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崔曼瓊是一起入伍的。我當時出來當兵的目的，就是想減輕家裡的負擔。因為我當時考上了初中，卻沒有錢讀了。崔曼瓊是寧鄉人，她家住在湘潭，她父親在雜貨店當夥計。因為她是獨生女，日子還勉強過得去。她考上兵後，回家去拿被子，怕父母不放人，就說自己在長沙找了個工作，她父母就放心地讓她走了。
她在湘潭有個對象，已經訂婚了。她對象的父親是國民黨軍隊的一個旅長，解放時被鎮壓了。雖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但訂了婚的，還是不能反悔。她走時給對象留了一封信。她對象得信後就與她父親追到了長沙，要接她回去。她當時因是獨生女入伍，說她思想進步，還作了報告，是「先進分子」了，所以她父親不可能把她接回去。
崔曼瓊說，我軍裝都穿上了，怎麼能脫下來呢？
她父親說，我就你一個女兒，你怎麼能離開我們呢？你媽已哭了三天三夜，眼睛都哭腫了，你就可憐可憐你媽，跟我回去吧！
崔曼瓊說，不管怎樣，我要去參加革命，去保衛邊疆，去追求自己的理想。過去說好男兒志在四方，現在是好兒女志在四方。你回去勸勸媽媽，讓她不要傷心，我到了部隊，會經常給她寫信的。
她父親只好流著淚走了。
我們是4月2日離開的湖南，到西安後，就有人在講婚姻問題，說什麼配對呀之類的話，但我並沒有在意。我和崔曼瓊當時想的都是進工廠。
一路的荒涼別人都已講過，我就不說了。到了哈密，就有一部分人留了下來。我們當時也擔心留在那裡。我對崔曼瓊說，如果讓我們留下，我們一定不答應，因為前面還有更大的城市呢！其實，當時的迪化比哈密大不了多少，破破爛爛的，一片蕭條，但總比綏來強得多。「一座城，兩條街，三家店鋪，四戶人」就是它的真實寫照，南方再窮困的鄉鎮也跟它差不了多少。我分到了二十六師政治部宣教科，任青年實習幹事，負責團委的工作，崔曼瓊則到了石河子二十二兵團直屬機關政治處宣教股。我們當時都很高興，原只想來當個工人的，不想都進了機關。同來的好多老鄉都去了團里、營里開荒種地，與她們相比，我們吃的苦少多了，感到十分幸運。
其實，我們倆都已被人家看上了，所以才留下來的。
那時候，他們挑我們，家庭出身和人才是最重要的，其次才是文化程度。然後就一層層被人挑選，當了別人的預備對象。我和崔曼瓊的出身都挺好的，所以才留在了機關。
我們到達烏魯木齊已是六月初，到二十二兵團政治部學習一個半月後分到二十六師，當時已快八月份了，但是我十月份就與成皓生結了婚。
我到宣教科不久，成皓生就調到位於烏拉烏蘇的十七團當政治處主任了。我們總共沒說上十句話。
我記得那是結婚的前一天，新上任的宣教科科長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對我說，文匯涓，有一項工作需要你去十七團一趟。
是什麼工作呀？
你到了後，團里會給你安排的。
我到機關後，還沒有到下面的部隊去過，聽了他的話，就十分高興地同意了。
從綏來到烏拉烏蘇有一百多公里路，我坐著一輛「六根棍」的馬車，與師部的幾個人一同出發了，到處都是一望無際的、有待開發的荒原。很難見到一個村莊。搖搖晃晃地走了兩天，我終於到達了目的地。
除了勞動的人，那裡什麼也沒有。我被直接帶到了一間地窩子里。那是墊了木板，築有土牆的地窩子，屬「豪華地窩子」一類。我到那裡後，沒有任何人給我安排任何工作。我坐了一會兒，就坐不住了。我以為團里忙，把我給忘了，就主動去找他們。他們見了我，都笑嘻嘻的，神情也怪怪的，說讓我先好好休息，到時自然會給我安排工作的。
我就到處瞎轉著玩。
當天晚上，團政治處主任和他的幾個幹事擁了進來，撒了一點喜糖，一人倒了一杯白開水，就開始祝賀我與那主任喜結連理，白頭偕老。
我一下就迷糊了，然後變得十分生氣。我氣憤地說，你們怎麼能開這樣的玩笑！
他們聽後，反倒哈哈大笑起來。宣教股股長說，小文，你現在該知道你到十七團來的工作任務是什麼了吧？他說完，當即宣讀了結婚報告，當我聽到「同意成皓生與文匯涓結為夫妻」時，我感到這一切太荒唐了。
我覺得自己的臉都氣白了，我問，成皓生是誰？
他們把政治處主任推到我跟前，說，他就是成主任，他原來是師宣教科科長，你到師部不久，他才調到十七團的，你應該認識。
我原來只知他曾是「科長」、「主任」，現在我才第一次知道他的名字叫成皓生。
我當即就哭了。我說我不同意，你們連我的意見都沒有徵求！
這是革命的需要，這也是命令，你是軍人，一定知道命令對於軍人意味著什麼！宣教股長口氣生硬地對我說。
我不知道該說什麼了。我只知道哭。這裡對於我來說，一下變得十分陌生。我覺得自己太孤單了。
成皓生是河北人，1938年參加八路軍，比我大十歲，是「解放華北人民功臣」、「解放西北人民功臣」紀念章獲得者。結婚之後，他告訴我，他是有意把我留在機關的，他從我檔案中知道我家庭出身是工人，家庭背景也不複雜。當時在部隊除了老紅軍，就是八路軍了，他資格算老的，所以可以隨便挑一個自己看中的女兵結婚。
一切都是如此突然，一切都顯得不可思議。我連一點思想準備也沒有，我對他當時也沒有任何感情。可我有什麼辦法呢？我只能在內心裡祈禱他是一個好人，能對我好，能給予我幸福。
我們幾乎是從宣布結婚的那一刻才認識的，然後我們慢慢了解，在一種已被命定的關係下開始戀愛，開始培養感情。雖然從我們一同入伍的女兵身上，我知道這做起來很難，絕大多數人都沒有成功，但我仍然盡量去做。因為不管怎樣，他已是我一生一世不得不共同生活的人呀！
——我們那時可能是受傳統思想的影響，很少想到過「離婚」這個詞，要麼是去適應和順應對方，要麼就是默默地忍受。我是有幸的。因為他的確很愛我，我們的感情慢慢培養起來了。
後來通過一起生活，我也認為他也值得我喜歡。他為人坦率，對人和藹，喜歡學習，對工作認真負責，身上的確有一種老八路的風範。他當兵前文化水平很低，到了延安就開始學習，他到新疆的財富就是一摞子學習筆記。這一點給我留下的印象尤其深刻。
那時候真是單純，也可以說是傻呀，到五三年了，因為原來說服役三年後，就可以回湖南了，我就跟丈夫說想回湖南去。丈夫只是笑，笑完了就說，是誰把你們從湖南接來的，你就去問問他你能不能回去。
他是跟我開玩笑，不想我真去問了。我找到那位徵兵的幹部，說，我們入伍三年已滿了，你說滿三年後讓我們回湖南，怎麼沒人提起呀？
他一聽就笑了，說，不是要讓你「安下心，紮下根，長期建設新新疆」嘛，怎麼能回去呢？何況，你現在已有娃娃了，娃娃就是你的根，就像一棵樹，不能輕易挪動了。你們湖南的左宗棠當年就是因為沒讓屯墾大軍紮下根，所以才導致雄心勃勃的屯墾大業「一代而終」，我們不能這樣。所以你還得在這裡待下去。
聽了他的話，我不再說什麼了。心想，真應了那句順口溜了：結了婚，安下心，生了娃娃紮下根。
1954年前，我們還一直住在地窩子里，那時我們已有一兒一女，兒女倆都生在地窩子里，長在地窩子里，直到成皓生任十七團副政委，我們才搬進了房子里。那房子就一間，半邊辦公，半邊住人。即使這樣一間房子，也令許多人羨慕不已。人畢竟幾千年前就住在房子里了，所以總覺得房子才是人住的地方，住在那裡面心情要順暢得多。
1955年，成皓生調任師政治部主任，當時我們用一架馬車就搬了家，就兩個背包，兩個孩子。
那時候是真正的人人平等，他是幹部，但挖地照樣挖，拉犁照樣拉。我也沒任何特殊的，和其他婦女一樣，白天勞動，晚上做軍鞋，我那時一晚上可納兩雙鞋底，能上三雙鞋幫。我們前三年同樣沒有工資，錢扣下搞建設了。二十萬大軍，一人少發一頂帽子辦了八一糖廠，有一年少發了一套軍衣建了十月拖拉機修配廠。誰也沒有怨言，只覺得自豪，因為覺得自己為新疆作貢獻了。
但我沒有想到的是，他當年就得了腎炎。第二年住進了軍區醫院，1957年轉往北京三○一醫院治療，張仲翰政委專門請了一位日本的腎病專家來給他診治，那專家說即使照顧得十分的好，最多也只能活八年。
我聽後，心一下子就碎了。
從此以後，我的工作就是熬藥、煎藥，煎藥、熬藥，還得照顧三個孩子。里里外外全是我一個人，我常常十天半月沒梳過一次頭髮，每天就是用帽子把頭髮一攏了事。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