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是中國文字獄最深的一個朝代。在我們的印象里，清朝統治者並不昏庸，為什麼文字獄這麼嚴酷呢？
這個問題，我們不能從皇帝自身的修養來考慮，得看這個政權的性質。滿族是一個少數民族，它通過武力入主中原，雖然掌握了暴力和強權，但是文化上並不具備優勢。可以說，清朝入主中原，它的文化就受到漢民族文化的包圍。
歷史已經證明，一個政權的穩固光靠武力是無法長久的。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文化可以是統治的工具。清政府一方面吸收漢民族文化，加強專制統治，另一方面對漢文化保持著高度的警惕，擔心文化的劣勢最後轉變成政治的劣勢。所以，他們對於文化和文字的監控比以往朝代都要敏感。
順治算得上是一個非常開明的皇帝，但是在順治朝還是出現了幾起震驚國內的文字獄。我們先說說第一起文字獄——僧函可案。
順治四年（1647年）十月的一個大熱天，南京城外突然來了一個眉清目秀的僧人，該僧人舉止很有風範，一看就知道是有來歷的。這個僧人雖然一看就知道不是一個俗人，但是他神情非常緊張，手裡緊緊抓著一個小布包，布包被他手心的汗水浸濕。
這僧人心理素質顯然不是很好，立即引起守城士兵的注意。對士兵的吆喝和搜查，僧人感覺特別慌張，哆哆嗦嗦地從衣服里掏出一塊通行令牌，希望士兵能夠直接放行。士兵把令牌交給值班的霸氣軍官，軍官一看就知道是洪承疇發的。
出乎這個僧人的意料之外，八旗軍官居然把令牌扔在地上，喝令士兵盤查。士兵們毫不客氣，從僧人手上搶過包裹，慌亂之中，包裹掉在地上。從裡面滑出一部手稿和一封信，僧人大驚，但很快就淡定了，一副任你千刀萬剮的姿態。
八旗官兵見這個僧人目中無人，將他押到牢里。幾天後，順治收到洪承疇的一封奏疏，洪承疇解釋說：「這個僧人名函可，是我以前會試的老師原明朝禮部尚書韓日纘的兒子，已經出家多年。順治二年正月，他從廣東到江寧印刷藏經，正好碰上我們大軍平定江南，受阻未歸，困在省城。我在江南，從來沒有跟他見面。他來到廣東後，託人向我要了一張令牌；出於故人情誼，我給了他一張，但是對他約束很嚴。在出城盤驗的時候，他不小心把這身上的東西掉了出來，裡面有一封福王寫給阮大鉞的信，還有一本他自己寫的書，裡面有一些應該屏蔽的詞語，函可不願燒掉這些東西，現在自取其咎——這些我事前並不知情。我跟他本來有交情，按理不該為他說話，但事已至此，也得向上面解釋清楚，此事跟其他人沒有關係。」
函可是明末典型的遺民，他眼看山河破碎，既不能救國救民，又不屑投降，於是選擇了出家。出家之後，他依然心繫國事。得知南京擁立弘光政權後，函可毅然離開寺廟，來到南京。不過，在南京待了一段時間，他就感到很失望，弘光政權實在是太腐朽了，復國的夢想再次成為泡影。函可目睹弘光政權的腐敗，並將這段經歷寫在自己的書《變記》中。
當時審判函可的是八旗官員昂邦章京巴山，他對函可嚴刑逼供，並想借著這個案子扳倒洪承疇。函可在審訊的過程中多次被打得昏迷，不過他始終沒有屈服，堅持此事跟其他人沒有關係，只是自己一個人的事。
之後，函可被押往京城，考慮到洪承疇牽涉其中，再加上這時清廷需要利用洪承疇，多爾袞沒有進一步深究，選擇了對其從輕發落，將函可發配到瀋陽，洪承疇則沒有受到任何處分。
因為清初的特殊形勢，函可案得益於洪承疇的保護，最終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函可在順治十六年病逝，函可案雖然沒有擴大化，但開啟了清朝文字獄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