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中國最後一個王朝，清朝跟以往任何朝代都不一樣。當西方世界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時，清王朝卻仍舊在封建統治的困惑中打轉，嘉慶就是處於這種困惑中最典型的皇帝，他不明白吏治何以這麼難整飭。他絞盡腦汁，始終沒有考慮到可能是制度出了問題，他從不懷疑聖王之道。
然而，無情的現實即將告訴清王朝一個真理：聖王之道已經行不通，何況聖王是中國帝王追求的最高境界，只有極少數帝王才能做到內聖外王。可是，當資本主義大潮蔓延整個世界時，即便成為一個聖王，似乎也很難拯救一個國家的命運。
直到後來，人們才意識到，在聖王之外有更重要的東西，那就是制度。
李自成攻入北京城，對中國來說是一個翻天覆地的變化；清兵入關，更是一個巨大的變化。然而，這些變化都比不上英國的資產階級革命。李自成造反只不過是中國曆朝歷代農民起義中的一個例子，清兵入關也不過是暴力集團發展壯大後的一個必然結果，並無任何特別之處。而資產階級革命卻宣告著完全不同的東西——一種新的思潮、新的制度正悄然崛起。
當乾隆陶醉在十全武功中時，資本主義正在走向工業革命。當乾嘉還在糾結於吏治腐敗時，北美殖民地爆發了獨立革命；法國制憲會議通過了《人權宣言》，將路易十六送上斷頭台，推翻封建君主專制。
對這一切，嘉慶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在嘉慶時期，天朝大國雖然在不斷衰落，但是心態仍舊是天朝大國。對於任何來華的使團，清廷都稱之為貢臣和貢使。嘉慶雖然在世人眼裡是一個庸弱的守成之主，但是對待像暹羅、朝鮮、安南、緬甸、廓爾喀和琉璃這樣的小國，完全是一副君臨天下、高高在上的姿態。
在中國充當西方文化使者的最開始都是一些傳教士，順治對西方傳教士採取寬容政策，康熙前期繼承了順治的政策，後來因為羅馬教皇的強硬態度，康熙下令在中國取締天主教。從康熙開始，清廷就一直禁止天主教。嘉慶繼承了先輩的政策，嚴禁天主教和基督教在中國傳播。
當然，像宗教這種東西肯定是不可能完全禁止的，對此，嘉慶也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但是，在嘉慶年間，還是有三次查禁西洋教的高潮。對嘉慶來說，這不僅是秉承祖制，也是維護國體。嘉慶多少意識到，西洋教傳播的這些東西對於自己的統治是不利的，尤其是上帝面前人人平等這樣的思想，很有殺傷力。
在對外貿易方面，嘉慶採取了相當保守的姿態，閉關鎖國似乎不是嘉慶的錯，不過是繼承「祖訓」而已。嘉慶絕對有權力改變政策，但他沒有這麼做，最主要是沒有意識到「對外開放」的好處。但即使明知好處多多，如果對帝國有風險的話，相信以嘉慶的性格也不會「開放」的。
國家嘉慶一個人說了算，不開放也沒辦法，但嘉慶還給出了不開放的理由：「我天朝上國地大物博富有四海，難道需要跟那些彈丸小國貿易賺錢？」嘉慶的意思是，我們很富有，沒必要跟洋人做生意。嘉慶還給出了一個理由：「外國佬賣的東西全靠在我們內地銷售，而這些鐘錶呢絨等東西，又完全是可有可無的。但是我們賣給他們的茶葉和土絲卻是生活必不可少的，如果我們停止貿易，他們立刻就完蛋。」所以，嘉慶的意思是主動權掌握在我們手上，對這些洋人可以隨意鄙視。
嘉慶這些話並不是他自己的思想，更不是他的獨創，他不過是重複老爸乾隆的觀點。乾隆曾經給英國國王發了一道國書，意思是：「我天朝上國物產豐富，無所不有無所不包，本來是不需要跟你們通商，用你們貨物的。但是因為天朝生產的茶葉、絲綢、瓷器是你們必需之物，如果我們斷了通商的話，會使你們生活陷入極大的困境。所以格外加恩體恤，在澳門等地開設洋行，准許你們來貿易，沐浴天朝浩蕩的皇恩。」
相信每個人都能從乾隆的話中感覺到那份不可一世妄自尊大的狂妄，英王肯定也受不了這種口氣，但為了跟中國通商，也只能忍著。一旦他們的國力強大了，難免就不願再忍了，到時候直接用槍炮打開中國大門，這就是後來的鴉片戰爭。
嘉慶限制貿易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防止白銀外流。他曾經為此叮囑廣東總督吉慶：「西洋商船來中國，一船的貨物往往能賺取大量的銀錢，長期下去會導致中國白銀越來越少。就說鐘錶吧，他們不過是用少量的銅鐵製成，結果把我們白花花的銀子賺走；還有玻璃，在他們那兒不過是通過一些簡單的原材料淬取，然後做成窗玻璃和屏風，在中國能賣到一個好價錢。他們用無用的東西購買我們有用的東西，對我們來說這是一種捨本逐末的行為，長期下去會損傷我國的元氣。」
就嘉慶當時的認識來說，他能從經濟角度考慮國家的元氣已經是很了不起了。嘉慶的擔心是正確的，黃金白銀是世界的硬通貨，如果大量外流，必然會影響國內經濟穩定。但是如果因此而終止和其他國家貿易，也是得不償失的，最好的方式當然是實行紙幣，不過這在當時太不現實，當時國與國的貿易只能用硬通貨。於是，嘉慶便採取了以貨易貨的方式。
道光年間曾發生白銀大量外流的事件，結果嚴重地影響了全民的經濟生活。這說明嘉慶多少還是有一些先見之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