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的「新政」讓楊名時、謝濟世和李紱等人深受鼓舞，謝濟世接到進京的消息後，心情非常激動，泛起陣陣漣漪，這漣漪的名字叫「皇恩浩蕩」。
謝濟世激動之下，竟然起草了一份奏摺，讓乾隆取消密折制度。謝濟世說現在天下大治，密折制度很容易製造陰鬱氣氛，讓小人讒害君子，被穿小鞋的人甚至都不知道是誰告自己，沒法申辯，長此以往，很容易造成大臣互相猜忌，君臣互不信任的悲劇。謝濟世讓乾隆效仿唐太宗，從諫如流。
用乾隆的偶像來打動乾隆，謝濟世的建議應該說是很有殺傷力的。乾隆有沒有接受呢？
剛繼位的乾隆畢竟年輕，對謝濟世大加誇獎，謝濟世深受鼓舞，高興得不行。回京的路上，謝濟世的心情非常舒暢。讓謝濟世更興奮的是乾隆對雍正的三大模範督撫的評價，乾隆很快就對田文鏡定論，說這個人苛刻搜刮、匿災不報，讓河南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乾隆還說，雍正朝三大名臣中，田文鏡不如李衛，李衛又不如鄂爾泰。
那些在雍正朝被打壓的人，聽到新皇帝如此表態，哪個不心存感激。乾隆是冒著被人指責為不孝的罪名為他們翻案。
官場中也有一些眼光深刻的人，河南總督王士俊就是這樣的人，對乾隆新政，他一直保持冷眼旁觀的姿態。蜷伏一段時間後，他就嗅出乾隆新政面臨的困境，乾隆改革的幅度過大，造成了政治上的不穩定，乾隆為了維護政權的穩定必須回到雍正政策上，必須延續雍正的政策，保持政權的連續性。
果然，在乾隆元年上半年，乾隆忽然拋出一句「矯枉不可過正」的話，乾隆還說治國要遵循中庸之道，寬嚴相濟，兩者不可偏廢。
王士俊自以為嗅到了新的政治氣息，自作聰明地給乾隆寫了一個奏章，大意是：「雍正朝政策雖然過於嚴苛，但根本原因在於大臣們不奉公守法，錯不在先帝。現在有一些新進之輩，動不動就指責先帝的政策，這些逢迎諂媚之輩甚至說『只要將世宗時事情翻案，就是好的條陳』這些人實在太可惡了……」
王士俊發這個奏章原本是為了政治投機，他自以為比別人提前嗅到了政治新動向，但他沒想到這一節：就算你看到了潮流，也不該由你來引領這個潮流。
乾隆接到奏章後，非常憤怒，王士俊這是在否定自己的新政。還有多少個潛伏的王士俊呢？萬一這些人集體發難，自己的政策就面臨危險了。
乾隆將王士俊的奏章分發給大臣們看，讓他們談談看法。但是，大臣們集體選擇了沉默。為何？
大家都意識到這是一個重要的時刻，弄不好就會引火燒身，沒人能準確地預知乾隆對此事的態度。乾隆看大臣們不發話，只好自己表態，痛斥王士俊，說此人居心叵測，借口直言，實則是想搞政治投機。
乾隆表態後，朝臣馬上活躍了起來。第二天，御史舒赫德就參奏王士俊。巡撫傅德也參王士俊，說他喪心病狂。王士俊因此而被刑部關押，擬定斬立決，乾隆改為斬監候，第二年法外施恩，將王士俊削職為民。
這次風波雖然平定了，但乾隆的思想卻陷入了激烈的鬥爭中，他不僅反思皇考的政策，也開始反思自己的新政。寬政有寬政的好處，也有弊端，嚴政有嚴政的好處，也有弊端。寬政的弊端在康熙朝就表現出來了，嚴政的弊端在雍正朝也很明顯。想來想去，乾隆覺得只有寬嚴相濟這一條路可以走。
乾隆元年初一，七十六歲的楊名時病逝，乾隆讚揚他「學問純正，品行端方」，追加太子太傅頭銜，謚號「文定」。
楊名時去世後，政治氣氛已開始發生顯著的變化。乾隆第一次讓李紱嘗到了苦味是因為保舉進士之事，李紱這個人特別愛才，推舉人才這事讓他很興奮，結果李紱推薦了一大堆，還讓同僚跟著自己一起保舉。
不知為何，乾隆對此很不高興，覺得李紱這個人愛慕虛名，指責了他幾句。李紱隨後回奏說：「老臣多言滋事，今天蒙聖上教誨，以後一定永遠不再妄言。」乾隆回答說：「你這不是妄言，而是妄舉。朕即位以來，從來沒有因為哪個臣子『妄言』而加以處分，你這麼說是企圖避重就輕，降二級以示警戒。」
乾隆八年，李紱請求告老還鄉，乾隆問他：「你還有沒有什麼要上奏的？」李紱說：「慎終如始。」七年後，李紱在家鄉臨川逝世，乾隆對此非常冷淡，連個謚號都懶得給他。
接著來說說謝濟世，他的命運也不比李紱好。有一段時間，謝濟世負責重新編纂《大學注》《中庸疏》等書，刪去了曾經被雍正指為「怨誹」的文字，並說自己是遵古本，不遵程朱。結果，乾隆大怒，讓他掂量自己幾斤幾兩，罵他跟程朱有雲泥之別。
乾隆二年，謝濟世上書建議乾隆「去邪勿疑」「出令勿貳」，乾隆聽了，逆耳得很，指責他廢話一大篇。謝濟世沒想到，自己曾經寄予厚望的明君變得越來越專斷獨裁了，這對一個御史來說真是一場悲劇。
乾隆二年，勸諫的人越來越少了，謝濟世壓抑得厲害，居然斗膽勸諫，還說正因為半年以來沒人進言，自己不能跟著別人一樣沉默。不用說，謝濟世又觸了逆鱗，乾隆痛罵他上奏的言論怪誕支離，分明是想通過攻擊君主博取名聲，居心陰險簡直是國家的害蟲。
謝濟世快崩潰了，在崩潰之前他作出了一個明智的抉擇，請求乾隆允許自己回家照顧老母。乾隆心想，蒼蠅走了也好，至少可以清凈許多。乾隆讓他擔任湖南糧儲道，換句話說，就近照顧老母，不斷你的工作，繼續拿薪水。
儘管遠離了京城，謝濟世還是沒有遠離麻煩，湖南巡撫蔣溥跟謝濟世有私怨，向乾隆告發謝濟世在湖南私自刊印自己注的《大學注》和《中庸疏》。乾隆以詆毀程朱的罪名，要對謝濟世進行懲罰，不過好名的乾隆又說自己從來不以文字罪人，只要謝濟世把書燒毀就行。
謝濟世死於乾隆二十年，在死之前乾隆準備整他，幸好那時謝濟世已經垂垂老矣，還沒逮捕，就已經撒手人寰。
謝濟世死後十三年，風波還沒有消停，受齊周華「逆書案」的牽連，在謝濟世的兒子謝夢熊家中抄出《梅庄雜著》。乾隆看過該書後說：「如果謝濟世還活著，朕一定將他明正典刑。」
這就是御史謝濟世寄予厚望的明君乾隆。明君如同明星，只是一種光環，謝濟世也許永遠都不明白這個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