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個苦命人，我父母在1937年被日本人的飛機炸死了，當時我才一歲多。舅舅收養了我，我跟著他在湘陰城裡賣稀飯。後來，日本人打進湖南，有天下午他突然被抓走了，不幾天，我看見他被釘在城門上燒死了。我去找在紙煙廠做工的姐姐，不想她也被日本人殺了。我成了孤兒，到處流浪，最後流落到一個道觀里打童工。
那是個小道觀，破敗得跟當時的國家一樣，裡面只有一個道士。按說他一個行善人家，當以慈悲為懷，不想他對我卻很兇殘。我一旦把神龕擦不幹凈，他就讓我把擦過神龕的髒水喝掉；地掃不幹凈，他就讓我用舌頭舔；然後就想辦法打我，打累了，再放出他養的一條惡狗，追著在道觀里咬我。他是個虐待狂，是個魔鬼。
我想辦法逃了出來。我怕道士和狗來追我，不敢停頓，連夜狂奔，一氣跑到汨羅才停下來。到那裡後，先撿煤渣度日，然後給一周姓人家當傭人。因為日本人還沒投降，姑娘們都不敢留頭髮，全留著光頭。日本人投降後，我們高興得很，逮著機會，就用擂錘上去敲他們幾擂錘。
有一天，我碰到一個賣辣椒的，覺得有點面熟。談了幾句，他問我是不是姓陳，我說是，我叫陳雲華。他又問我是不是有個哥哥叫陳炳光。我說是。他說他是我表哥，知道我哥的下落。我在汨羅城裡找到了哥哥。那是八年多來，我見到的唯一的親人。
解放後，我進茶廠當了一名工人。五一年春天，鄰居告訴我，說長沙招女兵，女娃子們都去考，你怎麼不去呢？
我身高不夠，體重又輕，大字不識一個。我自然考不上，但我身上的傷疤多，我眼淚多，我就憑傷疤，憑哭，被錄取了。沒想當時害了眼病，害得沒辦法，沒法去，我傷心得不行，整天哭，越哭眼病就越厲害。
1952年我又去考，還是憑著身上的傷疤和眼淚。
到新疆後，我先分到二十七師師部，後來又隨三營調來修建獨山子，擔任九連婦女班副班長。編葦席、打土坯、背土塊，什麼活兒都跟男的一樣干。獨山子的老俱樂部、專供蘇聯專家住的蘇聯賓館等都是我們修建的。那第一批建築奠定了這座石化新城的基礎。
到五五年，它像一座城了，我又被調到柳溝修柳溝水庫。我是苦命人出身，參軍前已把苦吃完了，所以來新疆後，再苦的活兒也不覺得苦了。我不怕勞動，按老人家的說法，幹什麼不要怕用勁兒，勁兒是使不完的，頭天用完了，第二天又能長出來。我成了模範團員。水庫剪完彩第三天，我到烏魯木齊去和張文玉結婚，他是模範排長，我也成了模範團員，我想這就是我送給他的新婚禮物。當時，兩人都是模範，大家挺羨慕的。我與他已認識一年，是老鄉介紹的，他在軍區軍人服務社工作，甘肅庄浪人，也是苦命人，本來姓楊，是他父母實在沒有辦法，用兩升洋芋的價格把他賣給了張家。
1958年5月，新疆軍區動員黨員幹部帶頭開發新疆，我們一起轉業到了農七師，組建軍官農場，後來叫共青團農場。
那其實是一片戈壁灘，除了被成年累月的太陽曬得發黑的戈壁石，和偶爾出現的一叢駱駝刺外，什麼也沒有。當時已是傍晚，我們大都是從軍區機關下來的幹部，看到這種情形，沒有一個男人不心寒，沒有一個女人不抹淚的。大家的心緒沒有調整過來，面對這種情況，顯得手足無措。大家把駱駝刺拔一拔，把背包打開，一家人一塊地方，鋪地蓋天，度過了荒原上的第一夜。
那天晚上，風沒停歇地颳了整整一個晚上，像餓鬼在哭。狼一邊叫著，一邊在我們周圍亂竄，嚇得小孩「哇哇」直哭。那天晚上，沒有幾個人睡著。
第二天天還沒亮，就有人起來挖地窩子了。
然後開荒，然後在那荒原上第一次撒下了種子。當那些種子第一次冒出芽時，我們高興得直掉淚，然後就看著它們生長，把原來是荒涼戈壁的土地慢慢染綠。到了六月份，莊稼已長得很好了。每個人都在估算著今年的收成情況，但天老爺像是有意要和我們作對，突然下了一場冰雹和暴雨。雞蛋大的冰雹打得正在勞動的我們到處亂竄，但平展展的戈壁灘，連一個躲避的地方都沒有。情急之中，我們便蹲在地上，把砍土鏝頂在頭上，保護自己。
沒過多久，地上已白晃晃一片，莊稼被打得稀爛，好多人被冰雹打傷了。但誰也顧不了這些，冰雹一停，便都冒著暴雨往地窩子里跑，因為那裡有孩子，有自家不多的家當。
回到地窩子，水已灌了兩尺深，被子、衣服、吃的東西全都泡上了，孩子像剛從泥水裡撈出來的，哭成一片。爬不出地窩子的孩子則在水裡泡著，哭著。
我的孩子才幾個月，哭得真讓人揪心，他坐在床上，水淹到了他的胸前，我如果晚回來一會兒，後果簡直不敢想像。我的奶不多，喂他的奶粉也全都泡壞了。
莊稼全毀了，地窩子全泡垮了，幾百人站在雨里，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都哭起來。而那天晚上更慘，地窩子里全是水，被子上全是泥漿，一時半會兒弄不幹，大家找來稜稜柴，燒起篝火，勉強把衣服烤乾，就坐在戈壁灘上，擠在一起，等待天亮。而最遭罪也是最令人揪心的是從阿爾泰軍分區轉業來的一個排長的愛人，她早不生、晚不生，那天晚上卻要生孩子。
我們正坐著，她突然哭爹喊娘地呻吟起來，說自己可能是要生了。大家趕快給她找地方，找到一眼還沒有陷塌的地窩子，燒了一堆稜稜柴，就成了產房。我當時任婦女幹事，就叫我接生。
產婦正在生產，暴雨又來了，火淋熄了，水從上面往下灌，地窩子里的水則往上漲。她先是生了一個兒子，又生了一個兒子，這還沒完，最後又生了一個女兒。一些人負責從地窩子里往外舀水，一些人則想辦法為產婦遮風擋雨，但可能是條件太差，三個孩子生下來不久，全都夭折了。那男人「哇」的一聲哭了起來，女人則傷心得一次次昏了過去。其實，所有在場的人，都為那三個孩子傷心落淚。那是那片荒原上的第一次生產呀，戈壁灘上的抽泣聲和哭聲響成了一片，那種情景，我一輩子都忘不了。
當年十月，全師投入了大鍊鋼鐵運動，丈夫去額敏縣鐵廠溝鍊鋼鐵。我隨後也去了那裡。我當時已懷了第二個孩子，我就這樣懷著一個，還抱著老大，坐著一輛快要散架的車，「吭哧吭哧」地往塔城去。走了四天，才到了額敏，然後又走了兩天，到了鐵廠溝。
鐵廠溝位於離額敏縣城一百多公里外的扎伊爾山脈里，是一個荒無人煙的地方。開礦把山體挖得癩癩疤疤的，到處立著一些土煉鐵爐。那裡除了幾頂哈薩克人的帳篷外，沒有一間房子，仍是住地窩子和岩洞。
那條山溝陰冷潮濕，一位哈薩克老太太覺得這樣對孕婦和孩子都不好，就讓我到她家的帳篷里住。
我來到鐵廠溝後，工作就是給鍊鋼的職工做飯。生孩子那天晚上，我剛把饃饃上籠，感到肚子疼得不行，我就回帳篷去，剛進帳篷，娃娃就掉下來了。
聽說我生了孩子，周圍的哈薩克老鄉都來祝賀。他們認為生孩子不僅僅是一家一戶的喜事，而且是整個阿吾勒（村子）的大喜事。他們舉行了嬰兒出生禮，還專門宰羊讓我補身子，全村的婦女都來看望慰問我，為我們祝福，祝我的孩子無病無災，長命百歲。全村的青年男女還唱歌跳舞，歡慶我們得子，連續歌舞了三個晚上。那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一次生育。
我丈夫是「九二五」起義戰士，四九年底起義，五○年就被評為「特級勞模」，五一年也是勞模，五二年調到軍區警衛排當排長。他是個老實人，上級讓他幹什麼他就幹什麼，從不講價錢。在鐵廠溝待了三年後，把他調到一二三團四連當連長，他二話沒說就去了。車排子當時剛開發出來不久，住的仍是地窩子。剛安頓下來，又讓他到一二九團當奶牛廠廠長，還是住地窩子。奶牛廠建在沙包子上，到處是四腳蛇、蠍子，有時還有蛇，怎麼收拾都有，所以我女兒生下來後，放在地窩子里，總不放心。
我是團支部副書記，得起表率作用，所以3月15日生的孩子，4月2日就上工了。去向九連團支部挑戰，進行增產南瓜和玉米的競賽，最後，頭上起了一個大包。
1962年，丈夫去烏蘇「支農」，我到糖廠做糖，連大年三十晚上也沒有休息。我沒想到，第二天，也就是大年初一就讓我當了家屬，按現在的說法，就是下崗。當時過年每人分二兩清油、一斤肉、兩百克水果糖、一盒煙、一瓶酒，這年也沒有了。沒有這些東西，就開不了鍋。
當時仍住的是地窩子——我住地窩子一直住到六五年，人家來拜年，說，都十二點了，你家怎麼還沒冒煙呀。
我說，我昨晚熬糖熬到一點了，回來後，什麼也沒給分。
今天初一了，快給孩子做飯吃。
做什麼呀，什麼也沒有。
你去問問連長。
我就去問了，一問，說你已當家屬了。我氣得不行，給孩子吃了點頭天剩下的饃饃，讓他們在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