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漫長的文明史上，巨變也是很少見的。
就我所知，這樣的巨變一共有三次。
哪三次呢？第一次巨變是從仰韶時代到龍山時代，第二次巨變是從春秋戰國到秦漢時代，第三次巨變是從鴉片戰爭到今天，而且這次巨變尚未結束。
第一次巨變發生在史前時期，因此沒有太多的文獻記載，大部分的證據都是靠考古得知的。從考古學的發現來看，在仰韶時代，農業、畜牧、服飾、房屋都已經成熟，人類基本的物質生活已有保障；音樂、舞蹈、繪畫也都已經出現，精神生活也不虞匱乏。更重要的是，那是一個相較於後世更為太平祥和的時代。
在那個時代，人與人之間基本上十分平等。從出土的墓葬中可以得知，聚落內部貧富差距並不大，頂多這個墓多兩件陪葬的陶器，那個墓少兩件陪葬的陶器。聚落與聚落之間，有規模大小的不同，但並沒有戰爭的痕迹。
但到了龍山時代，中國各地忽然興起了築城運動，聚落間的戰爭跡象到處都是。而聚落內部的貧富差距也急速擴大，有的墓規模宏大，陶器、玉器、漆器塞滿整個墓穴，甚至還有殉葬者出現；有些墓則簡陋狹小，找不到多少陪葬品。聚落與聚落的層級分化也開始出現，中心聚落越來越大，中小聚落被不斷壓榨。聚落內外，上層剝削下層的體制開始出現，這就是第一次巨變。
在第一次巨變之後，脫穎而出的是一批叫作「血緣貴族」的人，他們建立了一個以血緣宗法進行統治的新時代。這個時代長達近兩千年之久，貴族們憑藉著自己神聖不可侵犯的血緣，掌握了所有政治、經濟資源乃至這個時代最高等的知識和技術。儒家典籍中所傳頌的夏商周三代，便是這樣的時代。
在那個時代，血緣可以決定一切。所謂封建宗法秩序，就是一個人的政治和社會地位，在生下來的那一刻就已經被決定了。
在正常情況下，庶子無論如何賢明，都不能取代嫡子；小宗無論怎麼傑出，都不能取代大宗。父親是貴族，那麼兒子也是貴族，子子孫孫都會是貴族；父親是奴隸，那麼兒子也是奴隸，子子孫孫都會是奴隸。
有同學曾經問我，儒家經典傳頌的三代是不是一個美好的時代？對於這個問題，也沒有標準答案，要看你在三代生下來是誰。如果你生下來是貴族，那就很美好；如果你生下來是奴隸，那就很不美好。
現代人聽起來，會覺得這樣極端缺乏社會流動的時代，真是太可怕了。但天下所有的事物，有缺點必然也有優點，否則它不可能存在。貴族時代有一個很大的優點——這是一個極其安定的時代。
如果政治和社會地位是註定的，那麼你取代不了別人，自然也不必擔心被別人取代。你不必為了改變自己的地位而費盡心思，因為這幾乎沒有意義。從出生的那一刻起，每個人所要想的就是如何盡好這輩子該盡的本分，如何做好這輩子註定該扮演的角色。
在這樣的社會中，如果你生為貴族，你的富貴和榮耀全部來自祖先，你的責任就是發揚祖先給你的榮耀，並且將它代代傳遞給子孫。
如果用一個字，來形容三代古典文化的核心，那就是「禮」。因為對貴族而言，一個靠血緣關係來運作的社會，就如同一個大家庭，家人之間不會講「法」，只會講「禮」。
這樣的思想，對中國文化的影響極其深遠。在中國人的心中，「法治」始終不是政治上的最高境界，政治最高的理想是「禮運」。上位者不應該用「法」來「治」天下，而是用「禮」來「運」天下。各位可以用心體會其中的差別，《禮記》的《禮運篇》就是在講這個道理。中國古典文明的精華，就盡在一個「禮」字上頭。
但隨著時間的巨輪繼續轉動，這樣輝煌燦爛的文明也迎來了它的末路。滅亡古典文明的並不是其他階級，而是貴族自己。
隨著貴族生活的日漸腐化和墮落，傳統的禮教逐漸被遺忘，用古人的話來說，就叫作「禮壞樂崩」。而由於貴族之間的不斷激烈內鬥，中國文明也迎來了第二次的巨變。
從春秋戰國開始，貴族間相互征伐，進行戰爭。戰場上講究的是智慧與力量，而不是血緣。沒有人因為敵人擁有神聖不可侵犯的高貴血統，就甘願在戰場上跪地求饒。只要有智慧與力量，就算是平民百姓，隨時都有機會取代貴族接任要職，於是「布衣卿相」的局面開始來到。
這場歷經數百年變局的最後象徵，就是秦末陳勝起事時所講的那句話：
王侯將相，寧有種乎？
如果讓三代的人聽見這句話，他們一定會覺得驚駭不可思議。陳勝出身只是個幫人耕田的農夫，是社會的底層，當時如果連社會的底層都知道血緣不可靠了，人的地位是可以改變的，那麼以血緣維繫社會秩序的古典文明，自然會土崩瓦解。
秦滅亡了六國和統治它們的貴族，而古典文明所留下最後的貴族——秦，也在轉眼間滅亡。以「貴族」為主體的時代，在中國歷史上就這樣一去而不復返。
巨變的核心，其實就是文化和支撐這個文化的主體階層的改變。世界上沒有一個人的文化，每一種文化都需要靠一個階層來信奉它、執行它、支撐它。三代古典文化，終歸一個「禮」字，而支撐它的就是這批血緣貴族。
但在血緣貴族消失之後，經過了無數的紛紛擾擾，產生了一個新的主體階層，也就是我們後世所說的「儒生士大夫」們。這批人從小讀著孔子書，靠著這些學問當上官員，當官後支持社會跟政治的運作，等退休後回到鄉里教化民眾。他們時常到處作詩、題碑、著書，他們的流風餘韻直至今日都還處處可見。
儒生士大夫這個階層，固然有許多問題。今日也有許多中國人，往往將近代落後西方的責任歸咎於他們。但他們在中國歷史上也有著莫大的貢獻，中華文明曾受到無數次外族的入侵，卻始終沒有像其他古文明一樣滅亡，傳承到了今日終不斷絕，便是靠無數的儒生士大夫，在歷史上艱苦卓絕地支撐著這個偉大文明於不墜。
儒生士大夫這個階層，和他們所代表的儒家文化，也同樣延續了近兩千年。但在鴉片戰爭之後，中國迎來了第三次巨變，一切都徹底地改變了。
鴉片戰爭至今已有一百七十多年。姑且不論我們和一百七十多年前的中國人有多麼不同，但這場巨變最大的象徵，便是透過廢除科舉、廢除讀經、五四運動、提出將線裝書丟進茅坑裡……一系列的努力，中國人終於將「儒生士大夫」這個階層徹底剷除了。沒有了這個主體階層的支持，儒家文化也隨之轟然倒地。
當然，或許有人會問，今天不也有許多人講儒家文化嗎？怎麼能說儒家文化轟然倒地呢？
一個文化之所以是活著的，不在於有人講，而在於有一群人具體地實踐它。試問今天的社會可有一個階層，將儒家文化當成是信仰的中心？當成是生活的方式？當成是奮鬥的目標？如果沒有，那麼它就只是一種過去的文物，就像埃及文化、兩河文化一樣，只能送進研究所和博物館了。
其根本的關鍵，在於我們今日的教育，已是西方知識體系的產物，這和中國傳統對讀書人的訓練與要求是完全不同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沒有主體階層，自然就沒有文化。
第三次巨變，迄今尚未結束。因為我們還沒找到，在三代的古典文化和秦漢至明清的儒家文化之後，中國人應該奉行什麼樣的文化。在血緣貴族和儒生士大夫之後，又會需要什麼樣的主體階層來支撐這個文化。
如果簡單地把第三次巨變發生至今，分成前後兩期，第一期大概是從鴉片戰爭到抗日戰爭勝利，當時追求的目標是「救亡圖存」。中國要如何在列強的各種侵略之下，能夠生存下去。
各位不要以為這個事情很簡單，在當時亞洲只有中國、泰國跟日本沒有亡國，其他的國家幾乎都在外國人的統治之下。在那樣的危局中，靠著多少先賢先烈的奮鬥，這個國家總算生存下來。
從抗日戰爭勝利到今天，追求的目標就是「富國強兵」，我們就活在這個時代之中。
可是富強之後，還有更重要的題目，這就是這一代和下一代所要面對的問題。在第三次巨變之中，我們如何找出新時代的出路究竟在哪裡？
我當初在台灣大學開設「中國古代歷史與人物」這門通識課，內容包括孔子、秦始皇、漢武帝和王莽。但由於這本書的篇幅有限，我重點只講秦始皇這個人，以後有機會我再和各位談談其他的人物。
我為什麼開設這樣的課程呢？因為這些人物的共同特徵就是：他們都活在第二次巨變的時代，也都嘗試著替他們的時代找到一條出路。
我希望用歷史作為範例，讓各位來看看第二次巨變中最傑出的人們，他們是如何面對巨變，如何創造了一個新的時代。
如果各位能夠明白這一點，才會讓活在第三次巨變的我們，有可能少走冤枉路。更重要的是，明白他們的成敗得失，才能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