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來都不制訂什麼總體規劃。我只是每天吃飽喝足，然後再決定要做什麼。
1986年5月22日早上，《紐約時報》的頭條宣布紐約市政府已經決定開始重建位於中央公園的沃爾曼溜冰場。同時，紐約市表示如果一切順利的話，溜冰場將會在兩年內重新開放。
我覺得不可思議。
首先，沒有任何理由可以讓我們相信一切都會順利。沃爾曼溜冰場於1950年建成，並在1980年的6月進行了第一次閉館重修。工程計畫兩年半完成，對於重修溜冰場來說，可能看上去工期並不短。
巧合的是在1980年6月，我負責的特朗普大廈破土動工。特朗普大廈是一座高68層的摩天大廈，包括了六層購物區、上千平米的辦公區以及263套住宅式公寓。兩年半的時間，特朗普大廈按計畫、按預算實現竣工。
從我的新公寓可以看到沃爾曼溜冰場，但卻不是一幅美麗的畫面。溜冰場的重修已經投入了上百萬美元，顯然，從遠處看，溜冰場完全沒有完工的跡象。
三年多過去了，工程已經投入了巨額資金，但結果是越變越糟糕。因此，在1986年5月的一個早上，紐約市不得不宣布工程一切從零開始。
事實上，雖然我不懂如何建溜冰場，但對工程施工我還是了解的。如果給我兩年半的時間建成一幢摩天大樓，那我很確定，建設一個耗資兩百萬美元的溜冰場只是幾個月的事情。兩年前，當重建工作一度陷入僵局的時候，我打電話給了場館的負責人亨利·斯特恩，提出免費接管施工的請求，但是，我被拒絕了。現如今，在得知工程最新進展之後，我再次打電話給亨利，提出接管工程建設的事情。亨利做出了同樣的答覆：「不需要，謝謝！我們能夠自己完成。」
我說：「好吧，亨利。只可惜兩年前你給了我相同的答覆，而且現在的建設情況你也看到了。」我決定給紐約市市長愛德·科赫寫封措辭強烈的信，因我確實對於市政府某些方面的不稱職接受不了。我由衷地相信我可以出色的完成重建工程。溜冰場是屬於成千上萬的紐約人的——包括自己的孩子們——大家都有權利去享用它。不論別人的想法如何，我的初衷就這麼簡單。
信的開頭這麼寫道：「尊敬的愛德市長！幾年來我親眼目睹了紐約市未能兌現承諾，按時完工並開放沃爾曼溜冰場的情況。其實建設溜冰場的施工並不麻煩，4個月的時間綽綽有餘。據我所知，工程已經耗費了6年的時間，而且還得再花兩年，這對於渴望在沃爾曼溜冰場滑冰的人們來說是不能接受的。我和所有的紐約人已經厭倦了沃爾曼溜冰場的消極怠工，在這項簡單的工程建設中表現出的效率低下，恰恰也反映了政府工作的失職。我不敢想像兩年之後，沃爾曼溜冰場能否重新開放，事實上，廣大的公眾才是最大的受害者。」
我直截了當地指出：「我希望接手此項工程，自己出錢來建一個全新的沃爾曼溜冰場，而且保證在今年冬天的11月竣工。我同時希望能夠以合理的價格租下溜冰場，在工程竣工後，進行有效的經營。」
1986年5月28日我寫信給了愛德·科赫市長，他很快回覆了我的郵件。令我很吃驚的是市長根本就沒看上我的好意，他說，市政府不會讓我經營溜冰場的，但是，如果我願意出300萬美元重建溜冰場，卻是一件皆大歡喜的事情。市長在信中講了些風涼話，最後寫道：「期待你的答覆。」
市長回信的語氣激怒了我，但幸好被拒絕的人不只我一個。因為不想背上嘩眾取寵的惡名，所以索性沒有把自己的信公布給媒體。可恰恰相反，科赫卻決定將他的信公之於眾。很明顯，科赫覺得如果他嘲笑我重建溜冰場的好意的話，我可能只是靜靜地離開。
他完全低估了媒體的反應。首先，媒體衝到了前沿陣地。他們喜歡極端的新聞素材，不管是巨大的成功，還是嚴重的失敗。沃爾曼溜冰場的重建就是一樁極端事件。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記者們只想充當為消費者伸張正義的角色。與其他事件相比，這種以犧牲普通公民利益為代價的事件容易激怒媒體，紐約市在重建沃爾曼溜冰場上的慘敗就是個典型。
即使是我自己也非常吃驚，媒體報道幾乎都站到了我這一邊，顯然這很意外。但就是這次，三天之內雪片般的文章、社論等都將矛頭指向了科赫。
《每日新聞》的一篇社論指出：「科赫政府正在猶豫是否接受唐納德·特朗普的提議，重建並經營沃爾曼溜冰場。為什麼還要猶豫呢？提議很誠懇，而且不帶任何附加條件的。科赫應該抓住這次機遇，為甩掉這項耗時耗錢的項目而長舒一口氣。到現在，市長提出了諸多不合理的反對意見……問題可能在於浪費1200萬美元重建沃爾曼溜冰場，科赫以及工程公司感到十分的尷尬。」
「特朗普提議接受沃爾曼溜冰場的重建工程，承擔所有費用並保證在11月開放，」《紐約郵報》寫道，「回首歷時13年、耗資巨大的爛尾工程，大家似乎應該為這樣的結果高興才是。但事實卻恰恰相反，市政官員好像更專註於找出理由以阻止重建的進行，而不是更多地考慮達成一致意見，實現工程竣工。市政府應該儘快為唐納德·特朗普公開聽證，因為沃爾曼重建的鬧劇實在是拖得太久了。」
「就讓他勇敢一試吧，」 《每日新聞》寫道，「畢竟紐約市在這項工程上無力證明什麼，只證明了它無法完成這項工程。」
過去幾年跟政客打交道，唯一的收穫就是了解到媒體報道是政府採取行動的關鍵制約，或者更具體一點，就是政府對媒體報道的畏懼之情。在競選中，媒體可以利用各種形式的壓力，製造託詞和威脅，讓競選活動不惜重金。雖然媒體幾乎沒什麼好處，但卻可能製造負面的新聞，即使在隱晦的出版物中，政客們都會非常敏感。確實，負面新聞會導致失掉選票，甚至落選。如果真的落選，政客們不得不重操朝九晚五的舊業，這是政客們最不想看到的事情。
我們必須了解愛德·科赫，他是個不折不扣的恃強欺弱的人。其實恃強欺弱的人往往是膽小鬼，真正恃強欺弱者只左右他們認為可以打敗的人。如果遇到有能力的人，他們就會展開更強的反擊；如果也遇到強勢勁敵，多數情況下，他們也會撤退。
很確定的是，一夜之間形式逆轉。當媒體的報道指責到溜冰場重建時，科赫市長就給自己留了退路，很快紐約市開始請我接受沃爾曼溜冰場的重建工作。6月6日在辦公室，我跟市政府的官員，包括亨利·斯特恩，一起協商重建遵守的條款。像其他政府資助建設項目一樣，市政府堅持招標的程序。然而，我提出了一個簡單的解決辦法：我自己投資重建溜冰場，反過來，也應該從溜冰場的收益中得到回報。換句話說，我不是單純地監督工程的建設過程，而且要在一個不確定的時間段，向政府借出300萬美元。甚至如果溜冰場沒有收益，我的借款期限就遙遙無期了。
政府很聰明，駁斥道：「我們不同意你的解決方案，也不允許你利用溜冰場獲利。」
「嗨，你們沒理解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如果溜冰場確實能夠賺錢，我就會用這筆錢償還貸款，這並不是為了追求個人利益。實際上，如果我真的收回了成本，我將會把後續的收入用於慈善事業。」令我和我的律師驚訝的是市政府的確沒有這項工程的預算。相反，他們提出了反提案。我需要拿出300萬美元走招標的程序，然後在重建竣工之後，市政府全額償付我。
這些政府官員選擇了仕途而沒有從商，這對他們來說是幸運的，因為他們所建議的交易是我經歷的最糟糕的。我並沒有貶低自己、冒犯他們的打算。
6月6日周五下班的時候，也就是我之前的提議10天之後，我們達成了最後的協議，並得到了財政預算委員會的通過。我將承擔建設費用，並同意在12月15日竣工。在那時，政府就要償付我的成本，總計資金額不超過300萬美元，條件是溜冰場能正常使用。如果實際工程資金低於預算，政府將按照實際花費償付我；如果超出預算，我只能自己承擔這部分費用，這便是政府想要我做的。
我面臨的只有一個挑戰：快速、正確地完成溜冰場的重建。如果我失敗了，比如工期延誤一天或者比預算多出1美元，我就打算整理行裝飛往阿根廷，因為包括愛德·科赫在內的任何人都不能容忍我再留下來。
因為我根本不懂怎樣建造溜冰場，所以我準備找最好的溜冰場建設工人。邏輯上來說，最應該去加拿大找一找。作為全國性的娛樂運動，加拿大人對溜冰的熱愛絕不次於美國人對於壘球的熱愛，我認為最棒的建築機構應該是為加拿大專業冰球隊建造場地的公司。而且毫無疑問，我的朋友都說多倫多的思姆科（Cimco）公司是最好的。其他項目中，思姆科公司還為蒙特利爾市民建造了溜冰場。我電話聯繫到了公司的領導，直接問道：「要建設一個大型戶外溜冰場需要多長時間？」
他馬上給我講述了溜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