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並不是為了錢才做生意的。我已經賺了不少錢——比我實際需要的多得多。做生意是因為我熱愛這項事業，把它當做我鍾愛的一門藝術。正如有人喜歡吟詩，有人喜歡作畫，而我喜歡做生意，特別是大筆買賣，尤其讓我樂在其中。
我不拘一格的工作方式讓很多人備感驚訝：不拎公文包，盡量減少開會次數，自己辦公室的門永遠敞開。這麼做，是因為我相信，太多的固定模式只會束縛一個人的想像力，影響一個企業家的判斷力。我喜歡每天上班都能感受到今天較之昨天的發展，這就足矣。
我每周的生活內容相對固定。通常，6點就早早起床，花1個小時的時間讀早報，9點之前來到辦公室，開始一天的工作。打電話是我工作中重要的一部分，每天50幾個電話對我來說是家常便飯，有時打到100多個，也不足為奇。放下電話，還有至少12個會議在等著我。大部分會議我們都能速戰速決，少部分則需要開15分鐘以上，我的午飯也因此都在奔忙中解決。即使我6點半下班回家，也常常要為工作打電話到深夜，有時還要犧牲自己的周末。
這種生活日復一日，我從未想過要改變。過去的經歷讓我成長，而只有專註現在，努力當下，我才能創造更好的未來，這正是我工作的樂趣之所在。沒有樂趣，又談何工作的意義呢？
星期一
上午9:00 第一個電話，我打給了阿蘭·格林伯格。阿蘭是華爾街最大的投資銀行貝爾斯登公司的行政總裁，也是過去5年里，跟我合作最好的投資銀行家。兩周前，我們以每股50美元的價格，買入了假日酒店（Holiday Inns）的股份。在電話里，阿蘭告訴我，我擁有的100多萬隻股票，其實僅占酒店股份的4%多一點。還說上周五股市收盤時，假日酒店的股票是每隻65美元，他認為造成這一價格的主要原因在於，華爾街曾經有消息稱我是個大買家，並據此猜測我正計畫掌控假日酒店。
對於傳言中的內容，事實上我有三種選擇。第一種是，我可能最終會取得假日酒店的控制權，雖然它已經多少有些貶值。以現有股票價格，我能賺接近20億美金，假日酒店的三家賭場酒店，基本值這個價錢。更何況，酒店另外還有30萬間客房，憑藉它們我也可以獲得可觀的收入。
第二種選擇，是賣出我的股份，並獲取不錯的收益。當然，這種選擇的前提是股票價格的上漲，我會因此賺得700萬美金。
第三，假日酒店有可能為了把我趕走，以高價買回我手中持有的股份。如果他們的出價足夠高，我也會同意賣出股份的。
無論做哪種選擇，想到酒店糟糕的管理者竭盡全力保住自己的工作，並且美其名曰維護企業的獨立自主權，我就覺得好笑！
上午9:30 亞伯拉罕·赫希費爾德打來諮詢電話。他雖然是位成功的房地產開發商，亞伯的願望卻是當個政治家，不料事與願違，他的政治家夢想成了泡影。
今年秋天，亞伯參加了紐約州副州長的競選，他的競爭對手是州長科莫親自挑選的候選人斯坦·倫丁。為剝奪亞伯的參選權，科莫組織了一次法庭論辯，想通過法律手段達到目的。果不其然，競選進行到一半，法庭判亞伯出局。亞伯知道我跟科莫私交不錯，因此想讓我幫他出出主意，他是該接受科莫對自己的所作所為，還是轉而加入科莫反對者的隊伍，與科莫對抗。我的建議是：支持科莫，他是個好人。
我們約好了周四見一面。
上午10:00 我打電話給丹·伊姆斯致謝。伊姆斯在紐約市4頻道（WNBC）主持美國最成功的一檔電台節目，並且致力於安娜貝爾·希爾基金籌集善款一事。這件事情被媒體關注的迅速程度讓我感到意外。事情起因於上個星期，我在看湯姆·布羅考的國內新聞報道時，注意到了來自喬治亞州柔弱的希爾女士，她費勁周折想要贖回因貸款抵押出去的農場。為了保住家族世代相傳的農場，她的丈夫，67歲的希爾先生幾周前自殺了，希望以此得到的保險金贖回農場。可是這筆錢根本不夠。這件事情令人痛心，讓我感觸很深。有的人辛辛苦苦操勞一生，卻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努力付諸東流。對我而言，這種事情本不該發生。
通過全國廣播公司（NBC），我與喬治亞州一位名叫弗蘭克·阿根布萊特的人取得了聯繫。弗蘭克人特別好，很快就開始為希爾女士的事情積極奔走，他讓我跟希爾女士抵押農場的銀行聯繫。第二天早上，我打電話過去，一位副行長接了電話。我跟他說自己是來自紐約的一位商人，很樂意幫助希爾女士收回抵押出去的農場。他說雖然這件事他也感到難過，但是現在做什麼都來不及了，銀行已經決定拍賣農場，「這件事情不會有任何阻力。」
他的這番話讓我感到事不宜遲。我告訴他：「你聽好了，如果你們敢取消農場的贖回權，我就以個人的名義起訴你和你們銀行犯有謀殺罪，因為是你們的侵擾，導致了希爾先生的死。」這話讓這位銀行官員突然緊張起來，他用微顫的聲音告訴我，他會馬上給我回話。
事情有了很大的轉機。一小時後，銀行官員打電話給我：「特朗普先生，您放心，這件事情我們一定馬上解決。」希爾女士和弗蘭克把這件事情告訴了媒體，很快事情成了網路新聞的頭版頭條。
到上周周末，我們已經籌集了4萬美金，光是伊姆斯的熱心聽眾就捐了兩萬美金。我們把這筆錢當做聖誕禮物送給了希爾和她的家人，同時還準備平安夜的時候在特朗普大廈（Trump Tower）的中庭舉辦一個慶祝儀式。對於這次籌款活動，我有信心能夠籌到所需款項。我曾答應希爾女士，如果籌的錢不夠贖回農場，我也會自掏腰包，補足差價。
伊姆斯功不可沒，為此我邀請他作為我的貴賓，觀看下周的美網公開賽。我在球場前排有一間包廂，以前幾乎天天去看比賽。現在由於太忙，大部分時間我都讓朋友們去看了。
上午11:15 美國橄欖球聯盟（USFL）主管人哈里·亞瑟來電，跟我商量反壟斷訴訟的事情。上個月，我們起訴國家橄欖球大聯盟（NFL）壟斷一案得到了宣判，我方勝訴，但是陪審團只是象徵性地讓敗訴方賠償我們一美元。我已經讓自己手下的新澤西將士隊（New Jersey Generals）里一些不錯的隊員簽約到國家橄欖球大聯盟，但卻無法接受他們荒唐的制度。
我和哈里在電話里商量了一些對策。我的意見是加大訴訟力度，表現得更強勢一些。「現在最讓我煩心的是，我這邊還缺少一個推波助瀾的人。」我如是說。
中午12:00 舒伯特電影公司（Shubert anization）的老闆格里·斯科恩菲爾德給我打來電話。舒伯特電影公司是百老匯最成功的劇場，格里來電是想推薦一位女士做我的行政專員。格里說這位女士一心想來我的公司工作，我回覆說，看來她有飽滿的熱情，我願意見見她。
我們還聊了一些劇場生意的事情，接下來我說，我打算帶孩子們再看一次劇場熱映的音樂劇 《貓》 （Cats）。他提出讓他辦公室的人幫我訂票。我告訴他，自己不太願意那麼做。格里答道：「別犯傻了，我們公司有位女辦事員，專門負責給關係好的人訂票。我把她的電話告訴你，趕緊跟她聯繫吧。」
這真是來自一位好人的善舉。
下午1:15 安東尼·格里埃德曼路過我們公司，進來跟我談了一下沃爾曼溜冰場 （Wollman Rink） 的建設項目。格里埃德曼曾是市長愛德·科赫手下的住房管理委員，那時候，我們常常意見不一致——有一次我在法庭上還打了他。儘管如此，我依然欣賞他的聰明才智，我不會因為別人跟我意見迥異就對他們抱有成見。我會利用所有機會，找尋最有才的人，並把他們挖掘到自己門下。
我們公司的托尼一直負責位於中央公園的沃爾曼溜冰場的重建事宜，這項市政工程曾在七年前無疾而終。今年6月，我主動請纓接下這個工程。現在，我們已經在超進度完成任務了。托尼跟我說，他準備這周四澆築混凝土這最後一項重要工程後，開一個新聞發布會，慶祝一下。
對我而言，這似乎不是一個需要開發布會的新聞。我問托尼，有人願意來嗎？他說，已經有至少十幾家媒體說要來了。看來我對新聞事件的判別力還不夠。
下午2:00 我要到法庭出庭作證，因為我們起訴了特朗普大廈的一位承包商。承包工程進展到一半的時候，我們發現承包商完全不負責任，我們跟他們解除了合約，並且訴諸法律，以求賠償。我十分討厭法律訴訟、出庭作證一類的事情，可是我也承認，如果真理在我手中，我必須堅持立場，否則就只能任人欺負。即使我沒有提起訴訟，也免不了得去出庭作證。唐納德·特朗普似乎成了一個標籤，走到哪裡都有人想跟我打官司。
下午3:00 我讓助理諾瑪·福德勒給我拿一瓶番茄汁，作為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