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自己的奮鬥，我在1953年由戰士提為排長。這在當時的女兵中，進步算是很快的。但直到80年代末要退休時，我也只是個副指導員。
反思自己的人生，我知道，如果我不結婚，我不會是現在這個樣子。但無論如何，我為這荒原，為新疆這片土地養育了三個孩子。
我提干不久，也即建軍節那天，營長對我說，鍾排長，我營機槍連有個排長，也是勞模，你們倆挺合適的，排長配排長，勞模配勞模，應該是一個好姻緣。
我在部隊已整整待了兩年，知道營長的話絕不是玩笑，就說，多謝營長的關心，但我現在還不想結婚，即使要結，彼此也得有個起碼的了解。
結了婚再了解也不遲。今天過節，部隊休息，營里剛好要主持一次集體婚禮，時間在下午四點鐘，你去準備一下，那排長我負責通知。
我當時一聽就傻了。
營長見我要說什麼，於是果斷地擺了一下手，大聲說，這件事就這麼定了，你要相信組織，組織上為你考慮的事情不會錯。他說完，就背著手走了。
我……我絕望地說出這個字，就說不出後面的話了。我木樁似的站在那裡，半天才在心裡喊出，我！不！願！意——
但我卻不得不按時到營部去，這是軍隊里的規矩，任何人都得服從，當我到營部時，已有八對新人在等著婚禮的開始。大多為營里的連排幹部，他們神色拘謹、靦腆，顯示出一個農民突然被置身於某個盛大場面時的手足無措和忐忑不安。而新娘子則都冷著臉，低著頭，像在為這種「拉郎配」的產生找到一個自己能接受的答案，所以她們被重重疑惑緊緊地包裹著。那些趕來賀喜的幹部們，則不時地開一些新郎新娘的玩笑，引出一陣嘻嘻哈哈的笑聲。但沒一個新娘在笑，歡樂是局外人的。營長、教導員忙得最歡，他們滿臉綻笑，皺紋舒展，掩飾不住一個辛勞一生的老農民終於為兒子們找到媳婦時的那種喜氣洋洋。
中國共產黨那支以貧苦農民為主的軍隊創造了中國新的歷史，在那個漫長的過程中，也創造了無數軍事史上的奇蹟，但那支軍隊中許多人的意識還是農民的，在基層更是這樣。
在他們的意識中，還沒有愛情這個詞語。婚姻的目的還只是為了繁衍後代、延續香火，所謂的「愛情、自由、人權」等，不過是小資產階級不健康的情調。
我去參加婚禮時，就已下了決心；作為下級，我遵命結婚；作為女人，我按自己的情感處置婚姻。也就是說，我在結婚時就已抱定了要離婚的想法。當然，這種想法是伴著內心的流血產生的。在這個想法產生時，我忍不住內心的痛，跑到一叢紅柳後面，傷心地哭了一場。
婚禮還沒有結束，我就離開了。我一直住在女兵排。沒過幾天，我打了離婚報告。沒想到，離婚比結婚要難上一千倍。我一次又一次地打報告，領導也一次又一次地批示不同意。我絕望得不想活了，真想一死了之。最後，我給在鐵道部工作的哥哥寫了一封信。哥馬上回信勸慰我，說要把我調到北京去，但我拒絕了。我知道，多一個人，對當時的新疆來說，就多一份力量；還有，我要自己在哪裡跌倒，就在哪裡爬起來。我所說的跌倒，就是因為我提出離婚後，領導給我戴上的「看不起革命幹部、勞動模範」的帽子。現在想起來，當時的想法雖然幼稚，卻是真實的。
我堅持要離婚，到1955年，領導終於同意了。當我聽到那個消息時，心情十分複雜。既感到了生活的辛酸，又感到釋去了生命的重負。我沒有想到，會有另外的東西重新加到我的身上。我一直在兵團的最基層生活，下面歷來是最苦的，那也是低素質人的聚集地。不是個人，而是單位，單位罵我是「老破鞋」，罵了很多年，就因為我離過一次婚，他們就這樣罵我。我現在憶及此事，仍傷心欲絕。在全民生活政治化的時代，我作為一個卑微的個體，哪怕是正當的行為，也被視為叛逆，而受到長期的凌辱。
離婚之後，我與新疆八一農學院的農業技術員任自立相愛並結合。在「文革」還沒有開始之前，我的生活是平靜而幸福的。「文革」開始後，丈夫作為「臭老九」，下放到了塔里木。生活的艱苦，勞動的繁重，加之思想上承受的壓力，丈夫病倒了，一病就是十五年，直到八三年去世。
丈夫生病時，三個孩子中最大的九歲，最小的才幾個月。生活的重擔和來自政治運動的衝擊，全靠我一人承受。世界上所有的苦我都能夠承受，唯一不能承受的就是政治運動中非人的折磨和無處不在的歧視。那種絕望來自我生命的最深處，所以常常把我推到徹底的絕望跟前。
有一次，要我去陪斗。丈夫當時正病重，要送醫院，我求來人能否讓我把病人送到醫院後再去。來人毫不留情地拒絕了我。無奈之下，我只好讓十一歲的兒子送他父親到醫院。批鬥會開完之後，我去接在醫院陪丈夫的兒子。
夜晚黑得很，陪鬥了一天的我覺得腳步發飄，怎麼也踩不實。
媽媽，你咋了？在前面帶路的兒子問道。
兒子的問，使我更加難過，我忍不住哭了起來。
媽媽，你哭啥？
我哽咽著說，兒子，媽哭什麼，你……你以後……會明白的……
媽，我知道你哭什麼，你是擔心爸爸病重，你怎麼養活我們。你不用擔心，再過兩年，我初中畢業了，就可以種地，養活你和弟弟妹妹。你不要哭，哭壞了身體，我們三個孩子怎麼辦？
聽了兒子的話，我抱著自己的兒子，哭得更加傷心。從塔克拉瑪干吹來的漠風掠過黑暗中楊樹的樹梢，「刷刷拉拉」響成一片。這聲音把我的哭聲襯托出來，被風帶著，傳得很遠。
孩子，你一定要讀書，只有有知識的人在以後才能知道媽媽的哭。
「文革」結束之後，我從塔里木回來了，但一個女人，帶著一個病號，三個孩子，原單位不要，任何單位都不願要。全家人像一個皮球似的，被人從一個單位踢到另一個單位，從一片綠洲踢到另一片綠洲。面對這種境況，我欲哭無淚。但因為政治上已經平反，我對這種人世的冷暖已不在乎。
我那時已能夠蔑視它們。我也相信，只要新疆這塊大地存在，就有我的立足之地。
現在，我已能坦然面對過去的一切。雖然我付出了很大的代價，但我認為那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