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城因塔爾巴哈台山而得名，清以前叫「塔爾巴哈台城」。早在1864年10月，《中俄勘分西北界約記》在這裡的簽訂，就使它蒙羞受辱。這個條約使沙俄割佔了那片美麗肥沃的，包括巴爾喀什湖、齋桑湖和伊塞克湖及其周圍共四十四萬平方公里的國土。這也使塔城成了西北地區距邊境最近的城市，直線距離僅十一公里，是一座名副其實的邊城。這裡也一度成為中蘇對抗的最前沿，在塔爾巴哈台山和巴爾魯克山之間一馬平川，無險可守，沿邊境行去，蘇軍當年顯示其強大的、盛氣凌人的高高哨樓、鬆土帶、鐵絲網、巡邏路、壕塹碉堡還可看見。蘇聯解體後，它們已經頹廢了，但當年那濃烈的硝煙味兒，似乎還隱隱可以聞到。
自伊犁昭蘇汗騰格里峰下經查布察爾、霍城、溫泉、裕民、塔城直至和布克賽爾、吉木乃、哈巴河、富蘊、青河一線建立起來的邊境農場帶依然如故。幾十年來，我們這些軍墾人就以這種悲壯的方式，以自己的身家性命向那個強大的鄰國宣示著國家的主權和民族的尊嚴，義無反顧地把自己的一切置於與蘇聯對抗的火藥筒上……
我們農九師就誕生於震驚中外的「伊塔事件」之後，是一支在悲壯中誕生並生存下來的勇敢的屯墾部隊之一。
1962年，三年自然災害把國家推入了貧困的境地，中印戰爭尚未結束，中蘇關係迅速惡化……
4月29日，伊犁河谷的春天剛剛到來，塔城和阿勒泰的積雪正在消融。突然，蘇軍扒開邊界上的鐵絲網，用車燈、探照燈、照明彈將豁口照得如同白晝，為外逃中國邊民驅趕牲畜出境指引方向。同時，各地蘇僑協會大批散發蘇僑證，誘騙中國邊民外逃。那本是一個平靜的夜晚，卻被男女老幼的呼喚聲和牲畜的嘶叫聲劃破了。在蘇聯駐伊犁領事館和駐塔城領事館的煽動下，伊塔等地成千上萬的邊民，趕著一群群牛羊和馬匹，帶著所有能帶走的財物，擠滿了通向邊界的每一條道路，惶惶然湧向蘇聯。
數日之內，我國伊塔邊境內縱深數十公里的範圍內便有六萬多人外逃，其中，塔城地區有四萬四千三百一十三人外逃，十室九空，人煙杳然，一片蕭條，滿目瘡痍。來不及帶走的牲畜到處亂竄著，因走不動而留下來的老弱病殘守著零零星星的氈房和土屋，幾聲野狗的吠叫更顯得風聲鶴唳。
我曾看到「伊塔事件」後塔城地委的一份會議紀要，紀要中寫道：「我們專區的現實是：生產組織遭到破壞，經濟受到損失，使我們的生產生活處於最困難的處境，遺留下來的大批土地和牲畜亟待管理，以達到恢複生產。」
邊境告急！新疆告急！
事件發生的第二天，周恩來總理緊急召見了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政委張仲翰，向他下達了指示：毛主席和黨中央非常關心新疆發生的問題。兵團要立即組織一支素質較高的軍墾隊伍，分赴邊境一線承擔維持治安，勸阻邊民外逃的任務。對邊民外逃地區遺留下來的農牧業生產和基層政權工作，實行無代價的代耕、代牧、代管，以期邊民重返家園。同時，沿中蘇邊境建立國營農場帶。
1958年成立的塔（城）額（敏）總場，迅速組建了武裝連隊，進駐塔城和裕民，接管了監獄、銀行、倉庫、商店，承擔了黨政機關的保衛工作。並在邊境沿線設立望所，在四十三個關卡擔負巡邏和警戒任務。
事件發生後不到十天時間裡，兵團從各單位和各墾區抽調的近一萬人的隊伍開始向邊境一線開進。我有幸成為這大軍中的一員。
這是一次悲壯而又激昂的出征。
我們中有翻越過雪山草地的老紅軍，有參加過八年抗戰的老八路，有參加過解放戰爭的老戰士，有「九二五」起義官兵，有支邊青年，最引人注目的是我們這些從湖南、山東、四川、上海等地入伍的女兵，只是我們已從當年的年輕姑娘變成了拖兒攜女的青年母親。
我們已告別過自己的故鄉，這一次又告別了我們剛剛建好的農場、工廠、醫院、街道和學校，又一次告別了我們付出過心血與汗水、辛酸與喜悅、愛與憂傷的土地——我們的第二個故鄉。我們要去的是一個充滿著烽火硝煙、被人拋棄的家園。我們知道自己此行意味著什麼。
就在「伊塔事件」發生的當天下午，我丈夫開完會，下午就坐飛機到了塔城。然後到了裕民縣負責「三代」。我隨後跟隨「三代」大軍，前往邊境。
我1952年元月從長沙入伍，來到新疆後，先在騎兵第八師二十二團工作，然後調到烏魯木齊河管理處。當時我已有三個孩子，丈夫雖然一直在修建烏庫公路的工地上，顧不了家，但在感覺中，生活終於安定下來了。一夜之間，通知我們前往千里之外的一個陌生的地方，內心的確是難以割捨，但邊情就是命令，入伍之際的衛國戍邊夢沒想在已為人妻、已為人母之際實現了，內心很是激動。但我畢竟是一個母親，為了孩子，我渴望和平的生活。此去誰知道會有什麼遭遇呢？
自邊民外逃之後，許多傳聞就傳開了。說什麼「蘇修」把我們這邊的老百姓騙過去之後，就會出兵佔領伊塔地區；還有人說會在那裡施化學毒劑，讓那裡寸草不生，人畜死光；甚至有人說他們要在那裡試驗原子彈，傳來傳去，把硝煙味傳得越來越濃。如果我是一個戰士，或者說我不是母親，我會義無反顧地前往那裡。可我有三個孩子，我和許多前往那裡的女人一樣，內心懷著深深的恐懼。
但我們上路了。六月的北疆的確很美。拖兒帶女的大軍走得很急。日夜兼程地到了塔城，第二天火速趕到了裕民縣。到那裡後，就感到那裡的確需要人。裕民縣原有一萬多人，我們去時，只剩下了不到一千人，縣委只剩下了書記和副書記，巴爾魯克山上的三個鄉因為離邊境線近，跑得一個人不剩，水磨還空轉著，有些氈房裡的牛糞火還飄著余煙，牛羊則跑得滿山遍野都是。有時候，看著山上就十幾隻羊，但上山一趕，就會越趕越多，一天能趕回來成百上千隻。僅一六一團就趕回來了十四萬隻羊和幾千頭牛。
我丈夫帶的是築路工程處十一團值班連，他們全副武裝地到了已沒一絲人煙的巴爾魯克山上，一邊守衛那裡，一邊組建十二團。我也帶著孩子去了……
其實，這裡是一片不宜於農耕的地方。這裡有時九月份就開始降雪，到來年五月份還是銀裝素裹，冰天雪地。有名的老風口就在額敏附近。這一帶風大雪狂，一旦風雪來臨，就有行人被困、人員死傷的事情發生。所以駐在額敏的邊防團專門配備了一個裝甲連，以便在風雪來臨之後去搶險救人。
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在塔爾巴哈台設參贊大臣時，參贊大臣阿桂就借口「雅爾地方向來雪大，而牧場遙遠，近城所有地畝，不敷五百兵丁耕種」，要將雅爾城東遷。乾隆皇帝得知後，大發雷霆，斥責阿桂「於心何安」。但雅爾城終因「其地嚴寒，軍民不堪其苦」，於1766年東遷。新城「每年四月動工，九月雪凝冰凍，即須停做」。修城尚且如此，耕作無疑更加艱難。
我們幾個一起來的婦女，看到這荒山野嶺的，沒有住，沒有燒，沒有吃，就哭著不肯下車，男人們越勸，女人們就哭得越傷心。是啊，從到新疆來已十多年過去了，原以為在戈壁荒漠中開出了良田，節約每一分錢，每一根線，辦起了工廠，常人沒有吃過的苦已吃過了，該吃的苦已吃完了，沒想又到了這樣一個一無所有的地方。
又得開荒，又得燒牛糞，又得住地窩子，已吃過的苦又得吃，已受過的罪還得受，而這裡比原來的地方更為艱苦。更主要是因為孩子，原來受苦受累終於給他們創造了一個成長的環境，到了這裡後，託兒所沒有了，學校沒有了，他們會變成一群小野人。我們包含著複雜情感的哭聲，使男人們也掉下了眼淚。
他們最後也大聲哭泣起來，這些男人的心裡比我們想得更多，他們所肩負的也就更多。
他們一哭，我們就不哭了。我們為自己的哭而愧疚，在這裡，哭是需要的，而更重要的，是一起面對一切困難，重新開始。
我們連的家當是兩口鐵鍋和幾張羊皮，當時還是國家最困難的時候，吃的是混著玉米芯子和葵花芯子的「高產飯」；又住進了地窩子——地下挖幾個坑，篷上幾根干樹枝，蓋上些剛割來的野草，再在裡面鋪上些枯樹葉，打開背包一鋪，就住下了。然後開始開荒，搶種冬麥，還要站崗放哨，一天最低也得工作十五六個小時。兩口鐵鍋，一口做了個木蓋子，蒸「高產飯」窩窩頭，那窩窩頭一百克左右，每人一頓一個。另一口鍋里煮蘿蔔片，沒有油，只有鹽，每人一小勺。黑面和玉米面只有婦女生孩子時才照顧給十幾斤。
當時住的地窩子，即使是地窩子，也不是每戶都有一眼，我們這些有家屬和子女的幹部職工七十二家合住了十一眼，每眼地窩子住六七家人，其實就是一個用布簾隔開的大通鋪。
在創業階段，我們頭腦里幾乎抹去了「房子」的概念，更不去奢望有「房子」住。無論職務高低，大家都住地窩子。我調到烏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