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姐姐朱楚蘭一個人進疆而全家出塞的事情，我原是萬萬沒有想到的。只記得五一年的春天細雨綿綿，薄霧蒙蒙，把天地淋漓得一派憂鬱。雨想澆灌一切，卻把新萌發的好多鮮花綠葉霉爛了。但那種拯救一切的氣息仍然洋溢在天地之間。那是一個不寧靜的春天，每個人都顯得浮躁，好像任何一個願望都會神奇地得以實現。朝鮮戰爭掀起的參軍熱潮一浪高過一浪，每一個人都能感知那半島上戰火的熱度和硝煙的味道。入朝作戰幾乎成了每個年輕人的夢想。
那天，當母親疲憊不堪地回到家中，說楚蘭當兵走了，沒攔回來。大家都以為她是去了朝鮮。我們當時怕母親難過，表面上裝出也很痛惜的樣子，內心裡卻為姐姐高興。但當我們得知她去的不是朝鮮，而是新疆時，我們真正地難過起來。新疆，在湖南人眼裡一直是個遙遠、荒涼、寒冷，被發配充軍的、十分可怕的地方。就連一字不識的母親也知道那是一個去了後就再也回不來的地方。她決計一定要把女兒勸回來，於是，不顧一切地、幾乎是跑著到了長沙。她逢人便問招聘團在哪裡，在城裡轉了好多圈，終於找到了營盤街。到達那裡，她那一雙裹過的腳早已起滿了泡，連站著都很吃力了。
母親找到招聘團領導，一定要讓女兒回家。哪知招聘團人員只是好言相勸，說一千道一萬就是不放人。無奈，母親登上列車，聲言要跟著女兒一起走。車到高家坊，她見女兒仍無回心轉意的意思，自己不可能再往前走了，只好下車，母女倆揮淚而別。下車後，母親望著北上的列車，怔怔地呆若木雞。女兒看著母親下車，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失聲大哭起來，她望著站在鐵路旁的母親，永遠忘不了母親的背影。火車隆隆西去，姐姐跟招聘團北上到達西安。此時，她的思家心緒再也按捺不住，常常一個人跑到城牆上，面對南方，暗暗哭泣。
和所有含辛茹苦拉扯兒女成人的母親一樣，她害怕孩子有個什麼意外。
在姐姐六歲時，身為湘潭市一礦山小職員的父親就去世了。母親帶著我們姐弟三人依靠礦山救濟和親友資助度日。1946年，內戰烽火再起，礦山倒閉，民不聊生，一家生活無著落。母親攜子女奔長沙老家，尋找族人資助，怎奈他們生活也非常困難，勸母親將姐姐及妹妹送人作童養媳，將兒子送孤兒院，自己改嫁。母親想著童養媳受人欺凌，一家人分崩離析，抱著孩子痛哭起來。她寧願一家人在一塊挨餓，也不願把孩子送人。就這樣，她帶著一家人來到湘陰縣外婆家，由外婆做主，改嫁到姨父家（姨母早已去世），兩家合為一家，六個子女八口人，靠種幾畝薄田過日子。一年收成，交了租子，只夠吃半年，後半年只能吃糠咽菜，湯湯水水苦熬。
朱楚蘭是老大，她最懂事，最體諒父母的苦衷，小小年紀就挑起家庭重擔，起早貪黑、洗衣做飯、餵豬生產。後來看著家裡困難重重，她又去一家織染坊當學徒，學織布，工作之餘還給人家帶小孩、洗尿布。後因織染坊倒閉而回家，她馬上又到長沙，找到父親的一個朋友家，幫助幹家務，以減輕家庭負擔。經受了人間各種生活磨難，使她懂得了人生不易，要自強自立。正當她千方百計謀求生活出路時，恰好新疆招聘團在長沙招人。她得知這一消息後，異常興奮。迅速把消息告知曾跟隨孫中山先生參加過辛亥革命，並為同盟會會員的叔祖父。叔祖父表示支持。
姐姐於1951年8月1日進入新疆哈密。見到那些高鼻樑、深眼窩、扎小辮的維吾爾族姑娘，她覺得自己好像到了異域他鄉。在哈密稍事停留，即向南疆重鎮喀什進發。喀什更是民族聚居區，一個女孩子不能獨自外出。到喀什後，她被分配到二軍醫院建設隊參加建院勞動。
進入二軍醫院，是朱楚蘭人生奮鬥的開始。她們一群湖南姑娘被安排住在一幢國民黨軍隊的舊營房裡。房屋十分破舊，曾發生大梁斷裂、房頂下塌，砸死兩名湖南女兵的事。她們的第一項任務就是建設營房。女同志負責和泥巴、搬土坯、運房泥。湖南妹子打得赤腳，脫了鞋子、襪子就往泥里踩，也不怕扎。搬運土坯時，沒有運輸工具，姑娘們就用背包帶、綁腿布捆著背，一背就是八塊，有時背到十二塊，每塊土坯十二斤重，一個姑娘要背一百多斤的東西，在工地上來回跑，肩磨破了，腿跑腫了，也沒人叫苦。背完土坯就是上房泥，兩個姑娘抬著一個抬把，一推一拉往房上跑，真是累極了。每天汗流浹背干十多個小時，回到宿舍，每人一盆涼水，洗臉、洗腳、洗澡全是它。女孩子的更大苦處是，每逢例假來了，還不好意思說，照樣幹活，有時血水順著褲子往下流。在湖南，姑娘們是從來沒有吃過這麼大苦的，但大家想著當兵幹革命，勁頭十足，心裡高興。
在二軍醫院幹了半年多，組織上了解到朱楚蘭和其他幾名姑娘是學織布的，正好軍區後勤部要在莎車建一個紡織廠，就把她們調到莎車紡織廠工作。到廠的第一項任務，也是建廠，蓋廠房、蓋宿舍。這期間，朱楚蘭一直擔任班長。後來，由於她有初中文化，表現又好，領導上把她調到軍區後勤部皮革廠任文教。1953年因婚姻關係，調獨立工程三團三營任記賬員。
朱楚蘭婚姻上的遭遇是不幸的。小時候，因為家裡窮，孩子多，生活苦，差一點給人家當童養媳。參軍後，在工作中她有了自己的意中人，但組織上給她介紹了一個在革命戰爭中作出過貢獻的老同志，並反覆做工作，勸說她為革命作「貢獻」。她作為一名青年團員，懂得應該聽組織的話，也懂得為革命作貢獻是光榮的。最後，她經不起輪番「轟炸」，嫁給了一個比她大十三歲的戰鬥英雄。臨結婚時，她接受不了這一「事實」，連夜跑了出來。後來，在同志們的勸說下，心緒才慢慢平靜，與他生活在一起。
隨著時間的推移，物質條件的改善，生活好起來，日子過得滿意了。但沒有想到升了官的丈夫，手中有了權，思想滑了坡，在「道德」的泥潭中屢屢失足，不僅葬送了自己的政治前途，更使朱楚蘭蒙受了一次又一次的沉重打擊。當初，她盼望他改過，但沒有想到他屢教屢犯，原先的夫貴妻榮變成泡影，別人投過來的是鄙夷的目光，這對於一個爭強好勝的女性來講，是多麼大的打擊啊！她不想要這個家了，長時間的精神痛苦和內心的壓抑，使她四十多歲就病倒了。1989年，終於離開了人世。
我們在老家時曾聽說她們到新疆當兵滿三年後就能回來。沒想到第三年時，收到姐姐的信，說她已經結婚，又過了不久，知道她的第一個孩子已懷上了。我們當時就感覺她不會回到湖南來了。
記得她在給母親的一封來信中說，在艱苦創業的年代，懷孩子時，周圍同事全是男人，只自己一個女人，有話沒處說，也不好意思說，就跟著大家一樣拚命幹活，孩子生下來時，跟前沒有老人，養育孩子沒有經驗，全憑自己一人操持。白天走進辦公室忙工作，下班回到家裡忙孩子，後來實在沒法堅持，委託一隨隊家屬幫助看管。生第二個孩子時，是1956年，當時正在安集海開荒建農場，連住的房子都沒有，孩子是在帳篷里出生的。
這一切在我們看來，太不可思議了。真的無法想像姐姐生活在一個什麼樣的地方。當她懷第二個孩子時，母親就想過去幫她。但姐姐想著自己在安集海開荒，吃得差，住的又是地窩子，勞動強度又那麼大，怕母親見了傷心，就沒答應。直到她懷第三個孩子搬到石河子時，才答應讓母親去。
這回輪到我和妹妹去送母親。母親一生沒出過遠門，姐姐她們還有一大批人同去，可母親則是孤零零一個人西行。我聽說火車已從蘭州通到了張掖，但我在地圖上沒有找到那個地方。我只看見了一條黑色的線延伸到了一片蒼黃的地方。張掖離新疆還很遠的，那麼遠的路，母親得坐汽車了，她能受得了嗎？我們都非常擔心，但母親去意已定，她說，我有五年多沒見女兒了，即使有啥事，能見她一面也就心滿意足了。我就是爬，也要爬到新疆去。
母親就是這樣，當年她是那麼擔心自己的孩子去那個地方，但為了孩子，她卻什麼也不怕了。她說，人家能去，我也就能去；人家在那裡能活命，我照樣能活命。母親這時變得多麼勇敢。
我們真想勸阻她，因為她的確不知道新疆有多遠。我找到一幅中國地圖，給她指烏魯木齊，說到那裡有上萬里路呢，你自己看看吧！母親倔強地說，只要沒遠到天上去，我就能到那裡。
看著母親獨自一個人上了火車，我們感覺母親再也回不來了。不想，她一個人到了新疆，找到了姐姐那裡。收到姐姐的來信，我們真是不敢相信。但母親的確沒再回來，她成了我們家繼姐姐之後，第二個走向天山的人。
第三個就是我。
我當時在湖南省稅務局工作。之所以去新疆，主要還是因為思念母親。還有就是覺得大西北艱苦，能鍛煉人。剛好我寫信給姐時，幹部處的人見我的字寫得好，信也有文采，就半開玩笑地對姐說，我們這裡需要你弟這樣的人才，你能不能把他也動員過來呀。
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