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個登上證人台的檢察官方面提出的證人是今野荒樹。
今野的年齡，看上去和村田和彥相彷彿。一般的裁判，大多是檢察官方面首先證實犯罪事實，至於被告人的性格及其他附帶事項的證實，根據情況，或者放在後邊去做，或者在辯護人方面進行詢問時，抓住機會進行反詢問。當然也不是沒有例外。
尤其是象現在這樣被告對起訴事實大部分都加以否定的時候，公審部的檢察官也感到難以處理。首先找幾個能夠證明被告的性格的證人，給人造成一種被告的話不可置信的印象，然後再進入證實犯罪事實的例子，我也經歷過幾起。
今野荒樹今年五十一歲，和朋友合作開了一個小型的商業公司，他是公司的常務經理。
當然，同樣是商業公司，有幾十億元資本的大公司，也有比街頭的個人經營的小鋪稍微大一點的，可以說是千差萬別。今野這個「曙光商業公司」的名字，我一次也沒聽說過。
「證人認識被告嗎？」檢察官首先循例問道。
「認識。」
「你們是什麼關係？」
「在這次戰爭中，我們是同一個部隊同一個連隊的，戰後被俘到西伯利亞去的時候，我們也在同一個收容所生活。回日本以後，由於工作關係，我們也有所接觸。」
「那麼，我現在按順序問一些問題。證人是什麼時候應徵入伍的？」
「一九四一年九月，在原籍奈良市應徵入伍，同年十月開到中國東北地區，在那裡整整呆了四年，一直到戰爭結束。」
「證人和被告是同時應徵，在同一個連隊吧？」
「是的……」
「部隊駐紮在哪裡？」
「在這四年當中，駐地經常變動，尤其隨著太平洋戰爭南線戰局惡化，在中國東北的關東軍，全都動員起來了。」
「說得簡單明瞭，很好。戰爭結束時駐紮在哪裡？」
「當時駐紮在北滿的滿洲里二百公里後方的虎鐵山，那裡可以說是國境一旦發生戰鬥，馬上可以前往救援的二線部隊的基地。那個地方一般人都不大知道，但卻集中了大量的武器、被服、糧食等物資。」
「那麼，蘇聯軍隊開始入侵的時候情況怎樣？」
「當時，我們當然以為要開到第一線去救援。但是，關東軍首腦部的方針，已經達到混亂昏迷的極點，不能及時下達果斷的命令。我記得在戰鬥開始後的第二天，接到了退卻的命令，並叫盡量把物資運走，剩下的全部燒掉。在我們按照命令行動中，於八月十五日戰爭宣告結束，向蘇軍投降了。記得是十八日，我們納入了蘇軍指揮之下。」
「當時證人是什麼軍銜？」
「是陸軍步兵上等兵，眼看就要升兵長 了。」
「被告呢？」
「他是二等兵。」
「同一個時期入伍，同樣年齡的兩個人，為什麼差那麼多呢？是證人晉級晉的特別快嗎？」
「當然，若是幹部候補生考試合格的話，另當則論。不過我的晉級情況，也不過是比一般的人稍微快一點罷了。」
「就是說，一般的成績也能當上上等兵啦。」
「是的。」
「那麼說，被告在這四年當中，就是到最後，連一等兵也沒當上，至少可以說他在部隊的成績在一般水平以下啦？」
「客觀地說來，是這樣。」
「被告即使沒被提到軍法會議上去，在連隊內部受過處罰嗎？」
「以侮辱長官的理由，他受過三次禁閉處分。但事情本身並沒有什麼大不了的，詳細情況我也記不得了。」
「莫不是被告在部隊有什麼危險思想嗎？」
「你知道，部隊這種地方，往往非常簡單地給一個事物下結論。因為他是新劇演員，在入伍的時候就被人懷疑有赤色問題，從而受到了監視。在他受禁閉處分的時候，長官的頭腦中不能說對他沒有某種程度的先入為主的成見。但我認為，至少在部隊的那一段時間裡，他並沒有左傾思想。」
「那麼，被告的成績不好，並非來自思想問題，而是來自他性格的原因嘍？」
今野荒樹稍事躊躇，歪著腦瓜沉思片刻以後，開口說道：「軍隊這種地方，是一個與一般生活、一般社會隔絕開來的獨立世界。他的行動，在一般社會的一般情況下，是不成為問題的。我不認為他當時的性格有什麼特別或者不好的地方，但是，在上級軍官的眼裡，卻得出了這樣的結論。」
「好啦，戰爭結束以後，你們在哪裡的收容所來著？」
「在貝加爾湖以東約五十公里的頓巴斯收容所來著。」
「在那裡大約呆了幾年？」
「我是一九四八年七月被遣返回國的，他比我早一步，是五月被遣返回來的。」
「有先有後，是為什麼呢？」
「我想是因為船隻關係或別的原因。我們囚犯是不允許對蘇方的事情加以議論的。」
「聽說在那裡要『洗腦子』，進行共產主義教育，有那麼回事嗎？」
「有的。」
「被告在那種教育中成績怎樣？」
「他好象比我們進步得多，記得在全收容所也算數得著的好成績。」
「是因為以前他就對共產主義思想感到興趣、產生了共鳴，所以進步才快嗎？」
「這方面的情況，我可一點也說不上來。當時我們都是一心一意想早一天回到日本，所以簡直就象背誦軍人敕諭那樣拚命地背誦共產主義綱領——雖然現在全都忘掉了。」
「那麼，被告比證人先回到日本，是因為作為共產主義戰士而特別把他挑選出來的嗎？」
「當時好象也有這種說法，但那是蘇聯方面的秘密，事情究竟如何我也無從知曉。」
「他在收容所里的生活態度，和在部隊時相比，有什麼變化嗎？」
「當時大家都顯得意氣消沉，而他卻依然如故，不，好象反而比過去更加意氣風發起來。」
「可是，收容所的環境和物質條件不是比部隊惡劣得多嗎？」
「那是千真萬確的。」
「那麼，被告反而振奮起來的原因當然是來自精神方面啦。能不能說是因為被告對蘇聯人宣傳的共產主義理論產生了共鳴呢？」
「我想……是這樣。」
「那麼，我要問一問你們回國以後的情況。證人回國以後做的什麼工作？」
「最初身體實在弱得很，在老家靜養了大約半年。但也不能總是那樣晃來晃去的。一九四九年找了個門路來到了東京。工作換了好幾個公司，一九五三年到現在的公司工作，一直到目前。」
「在這期間，證人和被告有過聯繫嗎？」
「一九五〇年年底的一天，我在街上偶然遇見了他，兩人在附近的小酒館喝了點酒，這是重新交往的開端。」
「當時被告又回到原來劇團的事情，向你公開了嗎？」
「是的，他對我說了。」
「以後都有什麼交往呢？」
「因為我忙於為生活而奔波，有相當一段時間沒有和他見面。無非是新年到了互相寄張賀年片，盛夏來了互相寫封問候信，工作變動時互相函告一下等，總之，都不過是一些禮節性的沒有什麼內容的書信往返而己。」
「這麼說來，被告重新在證人面前出現，是一九五四年以後的事羅？」
「準確日子說不上來了，記得是在一九五四年五月前後，他向公司給我來電話說好久不見了，約我喝一杯。我也沒有意見，就答應了。於是在新宿見了面。」
「就是在那天晚上被告第一次把他退出了劇團的事情告訴了證人嗎？」
「是的。」
「當時他說他在做什麼工作呢？」
「他說在一個服裝公司幫忙。」
「新劇和服裝公司，簡直是風馬牛不相及，對他這種轉業，當然誰都會產生疑問。你沒有問問他是怎麼回事嗎？」
「當然談到了這個問題，當時他消沉地說過這樣意思的話：『在新劇界競爭太激烈了，簡直是一將功成萬骨枯。從參軍到去西伯利亞，造成了比別人多幾倍的空白時間，這太糟糕了。我已是新劇界的敗兵，只好另謀出路了。』我雖然對新劇界的情況不甚了解，從一般社會常識來類推，我覺得他的話是有道理的。在要求特殊才能的世界上，當一個人才能枯竭的時候，要麼沒落下去，要麼逃避開來，二者必居其一。」
「明白了。當時被告托你辦過什麼事情嗎？」
「他托我替他推銷過女用褲叉。當時我們公司經營很多種類的商品，價錢合適的話，我想是可以幫忙的。但一深淡，條件不合適。友情歸友情，工作歸工作，我明確地拒絕了他。」
「被告還說什麼來著？」
「他說有一台電視機，問我買不買。在當時，電視還不象現在這樣普及，工廠剛剛開始大量生產，一吋要一萬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