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社會一向是按人丁交稅的，有多少人頭交多少稅，看似非常公平合理。但仔細一看卻發現不是這樣，裡面有很多不確定不可控的因素。
許多人為了逃稅，故意隱藏人頭數目，這種事情在地主家裡最為嚴重，地主良田多，丁役多，交的稅多，隱藏丁役就能逃不少徭役。
很早就有人意識到這種徭役制度不合理，在明末的時候，就有一些地方官吏進行了改革。比如，崇禎八年，漢中府城固縣實行了「丁隨糧行」的新法。這種不合理的制度在康熙年間激起了下層的反抗，無奈之下，康熙頒布一項政策：以後增加人丁，永遠不加賦稅。
康熙的新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矛盾，但仍然不公平，以前丁役不均的情況仍然存在。隨著人丁的增加，平均攤到每個人身上的賦稅相對減少，如何重新計畫丁銀便陷入了混亂之中。解決這個問題一勞永逸的方法是按畝收稅，不管你家裡有多少人，你家有多少畝的地，就交多少的糧。這個辦法確實好，是由御史董之燧提出來的，但這是一項重大的改革，所以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對。
最後，雍正決定先在幾個省份試行，結果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即使這樣，朝廷中還是有很多人反對。山東巡撫黃炳支持雍正的改革，他認為這是緩解民困最有效的方式，作為一個體察民情的封疆大吏，他感到按丁納糧很容易造成貧民逃亡，如果攤丁入畝，有地的交稅，沒地的就不用交，可以減少貧富差距，這才是善政。
可惜由於朝臣反對過多，雍正並沒有立即接受黃炳的建議，甚至責備黃炳輕率，讓他管好自己省內的事情就行了。一個月後，直隸總督李維鈞也提出了相同的建議，李維鈞還解釋，這項改革肯定會招致那些大地主的反對，他們田地多，交的稅肯定多，所以不樂意。
雍正又認真考慮這個問題，再次交給戶部討論，意見紛紜。有人說按畝分攤同樣不公，因為很多地方土地測量並不准，而且地有好壞之分，好的地產量高，不好的地產量低。這些也是實情，不過李維鈞也有辦法，他說把地分為上中下三等，根據地的質量來交稅。雍正聽了，大為讚賞，他讓李維鈞去辦這事。
後來，李維鈞對雍正說，他受到一些權勢的孤立，怕事情辦不好。雍正對他說：「你放心地去辦吧，有朕支持你就夠了。」
歷時半年的攤丁入畝討論終於結成正果，事實上這個問題在康熙年間就提出來，但一直懸而未決。由此可見，在辦事和改革這塊，雍正確實超越了父親。
改革從來不是一帆風順的。浙江官員在推行這項改革的時候，遭到了地主階級的反對，他們聚眾到衙門口喊冤，巡撫法海居然驚慌失措，被這些人嚇住了，表示暫不實行改革，可見改革難，推行改革更難。
雍正四年七月鄉試時，浙江錢塘縣上千富紳來到縣衙，抗議攤丁入畝，他們還勸說商人罷市。對此，新上任的巡撫李衛沒有妥協，採取了鐵腕手段，制服了阻撓改革的鬧事者，最終讓這項改革在浙江省順利推行。
在這方面，河南巡撫田文鏡辦得也相當不錯，李衛、田文鏡這些人在雍正朝都受到了重用。之後，各省陸續實行攤丁入畝政策，效果一天比一天顯著。當然，這項改革的全面完成還是在乾隆朝。
攤丁入畝是一項恵國利民的政策，富人交的稅多，窮人交的稅少，跟現在的稅收政策類似，我們再次看到了雍正的前瞻意識。
當然，這項政策的最終受益者還是清政府，有田的交稅，就避免了無田者交不起稅這個問題，稅收有保證，國庫也充實。有些人認為這是取消了人口稅，其實並不是這樣的，只是將丁銀併入到田地之中，換了一種更加合理的收稅方式而已。
攤丁入畝是中國賦稅史上一項重大的改革，具有重要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