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四個人都是剛到新疆不久就犧牲了，她們走了那麼長的路，好不容易到了這裡，沒想到馬上就踏上了另一條道路。
她們都是犧牲在我身邊的。
王麗麗得的是傷寒，湯佑芳是肺結核，一個叫李麗華，還有一個叫陸梅的，也都是肺結核，她們一次吐血就吐一盆子，當時什麼葯都沒有，要是有氯黴素和青黴素，她們就會活著。但當時的條件太艱苦了……
雖然時光已流逝了五十年，我想起她們時，仍覺得自己的心像刀割一樣難受。是的，死去的就死去了。活著的，誰能不被往事觸痛呢？
我原來是沒有想到要學醫的，正是她們的犧牲，堅定了我治病救人的決心。現在，我可以毫無愧意地說，在石河子，乃至整個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我都是有名的外科醫生之一。我成功救治危重病人的消息不時刊登在新疆和兵團的報紙上。
早在1969年，我就在莫索灣的一個團場醫院成功地為周燦忠進行了斷手再植，那裡的條件非常有限，有人認為能在那樣的條件下使手術成功，的確是個奇蹟。我退休時，石河子人民醫院送給我的寫在退休匾上的文字很好地概括了我的一生：
手術台上針針線線浸透慈母心血
無影燈下日日夜夜度過外科生涯
我是個十分細心的人，我至今還保存著我入伍以來的許多證件和資料。諸如應聘證、試卷、初中課本、畢業證書、立功喜報，中國人民解放軍胸章、帽徽，甚至包括長寬兩寸的紙片做的拾棉「百斤能手章」——我當年曾連續創造拾棉花百斤以上的紀錄數十次，最高的一天拾棉花一百四十七斤；我還保存著當年進疆路上的歌詞，在護士學校寫的《和平日記》，以及斷手再植成功後在會上的發言。這些東西雖然沾滿了時間的塵埃，但滲透著那些年代不可磨滅的痕迹。我現在還能背誦當年為工人周燦忠接活斷手後的事迹報告材料，題目是《用毛澤東思想指揮我們戰鬥》——開頭是毛主席語錄，「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救死扶傷，實行革命的人道主義」，「人類總得不斷總結經驗，有所發現，有所發明，有所創造，有所前進」。然後是正文：
毛澤東思想的春風吹遍五湖四海，毛澤東思想的凱歌響徹祖國大地。在我們的偉大的祖國，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革命人民，每時每刻都在創造著人間奇蹟。我院革命的醫務人員在上級黨委、院黨支部的領導下，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發揚了敢想敢幹的革命精神，克服了條件差，技術水平低等困難，勇於擔風險，敢於走前人沒有走過的道路，帶著深厚的無產階級感情，成功地為工人周燦忠同志接活了斷手，為我院用毛澤東思想統帥醫療技術革命提供了新的經驗。遵照偉大領袖毛主席「需要把我們工作中的主要經驗，包括成功的經驗和錯誤的經驗，加以總結，使那些有益的經驗得到推廣，而從那些錯誤的經驗中取得教訓」的教導，現把我們為工人周燦忠同志接活了斷手的情況作一彙報……
這些材料在今天看來，其文風無疑顯得幽默而又滑稽，但當年，我在宣讀那每一句話時，都是認真而又充滿激情的——每個字都字正腔圓，每句話都感情充沛。而每一個聽眾，也是嚴肅而又仔細地聽著每一句話。這是一種革命心態。
我當兵之前，在長沙市一中讀初中，我家離招聘團駐地上營盤街很近，我原本是要去考湖南人民革命大學的。嬸嬸告訴我，附近就有招兵的，何必捨近求遠。我就到了附近的新疆軍區招聘團，三天後，結果出來了，3月8日參加完「三八」婦女遊行，第二天就唱著那首剛剛學會的《前進，青年同志們》的歌，踏上了征途——
前進，前進，青年同志們，獻出我們的力量來建設祖國的邊疆，新疆的人民在等待我們，堅決、大膽、勇敢向前進，越過平原，翻過山嶺，向前進……
我到新疆後，分到了二軍六師，當時規定，所有的女兵在第一年都要參加開荒和秋收。雖然我和劉格翠因有些文化被留在了衛生部當護士，但主要是參加生產勞動。
我和劉格翠與四個原國民黨軍官太太住一個地窩子，她們老頭在勞改，自己也在幹活，老說怪話，什麼你們過來是給人家當老婆的啦，什麼你們是妖精，怎麼不去野那些當兵的，和他們談情說愛啦。因為我們剛去，不敢吭聲，更不敢得罪她們，後來就想她們也是可憐，原是官太太，衣來伸手，飯來張口，現在淪為干苦活的，心裡肯定不是滋味，乾脆就讓她們說好了。
那年幹活一直干到十二月份，吃的是鹽水煮苞谷，想吃肉的話就挖個大坑捕野豬，那玩意兒原來很多，但我們開荒的一去，就跑得沒影了，難得逮住一頭。
由於水土不服，我整天拉肚子，拉得一塌糊塗。走到地的這一頭拉到這一頭，走到地的那一頭拉到那一頭，最後拉得都沒人形了，還要堅持勞動。
勞動結束後，我到師醫院護訓班，學習了三個月，就分到了師醫院當護士。不久，我的四個老鄉就犧牲在了我的身邊。
那個冬天南疆特別冷，天空都凍成了青紫的顏色，大地一片蒼灰，開都河的水全部結成了冰，像一條凍僵的大蛇，躺在蒼茫的天地之間。遠處的天山毫無生氣地橫亘著，凍得像在發抖，大地斑斑駁駁，顯得十分蕭條和凄涼。
對於我來說，那也是個真正的「黑色禮拜」，她們四人都是在一周內先後去世的。雖然是輪流值班，但我在那一周里基本沒有休息。我也不能休息，覺得她們遠離親人，剛剛來到新疆，就染上了疾病，卧床不起，作為一名護士，作為老鄉，我應當照顧她們，使她們儘可能多地感受到最後這一點人世的溫暖。
部隊剛進新疆的前三年是最為艱苦的，所有的經費都拿來搞新疆的開發建設了，所以前三年沒有給我們發津貼——女兵們連衛生費都沒有。我們是真正的、百分之百的無產階級。
當時，四位老鄉都想吃湖南飯，可在那個地方，除了鹽水煮麥子，鹽水煮苞谷外，很難吃到大米。我沒法滿足她們的願望。即使有這些東西，我也沒有錢買。有一天，王麗麗可能是覺得自己不行了，就讓我把她身上的毛衣脫下來，幫她賣掉，然後買點好吃的；湯佑芳見了，也讓我把她從老家帶來的一雙雨鞋也帶上一塊兒賣了。
我怎麼也不忍心。我知道，那是她們身上唯一能值點錢的東西，但我有什麼辦法呢？我沒有錢給她們買吃的東西。我含著眼淚把東西接過來了，我一心想賣個好一點的價錢，所以一趟一趟地在街上轉。但最後也只賣了十四塊新疆幣，雖是縣城，卻沒有什麼東西買，吃的東西更是稀缺。何況，那點錢換成人民幣，也就相當於一元多錢，根本買不了什麼東西。把整個縣城轉完了，也就一點當地的土特產，我就買了點葡萄乾、杏干、核桃和紅棗。
當時醫院住的是老鄉的房子，不能讓人死在人家的房子里，這是當地的風俗習慣，要尊重。那人要死了怎麼辦呢？部隊就在離老鄉房子一公里遠的地方搭了個帳篷，把她們都抬到那裡去。那裡沒有其他人，就四個不久於人世的病人，其他護士因為害怕，晚上都不敢去守護，我就對醫院領導說，夜班都由我值。
每天晚上，我都提著一個小馬燈，去守護她們。後來回想起來都渾身發抖，卻不知道當時為什麼一點都不害怕。帳篷太小了，只有兩張床那麼寬。當時也沒床，就是在土檯子上鋪了些芨芨草和蘆葦，一共兩個土檯子，每個土檯子上躺兩個人。
有天晚上，王麗麗把我叫到跟前，用很微弱而平靜的聲音對我說，陶勇，謝謝你照顧我！
我預感到她可能不行了，我傷心極了，但我強忍著，因為我害怕影響其他三位病人的情緒。我就故作輕鬆地說，這是我應該做的，你不要客氣了。
她說，我想念湖南老家，想念我媽。她流著淚，過了好半天，又接著說，可我回不去了，見不到了，我妹妹王婷婷也在六師，請你一定要答應我，讓她先不要跟父母說，我這麼年輕就死了，父母一定受不了的。
我再也忍不住自己的眼淚，我流著淚，點了點頭。
還有，就是請轉告部隊的首長，他們花了那麼多代價把我接到這裡來，可我還沒作什麼貢獻就走了，真對不起呀！她斷斷續續地說完，呻吟了一陣，還想著不把床弄髒，把身子挪到床沿外，吐了一大攤血，就停止了呼吸。
我內心的悲痛可想而知，我覺得自己都快崩潰了。為了不影響其他三個病號，我衝出帳篷，對著黑黝黝的夜晚失聲痛哭起來。
哭完後，我回去把血收拾了，然後為王麗麗擦拭身體。正擦拭著，湯佑芳又「哇哇」地吐開了血，也是一攤血，吐完後，她已經不行了。我過去問她有沒有話要說的，她用那雙美麗的、已變得黯淡的眼神看了我一眼。她的嘴動了動，卻沒有聲音了。我把耳朵湊到她的嘴邊，只聽見她用細若蚊蚋的聲音，斷斷續續地讓我不要告訴她家人。過了一會兒，好像真是迴光返照似的，她用很清楚的聲音說道，陶勇，這下可以回老家了，可以見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