」他說，「他們相信，作為一家公司，總有可能成為符合道德規範的公司，這也是谷歌的公司哲學。用這種方式你可以更加成功。」
簡單地說，谷歌用這種方式確實取得了更大成功，這是對成功定義的低估。谷歌的道德羅盤在超級競爭時代運轉良好。但是隨著這項被簡單描述為「不作惡」的原則的廣泛宣傳，谷歌發現這項原則幾乎無望恪守。有線數字公司前任高管安德魯·安克爾說：「我很清楚，他們會按錯按鈕。問題在於，不要假裝你沒作惡。」安克爾認為，谷歌的大獲全勝使它很可疑。「沒有誰能佔到75%的市場份額仍然招人待見。你會得罪人，這些事情會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人們想要的是可愛的謝爾蓋和拉里玩偶。谷歌存在的問題是，人們越是熱情和可愛，當他們未如人意時就越是令你失望。」
而他們確實未如人意。
自由派審查員
首先，谷歌——以及所有重要的在線服務商——是自願的審查員。拉里和謝爾蓋得出了一個有悖於他們本能的、不情願的觀點，即審查制度有時候是服務於其用戶自身利益的。在某種程度上，他們十分清楚這一觀點。但他們仍深思熟慮地小心行事，在得出結論之前權衡諸多因素。「拉里和謝爾蓋——事實上是我們所有人——都有一種文化自由主義觀點。」谷歌首席執行官埃里克·施密特說。
「我們不得不全部聚集到一個房間里。拉里說，如果這件事最終要見報，我們必須了解它。」這些會議不是簡單的相同看法的交流。「我們三人對任意特定問題的細節部分都達不到看法一致，」施密特說，「我們圍繞這一問題展開激烈爭論。」
當討論陷入僵局時，最終這一問題被提交給拉里和謝爾蓋定奪。幾年前，當《連線》（Wired）雜誌的記者問到如何定義邪惡時，施密特開玩笑說：「隨便謝爾蓋怎麼說。」他最近告訴我：「規則是『視情況而定』。事實上我們沒有那種用一段話可以闡述的規則。我們的這一過程依賴於判斷力良好的人。」
作為計算機科學家，他們為能依賴所僱用的聰明人而深感自豪，只要他們能挖掘事實的真相，證明他們立場的合法性。施密特說谷歌比幾乎任何其他公司更加忠於事實。「很多企業的運營都是基於直覺、經驗，所有這些東西我們都不十分重視。我們重視分析性的、『證明』的方法。我要提出一個廣泛的批評意見：許多高管形象好，十分精明，口碑好，善於演講，一口地道的營銷語言，但他們缺乏本質性的洞察力，因為他們沒有從分析這個前提出發。」
拉里和謝爾蓋讓他們的專家收集有關這些問題的所有事實，然後在會上討論，並制定出總體策略。然後，負責細節問題的高管就特定問題作出決定，但要首先獲得創始人的批准，尤其是存在爭議的問題。儘管他們不喜歡審查制度並儘可能予以迴避，他們最後還是接受了艱難的現實：沒有它，就不可能在這個世界上做生意。
幾年前，管理層拒絕阻止搜索引擎將人們鏈接到一個名為JewWatch的反猶太主義網站。博客作者們憤怒譴責該決定實質上是在縱容邪惡。謝爾蓋公開為公司的立場辯護，說那是一種反審查制度的姿態。當然，所有這些宣傳都增加了這個網站的訪問量。
但有時謝爾蓋會感覺到公司別無選擇，只能刪除搜索結果。例如幾年前，科學論派教會向曾經摘抄該教會作品原文的反科學論派網站提出版權索賠。謝爾蓋認為這是一個言論自由的問題，但是也不得不作出讓步，因為反科學論派網站確實那麼做了，谷歌刪除了那份材料而沒有反擊。
當谷歌確實刪除了搜索結果時，公司政策要求，應在網站上發布通告，聲明該信息已被刪除。谷歌還向名為「激冷效應」的外部組織發送信息，公開說明撤下了什麼項目。谷歌轉發了它被投訴的事情，由「激冷效應」在其網站上列舉出來。谷歌往往在它遭受投訴的搜索結果頁面上收錄一個通告，並提供一個ChillingEffects.鏈接。谷歌是唯一這麼做的搜索引擎。
「決策者」
谷歌的副總法律顧問妮科爾·王（Nicole Wong）是挖掘審查制度和隱私問題相關事實的聯絡人。王個子不高，精力充沛，她自信、熱情，能勝任本職工作。王的同事們給她取了一個綽號「決策者」，她贏得了創始人的信任，可以自由針對審查制度等棘手問題展開研究，並提出解決方案。但是她清楚地表明，她所使用的標準是由拉里和謝爾蓋制定的，特別是謝爾蓋，他參加了討論此類問題的大部分會議。王的工作是讓拉里和謝爾蓋相信，她的答案是正確的。「我們的創始人和埃里克曾經相信的方法——以及我認為正確的方法，當它涉及言論限制時，我們應該小心行事，考慮到多種因素。」
她指出，在互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