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關注賭場生意是在1975年末的一天。當時我正驅車為康莫得酒店收購的事情參加一個會議，收音機里一則新聞吸引了我。播音員說，內華達州拉斯維加斯市的酒店員工舉行了大罷工，引起了諸多不良後果，其中之一是，在拉斯維加斯州擁有兩家賭場酒店的希爾頓酒店股價大跌。這件事讓我意識到，經營酒店真不容易。不過，我有一個疑惑：希爾頓酒店在世界上擁有至少100家酒店，罷工隻影響了兩家賭場，卻使酒店整體股價大跌，這怎麼可能呢？
回到辦公室沒一會兒，我為這個疑惑找到了答案。希爾頓集團在世界上擁有150家酒店，不過它在拉斯維加斯的兩家賭場占集團總收益的40%。相形之下，紐約希爾頓酒店為集團創造的利潤還不到1%，這家酒店在我眼裡可是曼哈頓最成功的酒店之一。我不禁倒吸一口涼氣。過去的兩年里，我沒日沒夜地在為42號大街建酒店努力著，可是，我還沒得到政府批准，沒有銀行貸款，整筆生意也隨時可能泡湯。我第一次想到，即使酒店建好，並且在紐約這座國際大都市取得成功，到頭來，可能還不如西南地區一座沙漠小城裡的賭場酒店利潤高。
考慮到這些，我重新審視了康莫得酒店的生意，決定這筆生意既然開始，就不放棄了，而且，我打算去大西洋城轉一轉。一年前，新澤西州讓全民表決賭博能否合法化，不過表決沒通過。1976年，新澤西州又提出，全民表決大西洋城賭博能否合法化。
大西洋城顯然值得一去。我對賭博並無道義上的譴責，很多反對賭博的聲音在我眼裡都很虛偽。紐約證券交易所就像世上最大的賭場，它跟一般賭場的唯一區別，就是「玩家」都穿著藍色條紋禮服，手裡拎一隻皮包。證券交易市場里資金流動比世界上所有賭場的總和還要多，交易市場的員工跟賭場里那些賭21點、擲骰子、輪盤賭的人本來就毫無區別。
我認為，要從經濟角度考慮大西洋城賭博合法化的問題。經營時機是否合適，出手價格是否合算，賭場位置是否合理，都要考慮。大西洋城位於新澤西州南海岸，距紐約120英里，過去曾是會展中心所在地，是休閑度假的好去處。後來，會展中心轉移到氣候溫和的大城市，大西洋城陷入低迷，情況糟到極點，整座小城都荒廢了，到處是燒毀的建築、封閉的店鋪，還有失業人群帶來的絕望感。
然而，全民投票的風聲剛吹來，大西洋城地價就開始飆升，特別是大西洋沿岸的海濱走道地區，這一點相當具有諷刺意味。從大公司的員工到言而無信的騙子，所有的投機倒把者都像禿鷹覓食般飛來這裡。一年前5000美元的小房子，突然之間炒到了30萬或者50萬，甚至100萬！
真是滑稽，我可不會加入那些人的隊伍，不會花大筆錢作為風險投資。如果全民投票前我花50萬美元買了一塊地，投票沒通過的話，我的50萬美元第二天就可能一文不值；通過了還好，同樣的地塊可能會升值到200萬美元，可我是不會為一項不確定的事投資的。成功的賭場經營能換回強勁的財力，即使買地塊時花錢稍多，最後也能通過經營賭場賺回來。
1976年11月，全民通過大西洋城賭博合法化的決議，1977年6月左右，這項決議被寫入法律。那時，我在康莫得大酒店原址上新建的君悅大酒店工程總算有了進展，可大西洋城的地價卻漲得有點離譜。5年前看到居高不下的曼哈頓房價，我選擇了觀望的態度。這次也一樣，我相信，只要自己保持耐心，處處留意，就一定能等到合適的時機。
三年過去了，1980年冬天，我終於接到了期待的電話。我在大西洋城安插的建築師來電說，現在可以考慮購買海濱走道一處地產了。我對那處地產一直很感興趣，現在購買真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賭場生意的第一波熱潮已經退去，現在形勢很嚴峻。雖然諸如度假中心（Resorts）、金磚大酒店、凱撒酒店（Caesars）的生意都很興隆。不過，新近開設的幾家賭場都遭遇了各種麻煩。
巴利（Bally）賭場是大西洋城最新的一家賭場，建設費用超支至少兩億美元；南新雅大酒店（Ramada Inn）旗下的熱帶天堂酒店（Tropia）不僅工程延期，而且嚴重超支；《閣樓》雜誌的鮑勃·古西奧尼曾打算在海濱走道建賭場，可是場地選好後，卻遲遲得不到銀行貸款；《花花公子》的創辦人休·赫夫納打算建一家賭場酒店，可是沒有得到賭場經營許可證。還有很多不知名的經營者，他們滿懷信心地來到大西洋城，不是因為得不到貸款、營業許可而裹足不前，就是看到建賭場的高昂費用之後望而卻步。
聯邦調查局的「斯坎卧底行動」調查出的貪污事件，也影響了大西洋城的名聲。1980年，賭場管理委員會的副主席肯尼思·麥克唐納辭職，因為某開發商為了得到賭場經營許可，向當地一位政客行賄10萬美元，肯尼思承認行賄時自己也在場。禍不單行，1980年冬，海濱走道天寒地凍，冷得讓人沒法待。
這個原本炎熱的城市霎時變得寒冷難耐，再沒有人談論建賭場的事。大西洋賭場生意似乎是季節性的，只有少數賭場能生存下來。不過，在我看來，挑戰和機遇並存，壞時期往往能製造好機會，做成大買賣。
回到剛才那通電話上面。我看中的地塊面積2.5英畝，位於海濱走道中心、連接大西洋城高速公路（Atlantic City Expressway）和通向市區的主幹道旁邊。而且，相鄰的會展中心是舉辦展會和進行大型娛樂休閑活動的最大場地，賭場建在它旁邊一定會受益無窮。我對這塊地段的優勢深信不疑，不過，事實證明這也是最難對付的一個地塊。
到1980年，能試的我們都試過了，可購買前要走的法律程序還是一團糟：地塊的土地所有權分散，協議重疊，選項糾紛，個別地塊遭扣押，各派紛爭……這種狀況讓人難以捉摸，真是剪不斷理還亂。每個律師和房產經紀人都竭力勸我去別處購買整合好的地塊。聽歸聽，可他們的理由不能令我信服。
首先，在價格合理的情況下，我的原則是優中選優。第二，我對複雜的生意特別感興趣，一方面處理它們讓我感到樂趣，另一方面複雜的交易都能談個好價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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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時光退回到1976年，我就不敢保證能拿下這個地塊，因為當時我在紐約還是一事無成的小人物。可是1980年就不一樣了，君悅大酒店已經在建，特朗普大廈的工程也蓄勢待發，我已經擁有了較高的知名度和公信力。那種只會滿世界吹牛卻什麼也不做的人，自然不會有公信力。
這個地塊包括分屬不同投資商的三個大地塊和一些移民家庭的居民房。要做成這筆生意，關鍵是把所有地塊一視同仁，為了建成我理想中的賭城，分散地塊一個也不能少。我最怕看到的是，自己已經投入了大筆資金，卻碰到一個難纏的房主，死握著手裡的地產不放。
在我隔壁建賭城的鮑勃·古西奧尼就碰到了上述情況。直到今天，在他銹跡斑斑尚未完成的賭場框架下還有一個單親家庭的釘子戶。雖然得到了銀行貸款，他的工程卻不能繼續。試想一下，花3~4億美元在一座破敗的五間房小陋室周圍建一座熠熠生輝的賭城，是什麼感覺？
為了防患於未然，我打算好好利用自己的社會公信力。我要告訴這些地塊的主人跟他們做公平交易，跟之前的開發商不同，我不會輕易放棄，我在房地產開發界的業績可是相當不錯的；我還會告訴他們，我可能是唯一願意整合這些地塊的人，如果不抓住機會，可能很長時間都沒人來收購他們的房子。
這筆生意的大頭還是那三個大地塊，所以，我打算親自同三大地塊的負責人談。我沒有直接提出買下三塊地，而是先尋求一份長期租約，租後再購買。我的原則是盡量壓低預付款額，避免從銀行獲取大額貸款——當時銀行對大西洋城的經濟很是擔憂。我的態度很明朗：我願意儘早徹底地買下三個地塊，他們必須以合作的態度對我，讓三筆交易同時結束，如果三方中有一方預先出售或出租所有土地，其他方不能提起法律訴訟，我可不想因為土地給自己扯上官司。
我直接買下了那些零散住戶的房子，是托當地人作為代表跟房主洽談的。這些房主多是國外移民，英語說得不好，又不擅長跟陌生人打交道。其他開發商曾經在核心位置花100萬美元買下一處小公寓的地盤，現在碰上市場不濟，我得以合適的價格買下所有分散的房子。
1980年7月，所有地塊整合完畢，交易結束那天令我記憶猶新。雙方約定的時間是周五下午，地點是我在大西洋城的一家律師事務所。當天，所有交易全天候同時進行。28小時後，合同的簽訂和蓋章工作全部完成。雖已筋疲力盡，不過我總算得到大西洋城最好的位置了。
進行下一步工作之前，我還要得到貸款、建築批准和賭場經營許可。更重要的是，我要考慮現在開工建設是否合適。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