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越往南走，能找到的湖南女兵就越少。在我們農三師的史志上，記載了近三十名湖南女兵的名字，以及她們工作的單位、入伍年月。但你去尋找她們時，已很難找到了。她們老了，已經退休，要麼已經去世，要麼搬到了其他地方居住，要麼是沒人知道她們的下落了。我還發現，越往艱苦的地方，她們早逝的比率也就越高。我根據史志上提供的線索，去年曾經去喀什第三運輸公司尋找1950年初入伍的廖靜、賴曉霞和1952年3月入伍的陶愛蘭，沒想她們都已去世了。
我可能永遠不能忘記去尋找她們的情形。五月的喀什已有些悶熱。我在三運司的家屬院里見人就問，你知道廖靜家嗎？
人們搖搖頭。
那麼，賴曉霞、陶愛蘭兩人的家呢？
人家也說不認識。
我就覺得奇怪，這單位就百十號人，怎麼連她們都不知道呢？我不死心，就說，她們是湖南女兵，解放初到新疆來的，湖南人，湖南口音，你們再想一想。
那是猴年馬月的事了，誰還能記得。
我仍不死心。我問看門人。看門人讓我去問老頭老太太，說或許他們知道。我一邊等著有老人經過，一邊確信會找到她們。因為她們當時不過六十七八歲，應該健在人世。但我最後失望了。我問了好幾位老人，他們都說她們早就去世了。
我當時仍不相信，第二天又去了三運司，經過多方尋訪，不得不確認她們的確已不在人世。至於她們是多久去世的，因為什麼原因去世的，人們莫衷一是。人們已經遺忘了她們。
所以，據我所知，周台群和我是仍然生活在喀什的兩名湖南女兵。周台群在農三師醫院工作，現已退休。她是湖南益陽人，十四歲入伍。她對自己的經歷不願說得太多。我只知道她入伍後就分到了國防十二團，不久就到團衛生隊學護士，然後參加修建烏（魯木齊）庫（車）公路，到十三間房修蘭新鐵路。以後又到工二師、工三師工作，1966年從烏魯木齊調到喀什後，就一直紮根於此。她對我說，她寧願讓那一切留在自己的記憶中，無論是幸，還是不幸；無論是歡樂，還是痛苦。
我的丈夫尹樹德也是湖南人，桃江籍。我們解放前都是小學教師。解放後，尹樹德到鎮工會工作，我仍舊教書。我是因為尹樹德才來到新疆的，或者說，尹樹德的進疆使我的從軍夢終於實現了，雖然那時我們已有兩個孩子。
每個時代都有每個時代的時尚，那時候的時尚就是當兵。也可以說，它成了很多年輕人的理想，或入朝作戰，或戍守邊疆，在當時是最崇高的追求。那時候，來招兵的也多，一批一批的，好多小夥子姑娘都去了。
尹樹德當時已二十八歲了，又是一個孩子的父親——還有一個在我肚子里懷著，不久就要出生，他以為參軍沒指望了，也就不去想；但看著人家穿上軍裝，神氣地走了，還是非常羨慕。沒想到，他終於等到了一個機會。他因為在鎮公所工作，消息比較靈通，聽說要招一批財經幹部，只要有工作經驗，年齡大一點也沒關係。他跟單位請了假，說家裡有事，連我都沒有告訴，就搭車去了長沙。經過考試，他被錄取了。他讓人帶回自己的衣服和信，就上了火車往新疆去了。他就這樣，為了當兵，把我和孩子扔下就走了。
我抱著他捎回來的衣服和信，心裡既高興，又難過，高興的是，愛人能當兵走，是一件光榮的事；難過的是，他走了，自己該怎麼辦？當時大的孩子才三歲，肚子里的孩子馬上就要出生。兩人天各一方，連個照應也沒有。但我當時隱隱感覺，或許自己也會到新疆去。
湖南人的血脈中天生流淌著為新事物冒險的血液。我雖有安定的工作，已經二十四歲，身為孩子的母親，但我1950年在教師學習班學習時聽說女人可以當兵，就想棄教從戎。當時，自然是想到朝鮮去。但入朝作戰招的絕大多數是精壯小夥子，像我這種文弱的小學教師自然進不去。不久，就聽到了新疆招收女兵的消息。我當時就和丈夫想著一起去應徵。雖然親友們一聽說新疆就害怕，雖然聽說我們要去當兵就覺得可笑，但我們還是要去鎮上報名。尹樹德跟工會講了，工會不讓他走。工會主席對他說：「新疆需要你，我這裡也需要你，新疆要建設，湖南也得建設。」在那樣一個小鎮上，尹樹德作為高中畢業生，在當時的確算是一個人才。他雖然在工會工作，但鎮上寫寫畫畫的東西他都在干，所以，他就打消了那個念頭。男的不去，女的把孩子丟下去當兵，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也死了心，不再去做那個夢。
從尹樹德的來信得知，自從他踏上征途後，就思念起我和孩子來了。特別是想起我不但要帶那三歲的孩子，還身懷六甲，沒人照顧，自己卻拋妻別子，一走了之，心裡感到十分過意不去。於是，他就去向招兵的幹部打聽，問能否帶自己的親人同到新疆。那人說可以，現在新疆就是需要人，多一個人就多一份力量。你到部隊後，就可以辦理。他的內心這才安定了一些，到西安後，就趕緊把這一消息告訴了我。遺憾的是，那封信我沒有收到。
尹樹德1951年5月到達迪化，分到軍直合作社當會計。工作安定下來後，他就寫信給我，讓我把孩子帶上，到新疆來，並告訴我路費可以報銷，到西安後有辦事處負責接待。我收到信後，自然十分高興。但鄉鄰親友都認為我瘋了。他們幾乎說著同樣的話——你知道新疆有多遠嗎？近萬里路呢，你挺著個大肚子，帶著個孩子，想找死去呀！再說學校也不放我。我只得給丈夫寫信。於是，尹樹德找到軍區幹部部，幹部部給我出了調函，我收到調函時，心裡才踏實了。當時，孩子已出生三個月了。
學校見了調函，不再阻攔。親友見是軍區要調我，再不敢說什麼。任由我背著一個包袱，領一個孩子，懷裡抱著一個孩子，搭上了去長沙的車。
我只覺得我遂願了。我一遍遍地念叨著新疆，新疆！我義無反顧，不知道什麼叫害怕，也不知道什麼叫遙遠。在這之前，我只在參加教師學習班時去過縣城。長沙都屬於夢想中的城市，在心目中都是很遠的地方。我知道新疆要遠得多，但我想，既然尹樹德和其他女兵能去，我也一定能走到。
當我在火車上說自己是去新疆時，人們無不瞪大了眼睛，看著我，再看看我的兩個孩子，然後用複雜的眼光打量我，那些眼光既有不相信的，也有覺得不可思議的，還有以為我是在說瘋話的。有些人甚至冷嘲熱諷，喲，你咋不說你要去朝鮮打美帝呀，背一個孩子，抱上一個，再端上槍去衝鋒，那不比到新疆帶勁兒多了。有些相信我去新疆的人則勸我說，到西安就沒火車了，四五千里路都坐汽車，過了蘭州，上千里沒個人煙兒，你帶著這麼小的孩子，你這個當母親的，不是存心要折騰死他們嗎？不管別人怎麼說，我都只有一句話，我一定要去，我決不會走回頭路的。既然他們都能去，我也一定能去的。
但我還是有些擔心。因為旅途的勞累，我到了長沙後，自己就沒有奶水了。那時火車上的條件很差，也買不到什麼可供孩子吃的東西。我只有把自己帶的發糕用開水泡開後，給孩子餵了充饑。到了西安，找到新疆軍區駐西安辦事處，給孩子發了奶費，我給孩子買了些奶粉。不想奶粉已經變質，孩子吃後就拉肚子。由於水土不服，我也病了。我到西安的第三天，就隨車隊出發了。臨走時，辦事處的人勸我留下，等孩子和自己的病好了再走。我說沒事兒，都是小病，挺一挺就過去了。
我們的車隊共有五十輛車，有三十多輛是拉湖南女兵的，有十多輛是接我們這一類部隊親屬的。有白髮蒼蒼的母親，有中年婦女，有小媳婦，也有孩子。各地的口音都有。車下面拉的水泥，水泥上墊著我們的背包，背包上坐著我們。一個車上坐四十多人，擠得腿都伸不開。我當時病得想躺一躺都沒辦法。車不到預定的地點，一般不停，我們小便都只能在車上，先拉在盆子里，然後再倒掉。
我的孩子到蘭州後，還在拉肚子。人瘦得只剩下了一把骨頭。那個年幼的生命畢竟才四個月呀。孩子看上去已經不行了，我也顯得十分虛弱。只有那個大一點的孩子沒什麼問題，但他什麼事也不懂。帶隊的幹部對我說，看來你得留下，你必須在蘭州和孩子一起看病，待病好後再走。
我雖然是個教師，但見的世面少，怕一旦留下來，就再不讓往前走了，就說，同志，我一個人留在這裡怎麼辦？
沒什麼問題，食宿有部隊負責，你治好病後，後面的車隊會把你和你的孩子送到你愛人身邊。
我還是不放心，就問道，這裡到迪化還要走多久？
最快也得一個月時間。
那多久還有車隊？
這誰也說不準。
那我得跟大家一起走。我在這裡不認識一個人。我去給孩子弄點葯吃了就會好的。我自己沒什麼問題，能挺到新疆的。
孩子吃了葯後，病情有所好轉。我重新去買了奶粉，又跟著部隊上路了。
但孩子的生命還是太