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個登上證人台的，是檢察方面提出的證人「戲曲座」的元老小島重三。
小島已是年近花甲的人了，但因為長年在舞台上鍛煉，他的皮膚就象四十來歲的壯年那樣年輕。
在舞台上我沒見過他，我是不喜歡新劇的。但我看過他特別演出的西部電影，一是在《忠臣藏》中扮演吉良上野介，一是在《落城物語》中扮演柴田勝家。
當然根據從他所扮演的角色得來的印象，判斷一個演員自身的性格，那是危險的。但從他在這兩個角色中表現出來的非常出色的演技可以看出，在他身上潛藏著一種過分相信自己過去的權威而不隨波逐流的相當強烈的頑冥性格。
「我憑良心發誓，我一定說實話。既不說一句謊話，也決不隱瞞任何事情。」小島重三用低沉而嚴肅的聲調宣讀印在宣誓書上的公式文章。
「證人若說謊話，要以偽證罪論處。但證人認為有可能追究自己刑事責任的內容，可以拒絕作證。」審判長也鸚鵡學舌般地宣告他的公式文章。這是不論什麼證人，也不論在什麼時候登上證人台上的時候，審判長一定要重複的話。
接著，天野檢察官站起身來，開始進行直接發問。
首先，循例詢問了證人的職業、經歷等以後，馬上進入正題。
「證人認識被告嗎？」
「認識。」
「證人和被告是什麼關係？」
「戰前的四年和戰後的五年被告在我們『戲曲座』工作過，那期間我們有些聯繫。」
「證人在劇團中是什麼地位？比方說是不是團長？」
「準確地說，有一點區別。本劇團由十名幹事和五名委員決定並執行最高決策。又經過選舉從委員中選出一個代表。我到現在當了三屆共為期六年的代表，對外代表劇團。」
「現在劇團有多少人？」
「演員、幹事、事務員、研究生等，共約一百二十人。」
「被告在劇團工作，是什麼時間？」
「戰前從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一年他在劇團，戰爭爆發前應徵入伍，後來戰局惡化，劇團被當局解散。戰後，一九四七年劇團恢複，一九四八年他又回到劇團，一直到一九五三年。」
「被告做演員的成績怎樣？」
「戰前，我對他的前途抱有很大希望，當時我想，這樣努力幹下去，將來可能成為代表劇團的名演員。但是，戰後他完全變了一個人。幾年的軍隊生活和以後幾年的西伯利亞拘留生活，使他的性格發生了變化。這在那種異常的生活環境下，也許是不得已的。」
「戰後的五年間，被告是幾乎沒有登台演戲嗎？」
「一九五〇年四月以後，一次也沒有登台演出過。」
「那麼，從那以後，被告在劇團幹什麼來著？」
「那時我們已經對他的前途不抱什麼希望了，當然是指在演員的前途方面。他向劇團提出想在劇團繼續工作下去，他說叫他做點什麼工作都行。正好這時候助理幹事出了一個空缺，於是暫時就讓他補上了。」
「後來，他當了兩年的正式幹事，是嗎？」
「是的。」
「那麼，後來他退團是自願嗎？」
「不是的，本來是可以由委員會作出開除的決議，並進而提出刑事問題。但是考慮到他的前途，採取了勸他自動退團的方式。若是打個古老的比方，就好象是木盤裡放上短刀擺在他面前，叫他自己剖腹自殺。」旁聽人立刻騷動起來。過去沒有暴露出來的秘密或罪行就要暴露出來。這種興奮，不是沒有道理的。
我也立即領悟到了檢察官的用意所在。
一九五三年的罪行，不管情況如何，只要不是殺人，到現在恐怕已因時效關係而不能追究了。不管揭出什麼事實，恐怕也是不能起訴的。
但是，其結果會使被告在這次事件中的嫌疑分量加重，是毫無疑問的。
我偷偷地看了百穀律師一眼。我想他可能要提出異議，說剛才檢察官的詢問與本案的審理無關，但他是那樣泰然自若，他的表情使人懷疑他是否聽見了檢察官的話。
「當時發生了什麼事情呢？」天野檢察官好像預料到會遇到反擊，所以稍停片刻才接著這樣問道。
「他侵吞了本來應該交給劇團的三十萬元公款。因為是他主管的工作，所以我們當時沒有發現，後來真相從其它事件中暴露出來的時候，使我們大吃一驚，於是馬上把他找來，追問的結果，他終於承認了。後來，委員和幹事幾經計議，最後採取了剛才說過的那種處理辦法。」
「你說的其它事件，是什麼事件？」
「某團體的女會計企圖自殺，幸而未遂，她現在還活著。因為她現在過著幸福的結婚生活，所以不便說出她的名字。她是因為浮借（暫時借貸）給被告村田的錢收不回來才尋短見的。」
「她浮借給他多少錢？」
「我記得大約是三十萬元。」
「那麼說，當時被告用不正當手段前後共弄到六十萬元，而且都用於個人目的了，是嗎？」
「當然，我們當時就追問他這筆錢到哪裡去了。我們想，只要他說出道理來，根據具體情況，總能想出個補救辦法的。但是他怎麼也不肯說錢幹什麼用了。不管我們怎樣追問，他總是東拉西扯地迴避責任。我們一氣之下就採取了上述的措施。」
「關於這筆餞，他寫了在以後歸還的保證書嗎？」
「保證書是寫了，但實際上連一元錢也沒有歸還劇團。因為我們不願意家醜外揚，只好在賬面上作作文章，委員幹事們每人再拿出一點錢來，用半年時間總算填補上了這個窟窿。」
「從那以後，不論在公事方面還是私事方面，證人都沒有和被告有過任何接觸和聯繫嗎？」
「他若還有點良心、知道點羞恥的話，大概不會有臉再來見我們的。但在一年以後，他又到我家裡找過我一次，我說不願見他，把他攆走了。就這樣，七年以後的今天在這個法庭上第一次又見到了他。」證人瞥了被告一眼，他的臉上好象還在燃燒著當年的怒火。
「那麼說，你不知道從那以後一直到這次事件發生以前被告在幹什麼嗎？」
「聽說他當過經紀人，也聽說他在巡迴劇團里混過，還聽說他給廣播、電視劇作家幫過忙。因為這些都是聽來的，所以不敢保證是真是假，而且也不記得是在哪兒聽誰說的了。」
「戰前，東條康子在你們劇團吧？」
「她在我們劇團當過兩年研究生。在我的記憶里，她曾經閃現過天才的火花。是個前途有望的孩子。」
「她和被告是同時在劇團吧？」
「是的，大概有半年的時間。但在那時候，至少我是沒有懷疑過他們兩人之間有什麼親密的關係。」
「那麼，證人現在對被告的心情如何？」
「我們曾以憎惡其罪而不憎惡其人的心情，給過他改過自新的機會，但他沒有能夠利用它，他的行為使我們不知說什麼才好。真是子女不知父母心。作為個人，我對他和他的行為的同情，現已蕩然無存。自己犯了罪，自己得到相應的報應，是理所當然的。」
檢察官乾脆地說了聲「詢問完了」，就坐下了。從他的側臉，可以看出他充滿自信的神態。使人感到，他樂觀地認為，一開頭就給以如此沉重的打擊，對方恐怕是招架不住的。
其實，對這種證言，連我也感到吃驚。
當然，就金額來說，和官廳等的貪污相比，這筆錢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就行為本身的寡廉鮮恥來說，卻沒有什麼不同。而且對經濟上並不充裕的新劇劇團來說，在一九五三年那個不景氣的年代裡，三十萬元的損失，也一定是一個很大的打擊……當然，恐怕連檢察官本人也不會認為這些事情和目前的殺人事件有什麼關係。但是，品德如此低下的人的話，法官當然是不能相信的。至於百穀律師對此一擊如何進行還擊，我首先感到的不是期待而是不安。
「辯護人有話要詢問證人嗎？」
「有。」
百穀律師站起身來，開始進行反詢問 。
「證人對村田和彥的性格的印象，簡單說來怎麼樣？」
「可以說就象傑克爾和哈第 那樣，他是一個雙重人格者或性格分裂者，或者……」
「你的意思是說他平時的工作作風非常認真，正派，因此侵吞公款事件一旦暴露出來，大家都很震驚嗎？」
「我是很震驚的，恐怕劇團的大部分人都和我同樣感到震驚。」
「當時，有人覺得這只不過是發生了應該發生的事情，表現出若無其事的樣子嗎？換句話說，劇團是否有人早就看透了他的雙重人格呢？」
「一百多人的團體，總的方面不論多麼團結一致，個人相互間的好惡，總是難免的。過去也有幾個人討厭他。我記得在事件發生的時候，這些人幾乎說出這樣的話：『你瞧，怎麼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