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跟一般封建帝王不同，他沒那麼仇視商業，他不僅沒有看不起商業，反而認為商業自古就是一個社會不可分割的部分。
康熙曾說：「國家要和諧，必須做到四點：執政者全心執政為民，經商的人踏踏實實經商，務農的要勤勤懇懇務農，讀書的要兢兢業業讀書。這四種人如果能安居樂業，互不侵擾，國家就一定能強大。」
康熙對工商業不僅沒有貶抑，而且給予了支持。當然，其中原因比較複雜，可能是因為清朝初年，戰爭很多，為了緩解巨大的開支，商人做出了不可缺少的貢獻。戰爭期間，商人要繳納的關稅往往是最重的。在前期，康熙仍然對商人實行重稅，沒辦法，經常要打仗，開支太大了。
平定三藩後，康熙適時改變了做法，他認為再這樣下去，會讓商民陷入困境，對國家有很大危害，所以決定革除弊政。具體做法是調低稅率，並且禁止關卡勒索商人，讓商人能夠更好地經營和貿易。
為了給商人塑造一個良好的環境，康熙公布關稅徵收條例，如果出現勒索者，商人可以通過控告的方式保護自己的權益。對於私自徵收雜稅的官員，康熙表示嚴懲不貸。
康熙很早就意識到官商勾結的禍害，官商勾結會直接導致市場壟斷，導致缺少背景的小商人經營困難，最終受害的是消費者，也就是廣大人民。清初，管理物價的機構是牙行，牙行後來日益變成盤剝商人的官僚機構。康熙正本清源，對牙行進行了改造，讓牙行變成一個相對清廉的機構，為商人謀利，而不是禍害商民。
對於向商人額外徵稅的行為，康熙嚴令禁止。康熙還統一了度量衡，方便全國各地的商人貿易。對於那些搶劫勒索商民的兵痞，康熙要求各級將領予以嚴厲打擊。
綜上所述，康熙雖然生在三百年前，但是已經意識到了商業對於社會的作用。正因為康熙做出了這麼多的努力，康熙中後期，全國的經濟呈蒸蒸日上之勢，尤其是江南，工商業最為繁榮。
當然，康熙畢竟是一個封建帝王，而不是一個資本主義領袖。他所做的一切還是從王朝的根本利益出發，商業始終不是主流。所以，在康熙晚年，出現了海禁和礦禁的政策，這些政策的目的都是為了王朝的穩定。當然，對商業的發展會有一定的打擊。在制定這些政策時，康熙也並不是完全沒有照顧商民的利益，他並沒有實行像朱元璋那樣嚴厲的海禁，還是允許沿海漁民出海打魚。「不能斷了漁民的生路啊！」康熙這樣跟大臣說。
一個封建社會的帝王，能夠做到這樣優秀確實已經是很難得了。
那麼，康熙又是如何加強思想道德建設的呢？
在這方面，康熙主要是吸收儒家思想，他認為自古成功的帝王無不是以德服人，只有上層懂禮，下層才會有仁義，良好的道德是一個社會穩定富強的基礎。
為了塑造一個良好的道德社會，康熙以身作則，杜絕奢侈。康熙有一次下江南，回去的時候，江南文武百官鄉紳百姓幾十萬人為他送行，結果康熙說道：「朕早就聽說過江南富庶，來這裡以後，見這裡城市繁華，看上去確實很富裕。但是江南的人情卻沒有北方純樸，過於奢華，過於粉飾。你們這些當官的，要廉潔奉公，愛護百姓，崇尚節儉，拒絕奢侈。只有這樣，朕才能安心啊！」
可以說，康熙為了倡導節儉之風付出了很大的努力，而且也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可惜，這些風氣到他孫子乾隆手中化為烏有。在為自己修造宮殿時，康熙都要求務求節儉，如果不是孝庄讓人修繕康熙的寢宮，康熙根本就不會想要這麼做。在修建皇后陵寢時，康熙都要求節儉。
康熙之所以這麼看重節儉，在於他有一個觀點：明朝就是因為奢侈亡國的。明朝亡國當然有非常複雜的原因，奢侈無疑也是其中一個原因。基於這種認識，康熙對宮廷的開支作出了很大的調整，務求節儉。明代光祿寺（掌管膳食的部門）每年用的木材多達兩千七百萬斤，木炭達一千兩百萬斤，到康熙時分別減為六百多萬斤和一百萬斤；明代宮殿的樓亭門數多達七百八十六座，到康熙時只有其十分之一。
康熙的節儉也是他「民為貴」思想的一個體現，他經常對左右說：「國家的財政出自人民，民力有限，所以要節約愛惜。能夠節約，國家就有餘裕；倘若奢侈，將會勞民傷財，禍害百姓。」
當時有一個法國傳教士曾經給路易十四寫了一封信，詳細地講述了康熙的生活習慣，從中我們能感受到一個外國人對於清朝皇帝的看法：
清朝皇帝，或者因為他擁有的無窮財富，或者因為他疆土的廣闊富饒，說他是世界上最有勢力的君主也許是沒有人反對的。儘管這樣，他真正用於自己身上的一切遠遠談不上奢侈……就其個人有關的方面看，那種恬淡樸素簡直是沒有先例的……除了循例供奉的東西外，他毫無奢求，他滿足於最普通的菜肴，從未有絲毫的過度，他的淡泊超過了人們所能想像的程度……他的衣著，除了幾件宮廷里極為常見的過冬黑貂、銀鼠皮襖外，還有一些在中國算是最普通、最常見，只有小百姓才穿不起的絲綢服裝。逢到雨天，人們有時看到他穿一件氈制外套，這在中國被視為一種粗製的衣服……總之，在他周圍的一切，人們絲毫感覺不到那種其他亞洲君主處處要擺出來的窮奢極侈的排場……他不為個人浪費錢財完全是出於一種賢明的節約，以便把金錢用於帝國真正的需要。康熙深信君主的威信和偉大不是依靠外在的豪華，而更多的是在於他道德的光輝。
從康熙的治國之道，我們能感覺到孟子「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思想，康熙在治國方面也確實效仿古人，他說：「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
在堅持教化和德治的同時，康熙對於法治也不疏忽，他一再強烈法律必須嚴肅、穩定，不要隨意變更。
康熙認為，德與法是相互促進相互依賴的，光靠德不足以治國，光靠法也不能締造太平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