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爾布爾津即是現在的北屯。在1958年之前，這個地名在中國地圖上還沒有誕生，但有關的傳說卻流傳久遠。據說成吉思汗六次揮師西征時都曾在此駐足，得仁山就是他當年調兵布陣的點將台。
遠古的鐵馬金戈已難覓蹤跡。當年兵團政委張仲翰和農十師第一任師長張立長來到這裡時，這片土地還沉睡著，只有連天衰草，只有額爾齊斯河在落寞地流淌。
據說，張立長是嫌多爾布爾津這名字不好叫，也覺得悲涼，才請張仲翰取了北屯這個名字的。北屯誕生時，瓦無一片，房無一間。現在，它與石河子、奎屯、五家渠一樣，已成為北疆屯墾新城。
我原來所在的一八五團團部駐地在克孜勒烏英克。它與塔城、伊犁的許多地方一樣，地處邊境，也屬於邊境團場之一。在中蘇關係緊張的年月里，我們的頭上始終籠罩著戰爭的陰影。我們已習慣了間諜、探照燈、高倍望遠鏡、信號彈、曳光彈、穿甲彈、警報器、戰壕、散兵坑、鐵絲網、潛伏這些與戰爭和軍事有關的名詞。
我1952年入伍後，先是分到了駐莎車的騎兵第八師，後又調到農八師鐵木工廠、瑪納斯河水利處等單位工作，農十師組建後，調北屯。我幾乎是從新疆的最南邊到了最北邊。
其實，我們農十師一八五團的職工們履行的就是邊防軍人的職責。因為我們有老人和孩子，所以在戰爭爆發後，甚至連撤退都困難。與伊犁、塔城的邊境農場一樣，我們的生命與腳下那片土地是緊緊聯繫在一起的，我們的一切，從我們到達那裡的那一刻起，就已交給了那片土地。我們與邊防軍人面對的戰爭一樣直接。
什麼叫血肉長城？
我想，那就是不僅用自己的生命，還要用身家性命築成的防線就叫血肉長城。
我們的存在，就是在向對方說，這是我們的土地。所以我們把莊稼一直種到了界河邊上，而對方為「便於」邊境管理，自邊界十公里以內不準農牧。
邊防軍人都知道，如果單靠他們的一個哨卡或邊防連隊是阻擋不住敵軍侵略的。他們能做到的是，一旦敵情發生，立即給後方決策機關通風報信，同時，儘可能抵抗，以為後援部隊贏得儘可能多的反擊時間。
我最近在一本雜誌上看到曾當過邊防軍人的作家高建群的一篇文章，他在這篇文章中說——
將這些兵團人放在邊境線上呈「一」字形擺開，尤其是擺在這塊爭議地區里，決策者們的意圖很明顯。
也就是說，一旦中蘇戰爭爆發，一旦蘇軍從這塊位置進入，那麼，兵團的老少爺們兒，將用他們的血肉之軀，宛如黃繼光用胸膛堵槍眼一樣，在這裡設置一道肉體的國境線屏障。
退路是沒有的，背後是荒原、大戈壁，是人跡稀少的少數民族地區。等待援兵也是沒有可能的。那時偌大的阿爾泰草原上，機動部隊只有一個騎兵團，在鹽池草原；一個分區獨立連，在阿勒泰。你唯一能做的事情是拚死一搏，血濺疆場。
同為土地，但這塊土地如果置於邊界，它就變得異常特殊起來。它就會成為世界上最敏感和最脆弱的地方。它甚至會為人類帶來巨大的災難，從古到今，不知有多少場慘烈的戰爭因邊界而起，這其中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
沙皇俄國通過《中俄勘分西北界約記》割佔新疆巴爾喀什湖以東四十四萬平方公里土地後，在1883年再一次張開了貪婪的饕餮之口，在當年出版的地圖上，將我國境內的喀拉蘇河標定為國界。因此，在寬不盈丈的阿拉克別克河與喀拉蘇河之間就形成了五十五平方公里的爭議地區，這塊地方就叫克孜勒烏英克。
漫長的中蘇邊境上共有一百多塊爭議區，我方僅控制三塊。這是其中的一塊。
沿阿拉克別克河一線有四塊爭議地區，它們從阿爾泰山腳下到額爾齊斯河河口，分別是阿克哈巴河河源、葉西蓋、克孜勒烏英克和別爾克烏。而一八五團的十個連隊，也沿此方向在邊境線上依次擺開，從一連到十連，團部帶一個值班連和修理連設在中間。
我們大多住在爭議區內。當年蘇軍在珍寶島吃了虧，為了報復，在塔城鐵列克提突襲了我巡邏官兵，使邊境衝突發展成了「抓一把就走」的形式。這塊土地因為由我方控制，被蘇軍「抓一把」的可能性極大。
現在，中國與哈薩克已劃定了邊界，邊境兩邊一派和平景象。但當年的一切並沒有從我們的記憶中消失。
老軍墾們還習慣穿那發白的舊軍裝；女人們在收下糧食後，總想著要藏起來；他們的孩子——在戰爭陰影中長大的第二代，在偶爾說夢話時還會喊一聲，老毛子來了，快跑！而這裡的小孩，還在做「戰毛子」的遊戲。
這裡曾發生過多次邊境事件。「伊塔事件」中，蘇軍也打開了鐵絲網，打開了探照燈，只是這裡並沒人跑出去。後來還有別爾克烏爭議地區邊境武裝衝突，蘇軍武裝直升機越境，還有毛澤東逝世以後邊境一線進入非常時期。即使一些小的衝突——比如有一次蘇聯把界河裡的水全堵到他們那邊去了，而按照條約規定，界河中的水是一方一半，這也是對我國主權的侵犯，這事報告上去後，周總理的電話跟每個邊防站都開通了。最後，每個連派一個班組成戰鬥連，阿爾泰軍分區派了一個連，把水引了回來。這就叫「邊境無小事」。
當然，這些邊境事件中，最嚴重的是蘇軍的武裝直升機越境事件，當時，各大小報刊都做了報道，我國政府發表過嚴正聲明和抗議照會。
那是1974年3月14日中午，蘇軍一架米-4型武裝直升機，侵入我邊境地區縱深七十公里領空，沿邊界由南向北飛行。13時50分，在布爾津縣沖塔爾地區降落六分鐘；14時25分，再次降落在距邊界十二公里的哈巴河縣前哨公社哈龍滾地區。直升機里共有三名蘇軍軍官：一名少尉、一名中尉、一名大尉。蘇機降落後，正在附近勞動的民兵瑪里贊別克和其他七名社員立即舉著手裡的工具衝上去將直升機團團包圍。三名蘇聯軍人一見，想駕機逃走，剽悍的瑪里贊別克趕快甩出手裡的套馬索，把飛機的螺旋槳套住了，然後像拴牲口一樣，把繩子拴在了一棵白楊樹上。當天，新疆軍區電令農十師一八五團火速派民兵趕往飛機降落現場。軍分區騎兵連、駐紮在爭議區內的三個邊防連的部分人員趕到了現場；十連連長帶十二名民兵步行五十公里趕到現場；一八五團參謀長王珍也率二十名值班民兵騎兵趕到了現場。他們把飛機重重包圍起來了。這樣，三名蘇聯軍人只有繳械投降，直升機被繳獲了。
新疆軍區隨即指示，為防備蘇軍奪機搶人和進行報復的可能，一八五團、一八六團進入一級戰備；十師二線民兵連隊及現役步兵十二團做好迅速支援一線戰鬥準備；全師進入防空襲準備，堅決反擊入侵者。
大概一周左右，中國政府發表了嚴正聲明，認為那是一架武裝間諜直升機，認為是對中國主權的嚴重挑釁。蘇方則抗議說，這架飛機是去執行人道主義救援任務，搶救一名病危的蘇聯邊民，結果誤入了中國境內。
後來，阿勒泰地區革委會和阿勒泰軍分區在哈巴河縣召開了慶功授獎大會，捕獲蘇軍直升機的集體和個人受到了自治區和軍區的通令嘉獎。那架飛機由我方一名駕駛員開到了烏魯木齊，然後被運到了北京。1974年國慶節期間，它和在珍寶島繳獲的那輛蘇式坦克一起，陳列於中國革命博物館，供遊人參觀。
中蘇雙方因為這架直升機的事，發表了許多抗議和聲明，邊境局勢也隨著那些措辭的日益強烈而變得越來越緊張。到1975年下半年，蘇方已在邊境上調集了大量的坦克和裝甲車。值班巡邏的民兵用高倍望遠鏡就可以看見蘇軍雲集邊界的情況。後來，蘇方竟在一天之內連續三次向中方發出照會，最後一次照會的措辭實際上就是戰爭通牒。蘇方說，由此不可避免地引起的一切嚴重後果，由中方承擔。
周總理逝世前幾天，中國作出讓步，先是釋放了三名蘇聯軍人，後又把直升機移交給了蘇聯。
別爾克烏爭議地區鬥爭則是我們每年和邊防戰士一起，強行進入該地區放牧，以向對方宣示主權。毛澤東逝世時，總參命令邊界一線進入「非常時期」，這個說法只在抗美援朝用過，可見局勢緊張非同一般。
那些時期，邊防站的官兵全都剃成了光頭，全都進了戰壕。我們這些兵團的男人和年輕一些的女人全都拿起了衝鋒槍、老式步槍和機槍。我們圍繞著自己住的村子修築了工事，挖了反坦克壕，還準備隨時把防步兵地雷埋在邊界沿線。平時拉車犁地的騾子和馬也成了坐騎，騎著它們晝夜值勤和巡邏。小一點兒的孩子都送到了口內，婦女和老人們則坐在自己的包袱上，隨時準備撤離，一些無法帶走的傢具，則被埋了起來或廉價賣給了游牧的牧民。人們很少說話，甚至狗也很少吠，雞也很少叫了。整個團場都進入了戰爭前夕那種可怕的寂靜中。這樣的狀況一直到80年代初才沒有了。
的確，一個沒有在邊境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