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二十年四月，一艘外國商船靠近寧波港口。浙江水師前去攔截，發現船上有五個西洋人，其中一個人用半生不熟的中國話說：「我……系洪仁輝……英吉利人……」
洪仁輝說他們是想到寧波做生意的，進一些茶葉和蠶絲到歐洲去賣。水師提督武升進很高興，因為這意味著一個撈油水的機會到了。武升進立即向乾隆奏報，說這些洋鬼子感服聖恩，千里迢迢來這裡經商，帶來了許多銀元和洋酒，還有四十多名漢人水手，這些水手都沒有髮辮。
乾隆畢竟是作為帝王的最高統治者，他對洋酒銀元都無興趣，也沒興趣跟這些洋人交流，倒是對四十多名沒有髮辮的水手非常警惕。這些漢人模樣的人怎麼會沒有髮辮？他們到底是中國人還是海外華僑，這事一定得查清楚。如果這些漢人是中國人，那可是抄家滅門的大罪。後來查明說這些人是外國人，乾隆懸著的心才放下來。
乾隆一看沒大事，便讓武升進好好招待那些洋人。結果，這些洋人滿載而歸，把中國的商品帶回國內，大發洋財。第二年，他們又來了，不過這次船隻要大得多，帶來的貨物也多得多，水手有一百三十多個。這次，洪仁輝擔任起了翻譯，中文水平似乎也有所提高。
這一次，乾隆警惕起來了，他感覺到這些西洋人的野心。雖然當時他並不知道這些人的野心是什麼，其實現在我們知道是發財，但乾隆更多的是從「維穩」的邏輯來看問題的。
乾隆於是找這些洋人麻煩：本來外國商船只能在廣州、澳門等港口通商，從來沒有到寧波來的，這些洋人想把寧波開闢成一個港口，這事本來沒有什麼不好，但長期下去，滯留在內地的洋人會越來越多。
乾隆並沒有直接把洋人轟走，而是指示兩廣總督楊應琚提高關稅，最後關稅比廣州、澳門等地提高了一倍。
提高關稅以後，並沒有把這些洋人攆走，他們反而繼續在這裡經商。這是怎麼回事呢？這些洋人為什麼不在廣州通商呢？其實，洋人真正怕的不是提高關稅，而是各種各樣的陋規，廣州那邊陋規太多，各級官員敲詐勒索，搞得洋人的生意做不下去了。在寧波的話，陋規少，採購也更方便，成本價大大降低，雖然關稅提高了，但實際利益更大。
浙江巡撫楊廷璋把這些情況如實地稟報乾隆，沒想到乾隆居然做出了一個讓人意外的決策，他決定開放浙江為通商港口，允許外國人到這裡貿易。本來這是一項符合發展潮流的政策，也是一項利國利民的政策，但很快就終止了。
皇帝的一個特徵是喜怒無常，乾綱獨斷，所有事情都憑自己主觀意識辦事。幾個月之後，乾隆就宣布所有外國商船隻准到廣州港口通商。英國方面認為這是廣州地方政府蠱惑皇帝的結果，廣州地方政府想獨佔對外貿易的利益。
確實是這樣的，兩廣總督楊應琚上書乾隆，為自己辯解，說廣州官員並沒有勒索洋商的行為，只不過是進行一些必要的限制；如果不對洋商加以限制的話，恐怕會埋下禍端。楊應琚的話說到乾隆的心坎里，乾隆最怕的就是這點，一旦開放過頭，洋人湧進來，不知道會鼓搗出什麼事情。
在這一刻，中國歷史發生了改變。乾隆的一念之差改變了歷史的走向，如果中國在乾隆時代就走向對外開放，以後歷史的發展簡直是無法預料的。這雖然是看似偶然的一件事，其實一點都不偶然，乾隆是一個封建統治者，他必然有自己的思維方式。就算他對外開放了，難保他的子孫們不關閉國門。
中國再一次失去和世界交流的機會，緊緊地關上了國門。
乾隆發出這項命令後，英國東印度公司沒有放棄掙扎，他們企圖搏一搏，說服乾隆開放浙江港口。東印度公司選擇的代表便是洪仁輝這位仁兄。
乾隆二十四年六月，洪仁輝駕駛著一艘小船來到浙江定海，浙江水師立即把他截住。洪仁輝身上有一封信，請求浙江官員呈給皇上。這封信的內容主要是揭露廣州海關各種為非作歹的行為，浙江官員理所當然地拒絕了。他們做官這麼多年，當然知道做官的一個基本準則：不要隨便得罪人。
洪仁輝吃了閉門羹，本該回東印度公司好好跟同事們哭訴一番，然後他牛脾氣犯了，居然將船隻開往天津大沽口。在那裡強行登陸，還對天津的官員說：「我是英國人洪仁輝，是英國的四品官，在廣東和澳門做生意，洋行的人欠我五萬兩銀子不還。我在廣州告沒人理，在浙江告也沒人理，所以我就到天津來了，希望你們讓我進京告御狀。」
洪仁輝花錢買通了許多官員，讓他們把自己的案情呈奏給乾隆。乾隆收到這些奏摺後，心情很複雜，一方面自己的官員貪污違法在先，另一方面這個洋人居然越海告御狀，這明明是讓自己這個皇帝下不了台。乾隆讓股肱大臣李侍堯審理這個案子。
經過審理，判處廣東海關監督李永標流放罪，外加杖打一百，李永標被革職抄家，流放三千里外。洋行商人黎光華欠錢不還也是事實，李侍堯籍沒他的家產，歸還給洪仁輝。案子到這裡，還沒有結束，對洪仁輝，乾隆是相當不滿的，必須要給他教訓。洪仁輝的訴狀是請四川人劉亞匾寫的，正好可以給他安個「勾結內地奸民」的罪名，外加違禁通商，判處在澳門監禁三年。乾隆說，這是格外施恩，否則是要判處死刑的。劉亞匾真正倒霉，幫人寫狀子，僱主沒死，他倒被處斬了。
這就是洪仁輝事件，事後，乾隆對洋商態度更加惡劣，不斷地往歷史的反方向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