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雍正朝，外商想要來中國貿易，必須停靠在廣州港口。
雍正三年，到廣州的外國商船有十艘，其中英國船只有六艘，法國船隻一艘，其餘是南洋一些小國的船隻。這些洋船帶來的商品並不多，主要是一些黑鉛、嗶嘰、胡椒、檀香、蘇木等物品。當時的署理廣東巡撫常賁說：「沒多少貨物，大半都是一些外國的銀錢。」
來到廣州的外國船，根據清政府的規定，一律停靠在黃埔港口。之後是嚴格的管理，船上的炮位由中國官員卸下來，暫且保存，離開時再發還。水手等人都要在船上等候，不得上岸，然後由海關進行徵稅和查貨。中國與外貿無關的官員，一律不得進入外商船隻。到了十一月、十二月，外商船隻就必須離開。
與外商談生意的官員又叫洋商或者官商，當時外號是「十三行」。雍正三年，廣東巡撫楊文乾在行商中設立行頭，專門讓其中的六家商行處理外貿事務，這是清政府壟斷外貿的一個措施，官商勾結，不讓民間商人介入。權貴資本主義在中國是有淵源的。
當政府介入並壟斷外貿時，要想沒有腐敗簡直是痴人說夢，這些負責外商的官員貪污情況非常嚴重。當有人說楊文乾貪污時，雍正根本不信，他認為楊文乾是個一心為公不避嫌怨的好官員。所以當其他人揭發楊文乾時，雍正不僅不相信，還保護他。
真相出來的時候，雍正感到很意外，楊文乾的貪污情況讓人髮指。廣東海關每年額定稅收是四萬兩銀子，楊文乾卻以溢耗之名將多得的十一萬兩銀子揣進自己的腰包；除此之外，對於外商帶來的銀兩，楊文乾每兩要抽三分九厘，中飽私囊兩萬兩銀子；根據清政府的規定，紅顏色和黃顏色的綢緞不準出口，楊文乾卻私下裡允許，每匹綢緞抽銀七錢，這一項得銀一萬兩；外商船隻回去之前，楊文乾不管他們買了多少貨，根據他們攜帶的銀兩，每兩加抽一分，獲銀四萬三千兩；此外，楊文乾還以孝敬皇上為名（其實是留著自己用），從外商船上挑選精巧的物品，這筆錢由洋行的中國商人支付，計約萬兩。
總的算下來，楊文乾貪污二十萬兩。
楊文乾這個人是雍正手下一個能幹的大臣，在其他方面非常清廉，偏偏涉及外商時就貪污無障礙。雍正洞察出了他的心理：「以為外商之事無關國計民生，貪污多少，都不會有損中國百姓，這樣既可以得到實惠，又能自我感覺清廉。」事實上，很多官員跟楊文乾的想法很類似，在其他地方當官很清廉，到了洋行就本性大暴露。之所以有這種思想，跟他們的愚昧是有關係的，對外商盤剝，無疑會給別人留下不好的印象，他們回國之後肯定要說你壞話，這是損傷國體；其次，你這麼做，以後誰還願意跟你做生意，長此以往，沒人願意跟你交流，中國的經濟必然落後。
當然，雍正也沒有過分為難楊文乾，僅僅是讓他吐出贓銀，調換工作崗位而已。
我們知道，西方列強用鴉片戰爭打開中國國門。其實早在雍正時，就對鴉片非常警惕。那時賣到中國的鴉片還很少，但雍正已經下令嚴禁販賣鴉片煙。七年，福建漳州知府李治國在陳遠家中查獲三十三斤的鴉片，陳遠被判處充軍之罪。陳遠覺得自己冤枉，說他的鴉片是藥用的，不是鴉片煙。巡撫劉世明交給藥店鑒別後，發現確實是藥用鴉片，還沒有製成煙，便將陳遠無罪釋放，但是鴉片要沒收。
劉世明本想參李治國審案不明，又怕世人誤會，以為解除煙禁，所以給雍正一道密折。雍正的看法是：「李治國在此案上雖然有欠明察，但也是因為實心辦事過於倉促，情有可原，不參他是對的。至於沒收陳遠鴉片就不對了，如果這個人確實犯法了，就應該繩之以法。如果沒有犯法，那幹嗎還要把他的東西儲存在府庫里。小民們生活不容易，這些東西是他們的血本，本來就錯怪了他，就更不應該奪了他們的生計。即使是想留著日後作證據，也沒有必要全留著，留一些樣本就行了。這雖然是小事情，但是身為封疆大臣，千萬別因為事情小就無所謂。」
在對廣州外商進行嚴格管理之外，雍正的眼光也沒有放過澳門的外商。在康熙末年，禁止中國商人到南洋去貿易，結果澳門的外國人攬過這筆生意。他們不斷地增加船隻，擴大交易，在雍正初年已經有二十五隻洋船了，澳門領土上居住著三千五百多西洋男女。
元年，通政司右通政梁文科奏請在澳門增設官兵，隨時準備彈壓。第二年，孔子的六十六世孫孔毓珣提出建議：「澳門現在有洋船二十五隻，我們給他們限定，不能超過這個數目，船隻壞了可以修，但不能再添，防止他們貿易擴大後，會有更多的西洋人過來居住。葡萄牙派來的管理者，可以自行更換，但是其他的人隨船來隨船去，不可以在澳門逗留。」
雍正批准了他的建議，限制了洋人的貿易活動，那些在澳門的洋人必須遵守清朝法律，還得繳納賦稅，如同僑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