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清朝統治者對洋人是拒之千里之外，現在給人打幾次打怕了，也只好採取合作的姿態了。
四個國家中，以美國最為友好，畢竟人家是反抗強權建國的，建國後又重視民權，有較強的契約意識和平等意識。美國國務卿西華德對美國駐中國公使蒲安臣說：「在中國，一切重大的問題要協商合作；在維護我們條約權利所必需的範圍內保衛條約口岸……支持中國在維持秩序方面的努力；在條約口岸內，既不要求，也不佔用租界，不用任何方式干涉中國政府對於它自己的人民的管轄，也永不威脅中華帝國的領土完整。」
美國的「合作政策」一提出來就得到了其他列強的熱烈響應，毫無疑問，這種政策能夠讓他們獲得更多的利益。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洋務運動也是在列強的督促下實施的，列強當然不是希望中國強大，而是希望接受他們的思想，從而能夠在中國更自由地通商。不過，在當時的情況下，這的確是一種雙贏的機制。中國落後，洋人也沒多少好處，中國經濟發展，洋人就可以把更多的產品賣到中國。
蒲安臣是美國公使，負責執行西華德的政策，由於蒲安臣推行一些「平等」「自由」的理念，贏得了恭親王奕的好感，奕對他給予了高度的信任。同治六年（1867年），蒲安臣要回國，清廷竟任命他為「一統辦理各國中外交涉事務大臣」，這等於是把清政府的外交事務交付給一個美國人，由此可見蒲安臣和奕之間的關係。
蒲安臣回國後，以清廷的外交代理人身份與美國國務卿西華德簽訂了《中美續增條約》，這個條約雖然是以平等的語氣簽訂了，但是不是平等還得看內容。在條約中，提到了兩國友好，可以自由平等地來往。這話非常好聽，其實了解美國歷史的朋友都知道，在這段時間，美國正處於經濟大開發階段，需要大量的勞動力，蒲安臣的目的很明顯，就是為了從中國引進大量的勞動力。
到光緒繼位，中國已經有二十多萬勞動力前往美國了，他們主要從事最艱苦的工作，譬如修鐵路，挖煤礦、金礦等等。事實證明，美國的「合作外交」帶有一定程度的欺騙性質，這些華工到了美國後，生命和財產安全得不到保障，許多人猝死在工作崗位，最令人氣憤的是許多白人迫害華人，無辜被殺的華人不在少數。
我們再來看看教案問題，教案問題是晚清一個很大的問題，許多外交危機都是由教案引起的。傳教士與官方的衝突倒不是很明顯，教案衝突主要還是一種文化衝突，中國的許多老百姓接受不了這些洋人的上帝。再加上中國與列強的戰爭中，中國一再戰敗，這無疑在老百姓心裡對洋人留下了恐怖的印象。
百姓中盛傳教堂中的神父都是一些魔鬼，他們經常會偷偷抓走小孩，把小孩的眼睛和心臟挖出來，然後泡在化學液體中，用作實驗。在這樣一種緊張的氣氛中，民教衝突也毫不奇怪了。就拿天津教案來說吧，其實雙方都是起源於一種誤解。百姓聽信謠言，認為神父做一些傷天害理的勾當，群情洶湧，不辨真偽，把教堂包圍起來。攻陷教堂之後，接著便是我們熟悉的打砸搶燒，這些事情勢必會引起外交衝突。
清廷讓曾國藩處理教案事件，曾國藩為了息事寧人，似乎有意「偏袒」洋人，結果引起了公憤。其實曾國藩也沒有辦法，他從大局著想，不可能縱容那些暴民。暴民容易被憤怒左右，而憤怒從來不能解決問題，只會讓問題變得更糟。朝廷本來對曾國藩疑心很重，正好借著這個由頭，讓李鴻章替代曾國藩，曾國藩被調回原來兩江總督的位置。
接下來，我們應該重點說說日本，中國近代史最主要的精力還是和日本較量，而且在這個較量過程中，我們一輸再輸。中國在兩次鴉片戰爭中的慘敗可謂是刻骨銘心，給日本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國人是一個健忘的民族，我們自己倒沒有什麼，日本這個鄰居反倒有深刻的危機感。他們模仿勾踐，卧薪嘗膽，韜光養晦，在不知不覺中發展國力。
一旦軍事實力和經濟實力崛起，日本立即積極推行對外擴張政策，朝鮮就是日本向東亞擴張的跳板。日本積極對朝鮮展開外交攻勢，外交攻勢往往是軍事進攻的一個前兆。李鴻章特派袁世凱前往朝鮮處理日本問題，袁世凱是一個態度強硬的人，在朝鮮問題上有得有失，但最終還是沒有阻止甲午中日戰爭的爆發。
至於中俄關係就更不是一兩句話能說得清楚的，從康熙開始，中國與俄國就沒有安寧過。伊犁叛亂髮生後，清廷曾希望俄國能夠伸出援手，但俄國毫不留情地拒絕了。俄國想佔領伊犁，控制新疆。左宗棠西征大軍來到後，與俄國進行了交涉。最終左宗棠兵鋒犀利，俄國懾於他的威勢，不得不放棄控制新疆的企圖。
這一時期是暴風雨醞釀的時期，列強環伺，而中國又缺乏一個能夠縱覽世界大勢的領袖。而且中國內部問題相當多，統治階級在許多問題上意見都是分裂的，這樣一個低效率互相牽制的政府顯然不足以應付這麼多的內憂外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