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帝國一夜之間實行民主，這看起來就像是天方夜譚，袁世凱雖然當上了臨時大總統，但是他能不能收拾這個局面就很成問題了。
客觀地說，在當時的局面下，中國需要的是一個獨裁強人，有民主作風的領導人不可能解決那麼多的問題。國家雖然打出了共和的旗號，但其實還是軍閥割據地方混戰，每個集團都為自己的利益著想，不光袁世凱集團是這樣，革命黨人陣營也是這樣。
在上海，青幫老大兼革命黨頭領陳其美刺殺了陶成章；在長沙，民政部長譚延闓刺殺了都督焦達峰，當上湖南都督；在北京，黎元洪借刀除掉張振武。
地方政府雖然名義上服從中央，其實各自為政，為了爭地盤，經常互相大打出手。蒙古那邊也出現了問題，活佛呼圖克圖看到南北對立，居然公開宣布獨立。沙俄率先承認蒙古獨立，還出兵佔領了新疆的伊犁。西藏那邊也不安寧，英國以保護僑民為借口，派兵入駐西藏，暗中策劃西藏分裂活動。
所以說，袁世凱面臨的也是一個非常棘手的爛攤子，當上總統後，某種責任感讓他道德有所提升。他是真的想把國家建立好，無奈事情並不如他想像的那麼簡單。用民主共和的方式管理中國讓他感到心力交瘁。
首先要解決的是財政困難，袁世凱執政的頭兩年主要靠借外債過日子。
袁世凱當總統後，任命唐紹儀為總理，唐紹儀跟袁世凱的關係非常鐵，袁世凱在朝鮮工作時，唐紹儀就是他的副手。也許是在袁世凱的授意下，唐紹儀加入了同盟會。唐紹儀跟孫中山的關係也不錯，在孫中山制定的《臨時約法》中，總理的權力甚至比總統還大。
這樣一來，在實際工作中，袁世凱與唐紹儀時時發生衝突，向「六國銀行」借款的事件最終引發了兩人的矛盾。向人借錢是有求於人，六國銀行開出的條件非常苛刻，唐紹儀受不了，拒絕向六國借款。
當時袁世凱非常缺錢，沒錢的話政府就無法運作，所以袁世凱讓財政總長熊希齡代替唐紹儀跟外國人交涉。唐紹儀加入同盟會後，同盟會就一直把唐紹儀看成是自己人。現在看到唐紹儀被人排擠，孫中山立即號召大家抗議，打著維護國家主權的口號，反對向外國人借款。
六國銀行看中國人吵起來了，宣布無限期推遲貸款。袁世凱一看，著急了。
唐紹儀看事情搞砸了，主動向袁世凱提出辭職。袁世凱千方百計挽留他，唐紹儀準備留下來，最後還是因為黨派之爭辭去總理一職。
唐紹儀一走，立即引起了輿論的軒然大波。唐紹儀走後，袁世凱想讓宋教仁出任總理，只可惜宋教仁是個理想主義者，讓他當總理他還不樂意，他的理想是自己組織政黨和內閣。
唐紹儀辭職不久，同盟會所有成員退出內閣，宋教仁辭去農林總長的職務，蔡元培辭去教育總長的職務。
看到大家這麼不給自己面子，袁世凱很窩火，後來還是忍了，號召大家要以國家利益為重，不要糾結於黨派的紛爭。
在袁世凱的提議下，陸征祥當上總理，陸征祥曾經擔任過外交公使，並非袁世凱的親信。他當上總理，同盟會那邊還能接受。總理確定後，袁世凱開始著手制定《中華民國國會組織法》，隨後，便開始準備正式選舉國家總統。
沒想到選舉還沒有開始，陸征祥就出問題了。陸征祥這個人飽受西方文化浸染，在政府工作中喜歡錶現幽默，在他眼裡，一個好的領導人首先是幽默的。在西方也許是這樣的，但是在當時千瘡百孔的中國，時不時的幽默讓人感覺很不舒服，覺得這個人毫無擔當意識，對民族的創痛根本不放在心上。所以，內閣議員們對陸征祥非常不滿。
議員們不準備跟陸征祥合作了，這讓陸征祥非常鬱悶。袁世凱出面來調停，議員們不買他的賬。政府變成了一鍋大雜燴，不同政見的人甚至在爭吵時大打出手。
在這種情況下，越來越多的人對民主共和制度感到失望，章太炎和張紹曾甚至請求袁世凱以國家利益為重，不必拘泥於細節，可以從權辦事。
後來，議員們彈劾陸征祥失職，陸征祥一氣之下，學唐紹儀一走了之。
袁世凱萬萬沒有想到共和制會有這麼多的問題，一向自信的袁世凱忽然感到前所未有的迷茫。袁世凱畢竟是箇舊式人物，共和這種新制度讓他感到棘手。這期間，袁世凱比過去蒼老了許多，他處於一種反思與糾結的狀態中。他不知道是共和制度不適合中國，還是自己沒有能力治理好這個國家。
此時的袁世凱不再像過去那樣犀利果敢，反而顯得有些獃滯和笨拙。如果說以前他不斷地走上坡路話，現在似乎是在走下坡路。他就像一頭被壓得喘不過氣來的駱駝。
袁世凱終於不得不承認這樣一個事實：民主共和根本不適合中國，至少現在不適合中國。
我們來看看當時中國的情況吧，中央政府相當於國家的大腦，但這個大腦無法有效地指揮手腳。地方政府根本不把中央的政令當回事，各省不但截留稅收，而且自行任命官員。此外，整個社會道德崩潰綱常廢掉也給國家帶來了極大的隱患，當時也像現在一樣，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社會中的違法亂紀事情也非常多。
道德崩潰後，年輕人更加迷惘，一迷惘就無法無天。很多年輕人加入同盟會等組織，他們其實是一些唯恐天下不亂的人，並不是為了什麼信仰加入社團。社會上報紙越來越多，但是農民卻越來越少，土地日漸荒蕪，民生處於凋敝的邊緣。
知識分子以前靠科舉吃飯，共和制度取消科舉制後，他們一肚子牢騷，全變成了憤世嫉俗的盧梭。人人都急切地盼望社會改變，所以大家習慣於喊口號，以為只要口號喊得夠響，日子就會很快好起來。
袁世凱有一個英國顧問叫莫理循，他這樣描寫當時中國的時局：「至於中國，事情並未好轉，很少或全無成就。這裡看不見有作為的政治家氣魄，沒有始終如一的目標。要做的事情很多，但他們卻把精力用在無休無止的爭吵和規章法令上，改革也僅僅停留在口頭上。」
莫理循的話是有道理的，袁世凱想通過共和制度強國，事實證明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