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長沙人，1937年8月出生，七歲學湘戲，1949年解放後，就失學了，然後進了茶葉廠當工人。
當時參軍按說年齡是不夠的，但我學過湘劇，因而考上了幼年文工隊。
到了新疆，我分在二十五師文工隊，一邊生產，一邊演唱京戲。雖然很苦，但因為年齡小，大家都挺照顧，生活還是很快樂的。還有，就是因為我們年齡小，不像其他女兵要面臨婚姻生子、上學提干這一類問題，可以說是無憂無慮。
我們湖南女兵大多是城裡來的，很少參加過生產勞動，勞動中鬧了不少笑話。有些人分不清麥苗和韭菜，有些人在定苗時分不清西瓜苗和甜瓜苗。以為甜瓜是花皮的，葉子也就是花的，以為西瓜是圓的，葉子也就是圓的，所以讓留西瓜苗的地方，留的全是甜瓜苗，讓留甜瓜苗的地方，留的全是西瓜苗。還有什麼是砍土鏝、抬把子、二牛抬杠等都搞不清楚。
有人說新疆不能種棉花，1952年，我們師就在瑪納斯河畔試種棉花成功。從此，新疆一步步成了全國有名的棉花基地。有一次，按蘇聯專家迪托夫的指示，要在六月中旬進行棉花「脫褲腿」的管理工作，也就是打掉不結棉桃的「油條」。晚上，連長召集全連同志作動員，先介紹棉花「脫褲腿」的意義及管理技術，最後制定了嚴格的技術要求。他說，棉花地脫褲腿一定要保證質量，要把褲腿脫得乾乾淨淨，絕不留尾巴，新來的湖南姑娘沒有做過這項工作，要虛心學習，多請教男同志，男同志有經驗有技術，要積極主動幫助新來的湖南姑娘把褲腿脫乾淨……
會後，一位湖南姑娘哭著鼻子氣沖沖地去質問指導員，新社會還興壓迫人嗎？
指導員一時愣住了，到後來才聽明白她的意思。他笑著解釋道，那是給棉花脫褲腿，打「油條」，一點別的意思也沒有。
這時，圍攏來的湖南姑娘們都不好意思地笑了。
開頭住地窩子時，因為它跟地面相平，有時早出晚歸，轉來轉去總是找不到自己的「家」。有的戰士不小心，踏在天窗上，掉進地窩子里，嚇人一跳。還有老鄉趕著毛驢車，連車帶人帶毛驢掉進地窩子的。有一次，文工隊有個女兵就這樣掉進了地窩子，正好落在戰士床上。剛剛看完節目回到地窩子的戰士一愣，「嘩」地樂了。一個戰士開玩笑說，這不是文工隊的演員嗎？真是「人在家中坐，美人天上來」呀！
還有個關於地窩子的故事發生在七十四團四連，該連有個班長姓劉，甘肅人，他母親五十四歲時生他，就給他取名劉五十四。1947年，他結婚不久，被國民黨抓了壯丁，來到新疆。起義後成了解放軍，家裡的成了軍屬。1953年，妻子來部隊找他，到連隊時天已黑了，便住進了地窩子。不料第二天他妻子出去轉了一圈，回來時就找不到住的地方了。她是昨天天黑進的地窩子，煤油燈豆大的亮，沒感覺到地窩子是個什麼東西。早上起來一見房子沒有，還以為自己是在夢遊。掐了自己一把，覺得自己是醒著的。她一邊找，一邊想，這房子到哪裡去了？這些人都住哪裡去了？
劉五十四見妻子半天沒回來，就出去找她。兩人回到地窩子進口，妻子停住了，說啥也不進去，她指著地窩子說，這是什麼房子，還不如我老家的洋芋蛋窖子，我怕蛇，我不進去。
劉五十四一聽笑了，女人卻傷心地哭了起來。她找到指導員，說，我這麼遠到新疆來找解放軍丈夫，你們好壞總得給間房子吧，怎麼能讓我們住洋芋蛋窖子呢？咱家雖那麼窮，但老八輩下來也沒人住過這樣的房子。
指導員又是講形勢，又是擺難處，說了半天，她才進了地窩子。她後來在地窩子里生了一個白胖兒子，小名兒就叫「地窩子」。那小子長大了，取了學名叫劉建新，雖然後來當了老師，但人們還叫他「劉地窩子」。
在那個年代，命運不是自己能主宰的，而是由他人強加給你的。要麼是革命同志，要麼是牛鬼蛇神，而這些又不是固定的，可能你頭天還屬於革命同志，第二天就成了牛鬼蛇神。
集體轉業後，師文工隊解散，我分到總場，在總場演出隊待了兩年。我那時還一直夢想著做一個梅蘭芳那樣的京劇大師，夢想著成為藝術家。還成天琢磨著坐練唱打。我沒想到，十八歲那年，我與演出隊的演員，也是我原來的丈夫結了婚，然後有了孩子。五九年八月，我請假回湖南給孩子治病。因為大老遠回去，我想把孩子的病治得差不多，就超了幾天假，待我回來，場領導已把我從二級職工降為零工。後來因為表現好，又恢複為職工，但降了級。沒過多久，突然宣布我為「五類分子」。我感到非常吃驚。我去質問領導，我說，我既不是地主富農，也不是「右派」和反革命，我怎麼成了「五類分子」？
你已被定為壞人。那位領導蠻橫得很。
我哪裡壞了？
人民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你去問革命群眾吧！
可是，誰會告訴我呢？
以後就是被斗、關押、打罵，那時雖沒有後來的「文革」那麼厲害，但我畢竟才是二十歲出頭的人，平白無故地蒙受了這麼大的冤屈，心裡怎麼想得通呢？我真想死啊，但即使死，我也要到湖南去死。我得最後見我媽一面。我想離開這裡回到老家去，就像一個在婆家受了委屈要回娘家去的小媳婦一樣。
我們想在湖南落戶。但湖南根本不接受我們。這時我才知道，全國到處都是一樣。他們說，你在新疆是「五類分子」，回到長沙還是「五類分子」，無論你走到哪裡，都是「五類分子」。你沒法逃避，無處躲藏。
我們想找一個不把我們看做「五類分子」，而把我們看做「人」的地方。我想到了丈夫的老家——河南省郾城縣萬金公社萬金大隊。
我們回到了那裡。
但那裡並不接受我們落戶，但作為勞力，我們可以出工，可以給我們評工分，可以按社員對待。
我們幾乎一無所有。先借住親戚家，然後築了間土牆蓋草的房子，便安頓下來。不久，我們發現，這裡也有「五類分子」，只是社裡不知道我們的底細，所以沒有把我們劃入。
河南是個苦地方，三年自然災害，那裡曾餓死過成千上萬的人，每一次天災人禍，也都有人餓死。我們也躲不過。我們吃過神仙土，吃過樹皮，吃過糠，吃過各種各樣的野菜、苞谷芯子，甚至嚼過野草。但這裡不把我們當「五類分子」，我們寧願活在這裡。
1965年，河南發生澇災，莊稼收不回來，全爛在了地里。把人餓得呀，脖子都變長了，腸子都變細了。有一次，好不容易弄到一點野菜，就趕快煮了給兒子吃。我們想讓他多吃點，自己少吃點，沒想吃下去後，全都上吐下瀉，最後連爬都爬不動了，我……我知道……中毒了……連爬出去叫人救命的勁兒……都沒有了，孩子他爸……也是……過了好久……才有一個過路的人……人來，但孩子……吃得多……已經……已經……救不了，他……他就這樣死……死了，他那時……已滿七……七歲……
那簡直……要了我的命，我……我覺得自己沒法活下去了。我抱著夭折的孩子，死死地抱著，我親他，一次次親他……我哭，沒完沒了地哭……我抱著孩子四天四夜，不讓他們埋他。最後鄉親們怕我瘋了，怕我垮了，硬把孩子奪去埋了。我……我撲在孩子的墳上哭呀，哭呀……
人們都來安慰我。我永遠也不會忘記鄉親們送來的一個糠餅子，一個野菜糰子，一碗地瓜乾子，以及那每一句暖人心懷的話。
我像一個躲避著傷害的蟲子，龜縮在人世那個小小的縫隙里，等待陰雲過去，等待暴雨過去。一晃，十八年過去了。我至今也不相信，我在那裡竟生活了十八年。
1980年，我聽說到處都在平反。我決心回新疆去。我身無分文，幾乎變賣了所有能換來錢的東西，然後幾乎借遍了全社的人，才湊了八十元錢，因為這隻夠一個人的費用，我和丈夫合計了半天，又因為當年被打成壞分子的是我，就決定由我回新疆申請平反，待平反後，他再帶孩子過來。
我就那八十元錢，在新疆無親無故，我是靠著乞討要飯在喊冤呀，但四年過去了，他們把我安排到一三○團三角庄老鄉隊，連職工身份也沒恢複。我1951年懷抱理想，參軍進疆……沒……沒想到……受了那麼多磨難，沒想三十多年後，我成了一個沒有任何身份的人，我成了一個漂流來疆的盲流。
他們把一個羊配種用的地窩子指給我，說你就住那裡。
丈夫隨後帶著孩子來了，一看這樣的情況，氣得渾身發抖，轉身就走了。1986年，我們離了婚。
丈夫走後，我在一三○團種了一年地，本想有點收成的，不想一場冰雹，弄得倒欠了一千多元錢的賬。
慪氣，傷心，加之生活艱苦，無論做工，還是生活都感到難以應付，後來，我又找了一個老伴。1988年，我到這裡來種菜，是奎屯市農牧公司的臨時工，也叫落戶菜農，我的檔案聽說至今不清，能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