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68年，我從沃頓商學院畢業，當時就瞄準了曼哈頓市場。但是，曼哈頓房產市場很熱，房價居高不下，我苦於找不到一筆合適的生意。我所謂的合適的生意，是指地段較好，我又能買得起的。父親的生意做得不錯，但是他並不能將一筆數目可觀的投資基金完全交給我。我剛畢業那會兒，自己有20萬元的資產，不過它們多數都套在布魯克林區和皇后區的樓市裡，於是我決定再等等。我一邊幫父親打理生意，一邊花大量時間待在曼哈頓，尋找機會。
1971年，情況有了好轉，當時我決定在曼哈頓租一間公寓。公寓是位於第三大道和75號大街交會處的一間工作室，它對面就是相鄰大廈的頂層水箱。我自嘲自己住的是閣樓，因為它確實接近大廈的頂層了。我試著把它分成幾部分，讓屋子看起來大一些，不過，它終究是一間又暗又髒的小公寓而已。即便如此，我還是很愛這間公寓。15年後，我搬進特朗普大廈位置最優的3層公寓，窗外能看到中央公園的景色，當時那種心情，也不如我搬進這間小公寓激動。
要知道，我是在皇后區出生，在布魯克林工作的「市郊人」，如今能在曼哈頓東區有個安身之處，心情怎能不激動？
自從搬進曼哈頓，我對這個地區就更加熟悉了，這一點對我來說很重要。任何一個剛來曼哈頓的人，都不會用我這種方法去認識這裡——我摸清了所有好地產的位置，也成了地地道道的「城裡人」。我躊躇滿志，自認為擁有一切得天獨厚的條件，我年輕，有活力有幹勁，雖然在布魯克林區工作，但是我住在曼哈頓。
來曼哈頓之後，我先加入了曼哈頓最著名但是入會條件也最苛刻的Le俱樂部（Le Club），跟54俱樂部是一種類型。它位於東區54號大街，裡面的會員基本上是商界最成功的人士和社交界最有姿色的女人。在這傢俱樂部，如果你看到一個75歲的富人左擁右抱著三個瑞典金髮美女，一定不要覺得奇怪。
成為Le俱樂部會員的經歷還挺難忘的。一天，我撥通了俱樂部的電話，自我介紹說：「我叫唐納德·特朗普，我想加入貴俱樂部。」電話那頭傳來輕蔑的笑，一個聲音說：「你在開玩笑吧？」他的反應沒什麼好奇怪的，我畢竟只是無名小輩。第二天我又想了一個辦法，繼續打電話過去，說：「我能不能看一下你們的會員名單？裡面可能有我認識的人。」電話那頭的回答是：「抱歉，我們的名單不對外泄露。」於是又掛了電話。
第三天，我繼續打，我對接電話的人說：「我要跟俱樂部老闆聯繫，我有重要東西給他。」這話終於起了作用，對方把老闆的商務電話號碼告訴了我。我給老闆打了電話，首先非常禮貌地介紹了自己：「您好，我叫唐納德·特朗普，我想加入貴俱樂部。」他問：「你有朋友或家人是我們的會員嗎？」我說：「沒有，我一個會員也不認識。」
他問我：「那麼你為什麼覺得自己有資格加入俱樂部呢？」我就開始滔滔不絕地說了起來。最後，這位老闆跟我說：「聽起來你人挺不錯的，吸收年輕會員對我們也有好處，我們找時間去21號包間喝一杯吧。」
打完電話的第二天，我們按約定的時間見面喝酒。我其實不會喝酒，坐在那兒也不知該幹什麼。俱樂部老闆卻是海量，還帶了一個跟他一樣能喝的朋友。接下來的兩個小時，他們一直在喝，我就干坐著。最後，我忍不住發問：「嗨，夥計們，要不要送你們回家？」他們說：「不用，我們接著喝。」
這種場合讓我有點招架不了。我的父親是個意志堅定的人，說一不二，生活很有規律。他每天晚上7點回家，吃過晚飯之後，開始讀報紙，看電視新聞等等。這點我跟父親很像，我們跟這兩個「酒桶」簡直來自兩個世界。我甚至想，該不會曼哈頓所有的成功人士都嗜酒吧，如果真是那樣，跟他們競爭起來，豈不是更有優勢了。
那天晚上，他們一直喝到10點。喝完後，我自然要負責送他們回家。俱樂部老闆再也沒有聯繫我，過了兩周，我給他打電話，他居然都不記得我了。我又重複了一遍我們認識的經過，一直說到我們約好去21號包廂喝酒的事情，因為那時他頭腦還清醒。他同意收我做會員，但是有一個顧慮，俱樂部好多會員都是老夫少妻，老闆擔心我長的這麼年輕英俊，會勾引那些年輕貌美的貴婦人。他讓我保證不幹那種事。
我簡直聽呆了。我的母親跟父親一樣，意志堅定，她一輩子只愛父親一個人，最近他們還剛剛慶祝了金婚紀念日。我在父母恩愛的環境里長大，可是有人卻讓我別跟別人的老婆偷情。
雖然不可理喻，我還是答應了他。成為俱樂部會員，無論從職業上還是社交方面，都對我的人生起了很積極的作用。在這傢俱樂部，我認識了很多漂亮的單身女性，幾乎每晚都出去應酬。實際上，我沒有跟她們中的任何一位真正交往過。她們雖然容貌姣好，可是從來不跟你說一件正經事。她們愛慕虛榮、瘋瘋癲癲、放蕩不羈，好多人甚至滿口胡言。我很快就發現自己不能帶這類女孩兒回公寓，在她們眼裡，我的住處簡直不堪入目，她們過分關注外在的東西。後來，我結了婚，娶了一位同樣美麗的妻子，但是，她跟她們不一樣，她和我的父母一樣，是個踏實、不輕浮的人。
同時，我也認識了很多事業有成、家纏萬貫的富翁。每天晚上我去俱樂部休閑娛樂的同時，也能學到很多東西。我學到了紐約房地產行業的運作方式，還認識了很多今後會合作的商人。就是這些富人朋友，特別是來自歐洲和南美洲的商人，後來購買了特朗普大廈和特朗普廣場里最貴的地方。
也是在這個俱樂部，我認識了律師羅伊·科恩。我之所以知道他，是因為他名聲在外，他的無所畏懼能給人留下很深的印象。那天晚上，我發現羅伊就坐在我的鄰桌，經人介紹後，我們聊了起來，我打算試試他——我總喜歡試探別人。我說：「我不喜歡律師，他們只會耽誤生意，不會促成生意，無論問他們什麼，他們都說不行。他們只盼著調停，而不會爭取主動。」羅伊說他同意我的觀點。我很滿意，接著說：「我做房產生意可不能像律師那樣，我要主動出擊，而不是一味忍讓。否則，別人就覺得我好欺負。」
我看出他開始對我的話題感興趣了，但又不太明白我想說什麼。於是他問：「你是在給我講大道理嗎？」我說：「這並不是什麼大道理，這都是發生在我們身邊的事情。政府以民法的名義，起訴我和另外一些公司，說我們歧視黑人，不把房子租給他們。」我還解釋說，我下午剛和父親一起見了一些律師，他們來自華爾街一家很有名望的律師事務所，這些律師勸我們跟政府調停。很多商人面對這種情況時，即使打官司有百分之百的勝券，也會選擇調停，因為他們擔心對簿公堂會讓自己的臉面不好看。
這事確實讓我忍無可忍，況且，事實上我們根本就把房子租給黑人了。
我們給房客訂的租房要求是，按時交租，保持房子乾淨整潔，與鄰居和睦相處，而且他們的收入必須至少是房租的四倍。我把這些都告訴了羅伊，問他：「你覺得我該怎麼辦？」他說：「讓這些人見鬼去吧，上法庭跟他們打官司。既然你的租客里有黑人，他們就沒有證據證明你歧視黑人。」他還說：「你有權力選擇自己的租客，不論他們是黑人還是白人，只要他們不受歡迎，你都能將他們拒之門外，政府無權干涉你的生意。」
他的一席話，讓我當即決定聘用他做我方律師。當時我在房地產界還默默無聞，但是科恩是個願意伸張正義的人，於是他接手了我的官司。我隨他去了法庭，為了自己的權利而鬥爭。在法庭上，由於政府拿不出控告我們的證據，法院便從中調解，沒有判哪方有罪。我們也同意了政府的一個要求，就是在當地的報紙上登一段時間的出租廣告，出租對象是所有人，大家機會均等。
那段時間，我從羅伊身上學到了很多東西。只要他充分重視，他都能把官司打得很漂亮。他可以不帶任何筆記就上法庭，他的記憶力驚人，很多事情都能脫口而出。如果準備充分，那他在法庭上總能表現得智慧過人，無懈可擊。但是，他並不是認真準備每場官司。他的天資聰穎，不準備似乎也能應付得來，但是，一旦出現問題，後果是不堪設想的。所以，每當一場官司開始之前，我都會問羅伊是否已做了充分準備，如果他說沒有，我就會請求法院延期開庭。
我沒跟自己開玩笑，羅伊可不是紀律嚴明的童子軍 。有一次，他跟我說，他要把成年時代2/3的時間都主要花在一到兩個案子的訴訟上。我聽得目瞪口呆，問他：「你不會說真的吧？」他看我一眼，笑著說：「你想什麼呢！」我也不知道他說的是真是假。
不管你怎麼看他，他其實是個原則性很強的人。我想，對他來說最重要的事情，除了忠誠，應該就是超強的原則性了吧。比方說，羅伊的朋友們都知道他是同性戀。如果你在社交場合遇見他，多半他都跟一些長相英俊的年輕男士在一起。但是羅伊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