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購買賓州鐵路沿河兩處地塊的緣故，我跟維克多·龐萬力和他的團隊相處得越來越好。1974年下半年的一天，我在維克多的辦公室半開玩笑地對他說：「夥計，現在我已經有了賓州中央鐵路的兩處地塊，你們公司還有什麼好買賣？」
維克多說：「我們手裡還有幾家酒店，你可能會有興趣。」
賓州中央鐵路在市中心確實是有幾家酒店，互相離得也不遠，它們分別是：比爾特摩酒店、巴克萊酒店、羅斯福酒店、康莫得酒店。前三家酒店經營相對得比較成功，買下它們應該不會花太多錢。康莫得酒店危機重重，不僅不盈利，而且多年拖欠稅金。
維克多的消息讓我喜不自禁。我當即想到，康莫得酒店在紐約中心，位於42號大街和公園大道交會處，與中央車站相鄰，將來一定是這四家酒店裡發展前景最好的。
得到消息後，我立刻步行去了康莫得酒店，那天的情景我至今歷歷在目。酒店附近的地區落敗不堪，半數建築物都已被沒收。康莫得的外牆髒得不成樣子，酒店門廊也邋邋遢遢，看起來像個福利旅館。一樓沿街房是破破爛爛的跳蚤市場，店面都被木板封住了，門口亂糟糟堆著廢棄物。多數人看到這幅場景，一定覺得壓抑難耐。
但是當我離酒店越來越近，卻注意到了一些事情。當時是早上9點，很多來自康涅狄格州和韋斯特切斯特（Westchester）的西裝革履的上班族從中央車站和地鐵站湧入42號大街。 紐約雖然在衰落，可我在康莫得大酒店卻看到了希望。只要紐約城一天還在，每天就會有成千上萬上流社會的人從四面八方經過這裡。不說別的，康莫得酒店是發展這裡的關鍵，如果讓我經營，它一定能東山再起，因為光是它的地理位置就很佔優勢。
我重新找到維克多，跟他說我對康莫得酒店感興趣。維克多聽了很高興，因為在別人眼中，康莫得已經一文不值了。我同時把自己的想法也告訴了父親，父親以為我在開玩笑。後來在一次採訪中，父親跟記者說，他聽了我的想法之後的第一感覺就是：「當時，連赫赫有名的克萊斯勒大樓（Chrysler Building）都瀕臨破產，他卻買這麼一家酒店，簡直就是飛蛾撲火。」
這個想法不是心血來潮，我知道潛力和弊端並存，這項投資可能讓我一鳴驚人，也可以讓我一敗塗地。從第一天接觸這筆生意，我就在儘力讓所有風險最小化，從經濟方面來說，所有努力都沒白費。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筆交易越來越棘手，雖然投入了巨大的時間和精力，可總會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這些問題不是單純靠金錢就能解決的。我不能只在嘴上說說，我還要證明我自己，向其他房地產開發商、向媒體、向我父親證明：我一定說到做到。
購買康莫得酒店，其實是要耍一些「花招」的，不過這些花招比我預想的多。首先，我得讓龐萬力團隊的人相信，我是購買酒店的最佳人選，但是洽談中盡量不涉及錢的問題。同時，我請到一位經驗豐富的酒店管理人員，有他做擔保，我向銀行尋求貸款會容易一些。這還不夠，我還要說服政府官員最大限度減免我的稅費。當時那種情況，銀行甚至不願意貸款給效益好的企業，但是，如果看到政府能給我減稅的話，銀行一定願意給我貸款。
有趣的是，我最有力的武器是拿紐約城糟糕的經濟環境做擋箭牌。我跟龐萬力說，在紐約經濟岌岌可危的時候，我可能是唯一一位願意在破敗街區購買瀕臨倒閉酒店的人。對銀行方面，我跟他們說，給新項目提供貸款是他們振興紐約經濟的職責所在。對政府官員，我也有充分的理由：他們給我減免稅費是一項雙贏之舉，我的酒店肯定會帶動與之相關的建築項目和服務業的發展，繁榮區域經濟，最終能給城市貢獻大量的稅金。
1974年秋末，我把購買酒店的事情正式與龐萬力提上了桌面。八九個月之前，賓州中央鐵路公司剛剛投資200萬對康莫得酒店進行了翻新，這項工作的效果，僅相當於給一輛出過嚴重車禍的車重新打了蠟。酒店翻新之後，1974年賓州中鐵還是產生了巨額虧損，這裡面還不包括康莫得酒店欠下的600萬元稅款，康莫得酒店就是公司虧損項目之最。
很快，我們為交易制定了初步計畫。我打算以1000萬美元收購酒店，前提是我能得到政府的稅費減免、銀行貸款，還要找一位酒店經理。也就是說，我會全盤考慮再做定奪。不過，有25萬元是我必須要花費的，但是我又不願意在談生意的初始階段就這麼大手筆，要知道，在1974年，25萬元對我來說可是個大數目，於是我打算緩一緩。合同已經簽好了，但是我讓律師從中又找出了很多法律漏洞，然後給他們駁回。與此同時，我繼續為各項事宜積極準備著。
首先，我需要一個精美絕倫的設計，讓人們對我的酒店一見鍾情，為此，我約見了一位年輕有為的建築師德爾·斯卡特。我們於周五晚上在麥克斯韋餐廳見面，我很快被德爾的才情所吸引。我告訴他自己的想法之後，他拿起菜單就開始繪製設計圖。
我跟他說，設計的關鍵是一定要給人煥然一新的感覺。康莫得大酒店之所以經營不好，一半原因是因為它的氛圍讓人感到壓抑。從一開始，我的觀點就是徹底改變酒店外觀，將原來的磚牆改為青銅建材，如果青銅成本過高，就用玻璃。我希望酒店看起來富有現代氣息，能夠光彩奪目，讓行人願意駐足欣賞。我看得出，德爾完全領會了我的意思。
吃過晚飯，我請德爾和另外一些朋友去我的住處，就是第三大街的那間小工作室。到了那兒，我讓他們給我的傢具提點兒意見，有的人只是附和說「很好」、「不錯」之類的，德爾則不同。「傢具太多了」，他一邊說著，一邊重新擺放它們的位置，有些直接給挪到了門外走廊里。被他這麼一擺，屋裡的空間顯得大了許多，我非常喜歡。
我聘用了德爾，並花錢請他趕製設計圖，以便給政府和銀行做幻燈展示用。我還囑咐他，設計圖一定要很上檔次，一個製作精良的幻燈片會對事情的發展起到很大的促進作用。
到1975年春天，我們的設計工作已經進行的差不多了。4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德爾打電話說他被供職的卡恩·雅克布/霍克國際建築公司（Kahn& Jacobs/ Hellmuth, Obata& Kassabaum）解僱了。我知道他跟自己老闆的關係一直不好，但是霍克國際建築公司無論從資源還是名氣上，都對我的酒店建築很有利，我不想因為這兩方的矛盾耽擱工程進度，而且，德爾一時半會兒找不到新東家怎麼辦？誰知德爾很快跟格魯澤聯合公司（Gruzen & Partners）簽約了，這倒讓我有機可乘。霍克公司非常想繼續負責我的酒店建設，德爾也是，我可以利用他們的這種關係壓低薪酬。最後，我選擇了德爾，付他的薪酬自然不算太高。我告訴他，這項工程意義非凡，能使他成為建築界的明星。雖然當時對自己的薪酬不滿意，但是德爾後來告訴我，我的話沒錯，從君悅大酒店（Grand Hgatt）〔凱悅酒店旗下品牌之一，總部沒在芝加哥，其中還包括柏悅（Park Hyatt）、凱悅（Hyatt Regency）、Andaz，Hyatt Place等酒店品牌〕到後來的特朗普大廈，他的精彩設計確實為自己贏得了建築界明星的稱號。
1975年初，我開始物色經理。說實話，我對酒店經營一無所知。如今經過多年學習，我已經懂得如何把酒店經營得有聲有色，但是那時候，我才只是一個27歲的年輕人，連酒店都沒住過幾次，卻敢買下一座150萬平方英尺的「龐然大物」。這家酒店將擁有1400個房間，是繼25年前希爾頓大酒店之後紐約最大的酒店，為此，我必須找一位經驗豐富的經理。我把酒店定位為大酒店的連鎖酒店，這個設想基本合理：連鎖酒店雖沒有特別之處，但能加入國內酒店系統的大家庭，學到生意經和酒店管理知識。
一開始，我就看好了凱悅集團龐大的連鎖機構。希爾頓和喜來登酒店名聲雖大，可都有點過氣，假日酒店和華美達酒店（Ramada Inn）星級又太低，只有凱悅讓我滿意。凱悅的設計風格富有現代色彩，外觀清新明亮又有光澤，這些正是我對康莫得酒店的改裝設想。另外，凱悅集團的門檻很高，如果生意做成了，也是對自我能力的證明。
還有一個原因，如果我成為凱悅集團旗下的酒店，這個影響力將是空前的。希爾頓和喜來登在紐約已經有幾家連鎖店，以紐約現在的經濟形勢，他們肯定不願意新設連鎖店。凱悅集團在其他城市經營不錯，他們也急於在紐約打響品牌。
1974年末，我致電凱悅集團總經理小胡戈·孟弗蘭德，即斯基普·弗蘭德。斯基普沒有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但是通過交談我確信凱悅想在紐約開一家連鎖酒店，於是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訴了他。我們很快就達成臨時協議，我真是既高興又自豪。兩天後，斯基普卻打來電話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