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載道光雖然不善於用人，但是對用人的重要性還是高度重視的。
道光曾明確表態：「國家以賢才為寶。」說起來容易，但是真正發現人才、提拔人才還是比較困難的。如何選拔出優秀的人才，這是道光最為關心的事，但是道光也沒有很好的機制能夠挑選出最優秀的人才，只能一再發出求賢詔書。
道光主要通過哪些手段選拔人才呢？
第一種方式還是老辦法——科舉正途。科舉制度雖然會造就一大批迂腐的讀書人，也就是今天說的高分低能，但是也能選拔出一些非常優秀的人才，這在歷朝歷代都有。科舉是中國封建社會選拔人才的主要途徑，儘管有種種弊端，但無疑還是堅持著機會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
第二種方式是推薦。這也是清朝的一個傳統，地方督撫一個重要職責就是保薦官員。保薦官員可能會出現兩種情況，一種是這個官員確實能幹賢明，另一種情況是該官員可能平庸，甚至品性惡劣。一般情況下，如果被保薦的官員平庸無能，道光不會追究保薦人的責任，因為這與保薦人的眼光有關。如果被保薦的官員人品存在很大問題，撤職後依然做違法的勾當，那麼就要追究保薦人的責任。正所謂外舉不避嫌，內舉不避親，既要鼓勵保薦人的積極性，又要杜絕保薦人徇私舞弊的做法。
保薦確實可以讓國家選拔出一些優秀的人才，譬如大名鼎鼎的林則徐就是通過保薦升職的。林則徐是嘉慶十六年（1811年）的進士，道光二年（1822年），當上淮海道，後署理浙江鹽政史，不久又升遷為江蘇按察使。道光四年（1824年），升署理江蘇布政使，道光十一年（1831年），升任東河河道總督。道光十二年（1832年），任江蘇巡撫。林則徐是一個正直的人，他能在官場上飆升離不開道光的政策支持。林則徐也沒有辜負道光的期望，確實為國家盡心儘力，辦了不少好事。
在治國的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道光對人才是何等的饑渴，所以他能夠做到不拘一格，越級提拔人才。楊發和田大武本來只不過是普通士兵，在平定張格爾的叛亂中僥倖生擒了賊首張格爾，道光非常高興，提拔楊發為甘肅寧遠堡守備、田大武為陝西撫標左營守備。道光甚至親自接見這兩人，當面誇獎這兩人年富力壯，是可造之材。
道光選拔人才的第三個辦法是考核政績。作為一個皇帝不可能事必躬親，也不可能對帝國的官員都了解，只能根據一些政績的數據來判斷。雖然政績可以作假，但不能不承認這也是一個相對客觀的標準。
道光選拔人才的第四個辦法是從源頭抓起。所謂人才一般都是讀書人，所以學院的教育要抓緊，因為這直接關乎人才的素質。道光這個辦法用今天的話說就是投資教育，投資教育不能是一句空話。道光也知道這個道理，所以他撥款給一些知名的學院，甚至將良田大宅讓給書院。這是實實在在的支持，雖然未必會有多大的效果，投資力度也不大，但可見道光對人才的那一顆虔誠嚮往之心。
道光所用的這些辦法只不過是對歷代聖王選人用人的總結，並沒有多少創造性，但能真心實意地去做，已經很難得了。
從道光的言行上看，他簡直是清朝的周公啊，為何世人又評價他用人一塌糊塗呢？換句話說，為什麼道光就這麼跟人才無緣呢？難道他不夠真誠嗎？這看起來似乎是一個無法解決的矛盾。
首先，我們必須得說，當時的官僚機構確實太腐敗了。官僚集團已經形成一個龐大的勢力集團，即便是皇帝，在這個龐大的集團面前也顯得相對無力。當既得利益群體把持了權力之後，他們能允許道光提拔一些幹練果敢的人才來損害自己的利益嗎？顯然是不能的。而且道光如果真想提拔出王安石、張居正這樣的人，勢必會損害這些集團的利益。這是客觀原因，怨不得道光，以道光的能力不可能有雍正的魄力。
其次，各地舉薦的人才大多是庸才，因為很多官員本身就是庸才，他們能舉薦出比自己能力還強的人嗎？如果真有這種魄力，他們也就不是庸才了。所以，這是一個惡性的循環，一般人只會提拔能力低於自己、能受自己控制的人。然而，這對於道光治國卻極為不利，得不到人才，他的所有改革都會成空，功比漢高祖、唐太宗的夢想只能是夢想。
再次，道光想通過科舉的方式選拔人才，這是正常的訴求。但是當時科場腐敗深入骨髓，從科場中選拔出來的精英寥寥無幾，若不整肅科場，如何能夠選拔出優秀的人才？道光看問題做事情不夠全面深刻，沒有想到帝國的問題盤根錯節，如果沒有破釜沉舟的膽識是很難解決問題的。
最後，道光雖然求賢若渴，但往往是說得多，真正做起來就不那麼給力了。我們可以通過一些實例來說明。
道光最信任的兩個宰相，一個是曹振鏞，一個是穆彰阿。曹振鏞是典型的張廷玉派弟子，他第一次系統地提出「多磕頭少說話」的理論，雖然曹振鏞的官場哲學跟張廷玉類似，但是能力遠遠比不上張廷玉。曹振鏞這個人最害怕自己提拔的人超過自己，所以有意識地提拔一些才具平庸的人，這樣這些人就威脅不到自己的地位。而穆彰阿是個大貪官，他與曹振鏞聯手將道光蒙在鼓裡。道光居然讓這兩人把持朝政，由此可見他說得雖好聽，但一到實際問題上就是睜眼瞎。
我們不能認為道光就此表現出來的姿態全是作秀，他應該是真誠的，只是面對錯綜複雜的現實，太缺乏手腕和力量了。用現在的話說，心是好的，只是把事情辦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