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了解這些「大內密探」，我們先講一個發生在康熙三十七年的故事。
這事發生在蘇州，一個身份卑微的家僕孫雲帶著一幫地痞流氓，闖進蘇州一個紳士的家裡鬧事，後來又在街上眾目睽睽之下毆打該紳士。這個紳士叫陸經遠，是一個有來頭的人。他本人是康熙二十一年的進士，當過知縣、御史、國子監丞、通政使等官職，雖然說不上是什麼高官，但起碼是朝廷的正式官員。而且此人的舅舅是當朝大學士徐元文。
肇事者不過是一個家僕，居然敢打這麼有來頭的人。這讓人好奇，更讓人好奇的是案發後，地方政府居然沒有立案，而是互相推諉，觀望四方。
可見這個家僕的背景也不小。後來，蘇州織造出面，羈押了肇事者和地痞，官府才敢立案。
案件一審，才發現那個家僕是蘇州織造府內司庫的一個家奴，他的主人是李永壽，李永壽是蘇州織造大人李煦的親戚。
家奴最後被治罪，不過李永壽一點事都沒有。
李煦給康熙上了一道奏章，說：「李永壽系包衣下人，不思安靜謹慎，仰報皇上洪恩，輒混買無賴之徒，平日不能教訓，臨事不能約束，以致毆官抄搶……」
我們注意到，在李煦的奏章里出現了「包衣」這個詞語，其實，這正是地方官府不敢給李永壽治罪的真正原因。
什麼是包衣呢？說白了，就是滿人的奴隸。
有人更奇怪了，奴隸不是沒有人身自由的嗎？身份不是更低微嗎？如果這麼想就錯了。早期包衣的身份確實很低，他們大多是戰爭中被俘的人，當然也有少數因為赤貧而自願為奴的人。奴隸的命運是很悲慘的，一天為奴，終身為奴，而且子孫後代世世代代為奴——我們同情還來不及，怎麼他們會享有那麼多特權？這恰好說明了理論和現實是兩碼事。
在1620年左右，滿人將包衣納入旗下，並設置了軍制，包衣直接受皇帝或親王控制。包衣的後代因此成為皇帝家奴，這就是曹寅和李煦家世的淵源，曾經烜赫一時的榮國府說白了以前不過是家奴。
曹家祖先是在1621年瀋陽淪陷時淪為包衣，李家的祖先要晚二十多年，後來這兩家都歸屬於正白旗，成為內務府包衣。
禍福相依。本來做奴隸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但戲劇化的事情出現了，由於這些家奴跟皇室的關係特別近，久而久之，他們的地位比八旗中的自由人還高。他們長年待在皇帝身邊，很容易被皇帝視為親信。皇權是一項孤獨的事業，歷代皇帝都相信跟自己關係近的人。
包衣一般沒有官職，但這不是絕對的，如果他們的後代中表現出過人的能力，陞官的機會比那些讀書人還多。包衣一旦做官，他們就有了雙重身份，一個身份是朝廷的官員，另一個身份是皇帝的間諜和密探。
曹璽的老婆曾經是康熙的乳母，康熙是個很注重孝道的人，對曹璽一家十分照顧。曹璽去世時，康熙親自登門慰問，康熙幾次南巡都在曹家落腳，儼然把這裡當成自己的家。李家比曹家地位更高，李煦的母親曾經是康熙的保姆，李煦的表妹入宮做了康熙的嬪。
在康熙朝，曹李兩家享盡榮華富貴，這固然跟他們與皇帝的關係密切有關，但最重要的還是他們擔負起了一項重要的職能，為皇帝搜集情報。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正月十九日，李煦急匆匆地給康熙發了一道奏摺，奏摺中說他的家僕王可成不幸在路上將奏摺遺失，希望皇帝恕罪。康熙硃批：「你所奏的是密折，跟地方官不是同一類型。朕赦免你和你的家人。這種事別讓外人知道。」
由此披露出了康熙朝重要的制度——密折制度，康熙沒有建立起像明朝錦衣衛、東廠那樣的特務組織，但皇帝又不能缺乏一個情報組織，密折制度應需而生。
康熙對密折制度做出了一些規定，為防止這種制度蛻變成特務組織，他規定密折內容僅限於雨雪糧價、吏治、盜賊、社會流言。
密折中最重要的還是地方上的狀況，由於這些案件往往跟地方官的利益有瓜葛，地方官往往不會如實奏報。這種情況下，康熙就需要自己的親信給自己傳來第一手的信息。
康熙五十年（1711年）的江南科場案，曹寅先後給康熙發了六道密折，而李煦送上去的奏摺更多，有十四份。沒有這些奏摺，康熙很難了解地方上的真實情況。密折制度對康熙朝的治國起著積極重要的作用，但也帶來了一些負面的影響。
密折制度雖然保密，但久而久之也會成為大家心照不宣的事情。這樣一來，六品織造的權力比封疆大吏還大。地方大員自然會向織造們靠攏，這樣一來，特權看上去風光，卻隱藏著致命的危險。織造們對此心知肚明，所以在寫密折的時候也是非常小心的。比如，有一次李煦給康熙寫了一份請安的摺子，順帶報告了江南提督張雲翼病故的消息。康熙大怒，硃批道：「請安的摺子不該與這種事混在一起寫，甚為不敬。你以為你認識幾個臭字，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
君心難測，曹李兩家都有這種感覺，而且他們也很清楚，自己做的是一件得罪人的事。皇帝有時候會怪罪自己，地方官員呢肯定會對自己保持高度的警惕，他們難免也會中傷自己。由於密折制度涉及官場利害，很難獨善其身，所以在雍正朝的時候，曹李兩家都被抄了。
江南有三個織造，名義上的工作是負責皇家的紡織工廠，並將這些絲綢運往北京。織造們品級很低，俸祿也很一般，但是個個腰纏萬貫富甲一方。可見這是一個肥差事，織造們相當於皇帝欽定的包工頭。
就拿曹寅來說，他有三個工廠，六百六十四張織布機，兩千五百名專業工人，至於學徒和僕役就更多。曹寅的俸祿是年薪一百零五兩白銀，年終紅利一百零八兩。如果要貪污朝廷的撥款也很難，朝廷撥給的經費也不高。光靠朝廷的撥款是不可能維持這麼大的開支的，所以這些織造們個個都發揮資本家的天賦，他們有辦法讓錢生錢。
曹寅生財之道是向康熙借錢，然後收購銅礦，賺了不少錢。八年後，曹寅還想繼續，康熙叫停了他。後來，他又投資鹽業，賺的錢更多。曹寅後來擔任巡鹽御史，利用職務謀求了巨大的私利，並由此導致了虧空，雖然因此被起訴，但是在康熙朝曹李兩家始終高枕無憂。
在發家致富這塊，最美的差事莫過於接待南巡的皇帝。不僅皇帝賞賜，地方官員也紛紛賄賂。
曹李兩家經營幾十年，積累了萬貫家私，但是破產只在一夜間。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十三日，康熙在暢春園駕崩，這對有些人來說是一個天大的好消息，但是對另一些則是災難的徵兆。在雍正元年的時候，李家首先被控貪污公款。
雍正這個人跟他父親不一樣，凡事他父親生前喜歡的人他都討厭，凡事他父親生前討厭的人他都給予重用。雍正剛上台不久，就撤了李煦的職位，此時，李煦已是風燭殘年。
新上任的蘇州織造胡鳳翚到任不久就查出李煦虧空的問題，並上奏給新皇帝雍正。雍正立刻派兩江總督查弼納調查此事，查弼納辦事很有效率，很快就把李煦在京城和蘇州的兩處家產全部抄查。更慘的是，李煦的家人和僕人也全變成奴僕，拉到街上去拍賣。雍正對年羹堯特別好，讓年羹堯自己去挑選。
曹家的處境也好不到哪裡去，不過災難降臨的時候比李家晚了六年。雍正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山東巡撫塞楞額給雍正參了曹家一本，說是江寧織造的雜役路過山東時，騷擾勒索驛站。雍正是個對腐敗非常痛恨的皇帝，讓人立即查清這件事。
查出來的結果反倒跟騷擾勒索沒有多大關係，結果發現江寧織造曹頫行為不端，作風不正，虧空很多。第二年年初，曹家就被抄。雍正將曹家的人給大將兼好友隋赫德為奴，後來隋赫德看到曹寅的遺孀艱難度日，無法養活自己，便將崇文門外菜市口的十七間房撥給他們。曹家就這麼衰落了，曹家如果不衰落，曹雪芹也沒辦法寫出《紅樓夢》。
曾經名噪一時的「大內密探」就這樣走向了不歸路。
我們發現導致曹李兩家破產的罪名都是虧空，至少名義上是這樣，說明虧空是實有其事。
曹李兩家都很善於經營，那麼是什麼導致了他們的虧空呢？
這跟曹李兩家承擔康熙南巡的費用有關，當然，曹李兩家花錢也是非常大方的。康熙在生前就警告過曹李兩家：「以後各方打點的費用就免了，奉承上司的費用也取消，好好補足鹽差的虧空吧！如果不聽朕的金玉良言，以後你們會後悔莫及的，你們要為子孫後代的身家性命考慮啊！」
可見，虧空問題在康熙朝大家就心知肚明，康熙出於情感上的原因，一再給曹李兩家機會，讓他們補上虧空。康熙還曾幫曹寅還上了三十二萬兩的債務，但是到了雍正期間事情就沒這麼好辦了。
不過，經濟原因只是曹李兩家敗亡的表面原因，真正的原因恐怕還是政治上的。
李煦曾陷入「黨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