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爾克里·波洛先生坐在一張很大的單人沙發里。壁燈已經關掉，只有一盞玫瑰色的燈照在沙發里的這個人身上。這似乎有某種象徵意義。他獨自坐在燈光之下，另外三個人是波洛的聽眾——查爾斯爵士、薩特思韋特先生和蛋蛋·利頓·戈爾，他們坐在燈光外的黑暗裡。
赫爾克里·波洛的聲音朦朧如夢。他似乎在對著空中而不是對著他的聽眾演講：
「弄清犯罪真相，這是偵探的目的。為了弄清犯罪真相，人們必須積累一個又一個的事實，正如我們在玩建房卡片遊戲時堆積一張又一張的卡片。如果事實不成立，就如卡片失去了平衡。於是，你必須重建房子，否則它就會倒塌……
「正如我前兩天所說的，有三種不同類型的思維：有戲劇性的思維，即創造性思維，它主張現實可以用機械的設備製造出來。還有一種對戲劇表演反應敏捷的思維或青春浪漫型的思維。最後一種，朋友們，那就是散文式的思維，這種思維看見的不是藍色的大海和含羞草，而是舞台背景上繪製的黑布。
「於是我來了，我的朋友們，來偵查８月份謀殺斯蒂芬·巴賓頓的案件。那天晚上，查爾斯·卡特賴特爵士提出了他的觀點：說斯蒂芬·巴賓頓是被謀殺的。我當時沒有同意這個觀點。一、我不相信像斯蒂芬·巴賓頓這樣一個人竟會被謀殺。二、我不相信，在那天晚上的客觀環境下，對某一個特定的人下毒會有什麼可能。
「現在，在這兒，我承認查爾斯爵士是對的，是我錯了。錯就錯在我是從一個完全虛假的角度來看待這次犯罪。就在二十四小時之前，我突然發現了正確的視角。現在我要說，從這個角度來看，斯蒂芬·巴賓頓被謀殺既是合情合理的，也是可能的。
「不過，我想把這事暫時放一放，先帶你們沿我踏過的小路一步一步往下走。我把斯蒂芬·巴賓頓之死叫作我們演出的第一幕。當我們從鴉巢屋退場的時候，幕也就落下了。
「這場戲的第二幕，是從薩特思韋特先生給我看有關巴塞羅繆爵士死亡的報道時開始的。事實頓時明朗，查爾斯爵士判斷正確，我判斷錯誤。斯蒂芬·巴賓頓和巴塞羅繆·斯特蘭奇爵士兩人都是被謀殺的。兩次謀殺是同樣一個犯罪案件的兩次作案。後來，第三次謀殺——殺害德·拉什布里傑太太完成了整個作案系列。因此，我們需要形成一個非常理性的觀點，就是把三次死亡事件聯繫在一起，形成一個合情合理、一目了然的觀點。這個觀點就是：三次謀殺都是同一個人所為，而且，這個人有利可圖。
「現在我必須說，困擾我的事情是，為什麼謀殺巴塞羅繆·斯特蘭奇爵士會在謀殺斯蒂芬·巴賓頓之後。如果按時間和地點的差異來觀察這三次謀殺，很有可能，巴塞羅繆·斯特蘭奇的謀殺案，我們可稱之為中心犯罪事實，或者主要犯罪事實。其他兩次謀殺案在性質上可稱為次要犯罪事實。那就是說，這個結論是從這兩個人與巴塞羅繆·斯特蘭奇爵士的關係中得出的。然而，正如我過去說明的那樣，人們犯罪都不是隨心所欲的。斯蒂芬·巴賓頓先被謀殺。因而，第二次謀殺好像是緣於第一次謀殺。據此，第一次謀殺似乎是整個事件的關鍵。
「到那時為止，我仍然傾向於概率論的觀點，以致一種錯誤的想法在我頭腦里形成。是否有這種可能：巴塞羅繆是被預謀殺害的第一個犧牲者。而巴賓頓先生中毒只是一種失誤？然而，我被迫放棄了這種觀點。凡是認識巴塞羅繆·斯特蘭奇爵士的人，不管對爵士熟悉到什麼樣的程度，都會知道他有厭惡雞尾酒的習慣。
「還有一種意見：兇手毒害的對象是第一次宴會的另外一個人，可卻錯把斯蒂芬·巴賓頓給毒死了。我找不到支持這個意見的任何證據。因此，我不得不回到原來的結論，即殺害斯蒂芬·巴賓頓肯定是有預謀的。馬上，我又遇到了一塊很大的絆腳石——這個結論明顯是不可能成立的。
「人們總是帶著最簡單、最明顯的觀點去開始查詢。假設斯蒂芬·巴賓頓喝下了有毒的雞尾酒，那麼是誰才會有機會在雞尾酒里下毒呢？乍一看，我以為能幹這事的只有兩個人，比如說兌酒和拿酒杯之類的人：查爾斯·卡特賴特爵士自己和客廳女僕坦普爾。儘管他們兩個人都有可能將毒品放入酒杯，但他們兩人沒有誰能夠有機會安排將哪一個酒杯送到巴賓頓的手中。坦普爾可以熟練地從托盤裡遞送酒杯，最後剩下那個有毒的酒杯，然後遞給他，因此她可能作案（不容易，但可以做得到）。查爾斯爵士可以別有用心地拿起那一個酒杯，然後遞給他，因此他也可能作案。但兩種情況都沒有發生。看起來，好像是偶然的，只有偶然的機遇才會把那杯有毒的酒送到斯蒂芬·巴賓頓手中。
「查爾斯·卡特賴特爵士和坦普爾都接觸過那些雞尾酒。但是他們兩人有誰參加了梅爾福特修道院的宴會？都沒有。誰最有可能調換巴塞羅繆的葡萄酒杯？是那個潛逃的管家埃利斯以及他的助手客廳女僕。但是，聽著，客人中有人作案的可能性，也無論如何不能排除。這要冒險，但有可能，因為參加別墅宴會的任何一個人都有可能溜進客廳，將尼古丁放進葡萄酒杯中。
「當我在鴉巢屋加入你們的行列時，你們已經去過鴉巢屋和梅爾福特修道院兩次招待會，並且寫下了所有客人的名單。現在我可以說，列在最前面的四個名字：戴克斯船長及夫人，薩克利夫小姐和威爾斯小姐，我立刻就排除了。
「這四個人事先絕沒有可能知道他們會在宴會上碰見斯蒂芬·巴賓頓。施放尼古丁毒品的手法是經過精心策劃的，絕不可能一時心血來潮就能做到。名單上還有三個人——瑪麗·利頓·戈爾夫人、利頓·戈爾小姐和奧利弗·曼德斯先生。雖然可能性不大，但還是有可能。他們都是當地人，可以設想都可能有除掉斯蒂芬·巴賓頓的動機，而且可能選定開宴會的那天晚上將他們的陰謀付諸實踐。
「另一方面，我沒有發現他們中有任何人實際上已經作了案。
「我想，薩特思韋特先生的推理在很大程度上跟我的一樣。他把嫌疑放到奧利弗·曼德斯身上。可以說，小曼德斯在當時還是最有可能的嫌疑人。在鴉巢屋那天晚上，有種種跡象表明，他處於高度的精神緊張之中。由於他個人處境艱難，對生活有某些扭曲的觀點，又正值不穩定的年齡。事實上，他曾經與巴賓頓先生爭吵過，或者說他對巴賓頓先生表現出一種憎惡的情緒。然後，梅爾福特修道院發生的事情讓人感到奇怪。接著又發生了他收到巴塞羅繆·斯特蘭奇來信的不可思議的故事，還有威爾斯小姐證實他持有一張有關尼古丁中毒的剪報。
「就這樣，奧利弗·曼德斯的名字顯然被排在七個嫌疑人的名單之首。
「但後來，我的朋友們，一種奇妙的感覺出現在我的頭腦里。那個作案的罪犯必定是兩次宴會都在場的人，這是顯而易見的事，也是合乎邏輯的。換句話說，他出現在七人名單之列。不過，我有一種感覺，這種明顯的事情，是有人有意安排得如此顯眼。這是一位頭腦清楚、思維縝密的人才有可能想到的。我意識到我實際上看到的不是現實，而是一塊藝術加工繪製而成的布景。這個確實精明的罪犯已經認識到出現在名單上的任何人都必然會成為嫌疑人。因此，他，或者她，就有意不讓自己出現在名單上。
「換句話說，殺害斯蒂芬·巴賓頓和巴塞羅繆·斯特蘭奇爵土的兇手，兩次宴會都在場，但又不讓人發現。
「第一次在場的人，有誰在第二次沒有出現？查爾斯·卡特賴特爵士，薩特思韋特先生，米爾雷小姐和巴賓頓太太。
「在這四個人當中，有誰比其他的人更有可能在第二次宴會上出現呢？查爾斯爵士和薩特思韋特先生已經去了法國南部，米爾雷小姐在倫敦而巴賓頓太太在魯茅斯。那麼，四個人之中，米爾雷小姐和巴賓頓太太看來是眾矢之的。但是，米爾雷小姐怎麼可能在梅爾福特修道院的宴會上露面而不被客人們認出來呢？米爾雷小姐有讓人印象深刻的外貌，難以偽裝，也難以被人忘記。我確信米爾雷小姐不可能出現在梅爾福特修道院而不被人認出來。巴賓頓太太的情況也跟她類似。
「同樣的問題，薩特思韋特先生和查爾斯·卡特賴特爵士可能在梅爾福特修道院出現而不被認出來嗎？薩特思韋特先生雖有這個可能，但是，我們一想到查爾斯·卡特賴特爵士時，我們就會茅塞頓開。查爾斯爵士是個演員，習慣於扮演角色。但他會扮演什麼角色呢？
「於是，我們想到了管家埃利斯。
「埃利斯是一個非常神秘的人物。他在案件發生兩周前，從什麼鬼地方來到這兒，然後在案件之後消失得無影無蹤。為什麼埃利斯會如此為所欲為？因為埃利斯這個人根本不存在。埃利斯是一張紙板像，一幅畫，或者一塊舞台布景——埃利斯不是真的。
「這是可能的嗎？畢竟，梅爾福特修道院的僕人們都是認識查爾斯·卡特賴特爵士的。巴塞羅繆·斯特蘭奇爵士是他的好友。我曾經輕而易舉地試探過那些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